【大紀元2026年08月14日訊】8月12日，前中共總理朱鎔基在北京去世，引發全網關注。
朱鎔基生前以雷厲風行的施政作風著稱，對腐敗更是恨之入骨。據《聯合早報》報導，他1998年曾在一次反腐會議上說：「反腐敗就是要先打老虎後打狼，對老虎決不姑息手軟。我這裡準備了100口棺材，99口留給貪官，一口留給我自己。」言下之意，我不怕死，我用我的政治生命甚至生命，跟貪官拼到底。
1998年3月，剛當選總理的朱鎔基還在記者會上說：「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朱鎔基他確實在反腐敗上下了一番大力氣，做了一連串大動作。如查辦高級官員、嚴懲貪污受賄，強化審計署、推動審計公開，減少行政審批和政府部門的尋租空間，治理「三亂」和政府部門亂收費，加強政府官員廉潔自律和政風建設，查處金融、證券市場中的違法犯罪等。
但結果呢？
到朱鎔基任期結束時，腐敗不但沒有減輕，更沒有被鏟除，反而變本加厲，越演越烈。換句話說，朱鎔基的反腐敗到頭來淪為了一幕徹頭徹尾的悲劇。
之所以如此，我認為原因不在於朱鎔基反腐敗的決心不夠大，也不在於他反腐敗的力度不夠大，而在於他沒有清除產生腐敗的制度根源——共產黨的一黨專政。
在一黨專政的極權制度下，中共不但壟斷了整個社會的所有權力和資源，而且不受任何人的制約和監督，必然產生這樣的腐敗鏈條：權力集中—>權力擁有大量尋租資源—>權力缺乏獨立監督—>腐敗收益遠高於腐敗風險—>腐敗不斷再生產。
試想，當官員們知道權力可以決定資源配置，審批權可以產生巨大的尋租空間，自己的升遷取決於領導的意志，新聞媒體不能獨立調查政府，法院不能真正獨立於政治權力，官員財產不能充分公開，民眾不能通過選舉把腐敗政府趕下台，監督機構本身又處於同一個權力體系之內時，他們可能不腐敗嗎？絕對不可能。即使朱鎔基今天殺掉100個貪官，明天仍然會產生100個新的尋租者。
當然，朱鎔基也不是沒有制度改革意識，但他的改革充其量只局限於經濟體制和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而沒有觸及政治權力的最終來源和政治權力的外部監督機制。
可以說朱鎔基是一個非常典型的經濟改革派，而不是政治民主改革派。他相信把經濟搞活—>建立市場經濟—>改革政府—>整頓官僚機構—>建立規則—>國家就會逐漸走向良性運行。因此他可以非常猛烈地改革國企、金融、財稅、房地產、行政審批、政府機構、對外開放，但是到了誰來監督掌握這些權力的人這個最核心的問題這裡，他就戛然止步了。
因此出現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歷史悖論：朱鎔基在經濟領域進行了大量「去權力尋租化」的改革，但政治權力本身仍然處於高度集中的狀態。於是，舊的尋租空間減少了，新的尋租空間又產生。例如市場化以後，權力尋租並沒有消失，而是從過去的計劃指標、物資、價格、國企，逐漸轉移到土地、金融、房地產、工程項目、企業產權、行政審批、資本市場……也就是說，腐敗並沒有因為市場化自動消失，而只是發生了形態轉換。
所以說到底，朱鎔基的反腐只是一種個人英雄主義式的「人治」反腐，而不是現代制度意義上的「制度反腐」。他雖然敢「打老虎」，卻沒有建立一個能夠持續「打老虎」的制度，他雖然敢殺貪官，卻沒有消滅產生貪官的權力尋租機制。
朱鎔基的反腐悲劇最終證明了一點：一個廉潔而強勢的政治人物能夠在腐敗體制中取得局部勝利，但他的廉潔和強勢卻不足以改變整個腐敗體制。朱鎔基真正需要準備的，並不是100口棺材，而是一套即使沒有他，也能夠讓權力受到約束的制度。
這是朱鎔基留給中國政治最值得深思的遺產之一。
責任編輯：金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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