庫蘭切克:中國的經濟騰飛是幻象嗎?

庫蘭切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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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紀元1月20日訊】几乎所有我在中國遇到的外商--甚至那些公司已在中國賠了好几百万美元的外商--全都告訴我中國終將成為他們最重要的市場。《商務周刊》和《富布斯》一類刊物成篇累牘地刊登關于中國經濟發展奇跡的文章。网絡上的搜索顯示,美國報紙已經刊登過數千則這樣的報道了。

可是如果他們都錯了呢?仔細觀察中國經濟就會發現,和商務媒體的描繪比起來,情況遠沒有那么美妙。中國的成長率極大地夸大了,主要是由于虛報數字和大規模的赤字運行。不管是外資企業還是國內的企業,凡是以中國國內為銷售市場的,沒有一個不是拼命才能維持帳面平衡。中國經濟受挫于持續的通貨緊縮和几乎不起作用的銀行系統。”外商為自己造出連鎖效應,”一位關于中國汽車工業的專家說。”他們說服自己一定要到中國來,以免讓競爭者把机會搶走,然后就忽略了基本的經濟指標。”換句話說,中國經濟的奇跡在很大程度上是骨牌搭起的房子,一旦倒塌,后果不堪設想。

中國作為迅速蘇醒之經濟巨人的名聲确實有一定事實基礎。過去二十年中,中國經濟進步令人印象深刻。1987年,鄧小平開始經濟開放政策時,中國還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今天的上海生机勃勃,有几十家歐洲時裝公司的分店。与此同時,北京則獨具特色地在紫禁城里開了星巴克。中國的東南沿海已成為低投入加工產業的動力中心。中國的中產階級大約占全國人口的不足百分之十,其可消費收入已有高速的增長;城市的年度可消費收入已從1978年大約平均每戶340元人民幣(41美元)增長到2000年的几乎6,300元人民幣(761美元)。

不過,中國只是在經濟上邁出了積極的步伐,并沒有革命性的躍進。中國政府聲稱,在過去二十年中,中國經濟保持了每年7-10%的增長率。然而,除了出口工業以外--那是中國經濟的亮點,但只占GDP的20%--當局的數字卻湊不到一起去。湯馬斯溼僑粥簻O匹茨堡大學開拓性的經濟學家,他注意到在過去的五年里--按理說是極高速的增長期--中國遭受到通貨緊縮、失業率上漲、以及能源使用的下降,這些趨勢通常標志著低增長,要不就是進入蕭條期。以能源使用的下降為例:中國以煤為主的工業向來不以節省著稱--在工業城市烏魯木齊的夏日,我都難以看清街對面的建筑--因此,說中國在高速增長的同時使用著更少的能源几乎是不可能的。查看能源資料、獨立編匯的GDP數字、以及其他統計資料,羅斯基得出結論,1998到2001年間,中國有大約4%的增長速度,并非其政府所稱的7-10%--已經相當不錯了,但并不比其他的發展中國家好多少。比較而言,孟加拉國雖然不會引起人們對經濟動力的聯想,但90年代后期的平均增長速度是5%。何況,4%的增長率并不足以緩和伴隨中國從一個農業經濟轉型而來的社會經濟問題。很多中國經濟學家都認為,中國必須保持7%以上的年增長率,才能將農村地區的失業率控制在15-20%以下。

羅斯基的數字怎么會和中國政府的差這么多?最基本的解釋在于,中國的國家經濟統計數字是根据各省資料編制的,完全沒有防止政治因素干擾的保障。當中央政府在年初定下本年的增長目標時--比如說1998年,北京宣布8%的年增長率是一种”政治任務”--省級領導就會編造出數字來湊這個目標。”中國統計仍然是基于前蘇聯式的系統,由每個省市向上報告數字,而不是由一個國家級別的組織做報告。很多我見過的基層官員都受到極大壓力,一定要完成下達的指標,”《中國經濟季刊》編輯斯達威爾說。僅2001年一年,据國家統計局自己的數字,就有超過60,000起省市匯報假數字的情況。

其他重要的經濟學家与羅斯基一樣,怀疑中國官方報告的增長率數字。中國經濟學家、作家何清漣說,2000和2001兩年,她在中國南部曾去過若干省級辦公室。當她向干部們了解本省GDP數字和他們的計算方法時,很多人回答不上來;而那些回答上來的,提供的數字又都對不上。

私下里或面對特定國內媒體,甚至中國的領導人也承認存在問題。羅斯基等著名經濟學家与北京國家統計局的官員閑聊時,經常被告知,政府里現在沒人相信近几年的GDP數字。大致瀏覽過去五年的中文報紙就能得到大批報道,与外電滔滔不絕的吹捧不同,這些報道都是關于經濟停滯、工資下降、通貨緊縮。(雖然中國媒體仍受控制,近些年來還是開放了許多,而且,某些具開拓性格的報刊,如《財經》和《南方周末》,經常刊登有關現存問題的報道。)甚至高層領導也了解虛報數字的問題。2000年,朱容基總理大約可算是北京說話最直截了當的官員了,警告說”假造和虛報數字猖獗”。

類似的陰暗圖景同樣出現在對某些大公司運轉的調查中,這些跨國公司或國內公司的生產都是以中國市場為目標的。很多財富500強聲稱其中國分部是公司增長的關鍵,--确實有些外資公司如摩托羅拉等已在中國占領了相當重要的市場分成。然而,2002年夏天,我了解了將近40家鎖定中國消費市場的跨國公司,只有兩家--酒業巨頭SAB米勒和快餐業巨頭Yum! Brands (即肯塔基燒雞和比薩餅連鎖店的上級公司)--同意提供他們在中國盈利情況的最基本數字。”如果這些外資企業正在中國掙錢,他們肯定會沒完沒了地吹噓,”斯達威爾說。他相信,只有少于10%的外資企業在中國銷售而能盈利,他的觀點得到相當一些主要的中國研究專家的贊同。(外資企業在中國設厂生產外銷產品則是另一回事:很多都發展迅速。)其余的,据斯達威爾說,都遇到了過快、過大規模經營的問題,過高估計了中國的成長和潛在消費者的真實數量。最近,由于失業率攀升,個人消費實際上又在下滑中。

盡管說服外資公司公開他們在中國的經營實況可能很困難,要找到商務失敗的實例卻很容易。位于北京的美國商會于1999年做問卷調查時發現,只有不到15%的回應者報告在中國經營了高于投資的回收,而這是有獲利可能的最起碼標准。每周數次,中國的報刊和香港的英文《南華早報》都會有關于又一家外資公司遇到麻煩的報道。去年春天時,隨便檢索几份《南華早報》和英文《遠東經濟評論》,我就注意到一篇關于百事可樂的報道,這個公司還從來沒在中國贏利過,而二十年來在那里的投資已經超過5億美元;另一篇是克利斯勒在北京生產吉普車的失敗;還有一篇是美國在線与華納公司在中國遭受的磨難。

重點的中國公司通常情況更糟。較小的私人公司則即使有合理的商務計划也几乎沒有可能得到銀行貸款,因為中國負債累累的銀行系統仍然在集中精力維持國營企業。(結果,企業被迫依賴于本地區的非法高利貸;中國某些最大的高利貸放貸者是些老太太,他們提供資金給自己家庭成員辦的公司。)据外資銀行估計,由于這些与國營企業相關的運營,中國一半以上的銀行貸款都是呆賬死賬。据評級巨頭史坦毀飯蒂繾p,至少需要5400億美元才能重組中國的銀行業。

由于可以輕易獲得資本,大型國營企業常常成為上級管理部門資產重組的對象或是養活低生產率工人的廢殼。裴敏欣是卡內基國際和平中心的中國專家,他估計腐敗耗費至少中國年均GDP的8%。中國的經濟監管机构承認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大型企業帳面數字是虛報的--這是令人震惊的比例,不妨考慮投資者對美國證券市場的批評,那主要都是在今年多起公司丑聞之后,而且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只有不到5%的美國公司有虛報問題。在很多情況下,貪污腐化的中國經理們使用他們從國營企業偷盜的資金建設著大規模基本無用的建筑,在東南沿海一帶顯示他們暴得的巨富。浦東的部分地區,作為上海最新的商業中心來開發,可是看上去就象一座鬼城。我走進過若干座嶄新的建筑,由于無人租用,空蕩蕩的大樓里只有些警衛,把時間消磨在繞樓轉圈或是吐痰比賽上。

很大程度上由于這种過度,中國公司的實際生產率正越來越下降。雖然《紐約時報》最近在比較印度和中國時對印度不看好,可印度在境外直接投資只有中國大約十分之一的情況下,卻保持了只比中國稍差一點的增長率,原因就在于印度使用資金時更有效率。如今印度有在全球具競爭力的私營大公司,如Infosys和Wipro等,而中國還沒有產生類似的跨國大生產企業,因為其最大的公司都是國營的,壟斷著特定的產業,接受有保障的貸款,同時又大量浪費著資金。一位中國高級銀行業官員注意到,這個中央大國還未能有力地進軍到更具附加价值的產業中;即使是中國的電子產品出口,也多半不過是再出口而已,中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過是提供勞動密集的加工工業。

無力創出更好的公司,中國在世界競爭力的排名(即WorldCompetitivenessScoreboard,以經濟表現的效率來衡量各經濟大國)已在近五年里從第21名下降到第31名,標志著中國經濟正在向效率和競爭力都更差的方向發展,与此同時,韓國按說是受到東亞金融危机的重大影響,排名卻從第36位上升到了第27位。隨著效率越來越差,中國至今仍無力創造足夠的工作机會給數百万正在离開農業部門的農民就業。雖然公安警察力量力圖阻止失業工人在國內旅行,人們仍然在尋求机會,增加了社會經濟的流動性和不穩定性。站在上海一個購物中心外邊,里面是歐洲時裝精品店,我在買苹果,而賣苹果的是一群寒酸的無業農民,遠离他們家鄉的村庄。可我的苹果還沒買完,就被打斷了,警察凶猛地抓住這些盲流并開始毆打他們。

如果說中國的消費者正在減少消費額,中國的國營企業正在減少生產力,而外資企業又正在努力于至少掙一點點錢,這個國家的經濟怎么可能在增長呢?不斷輸入的境外資本起了作用:根据咨詢公司迪勞得托切的調查,90%的在華外資企業計划在未來三年內擴大經營。更重要的,和前蘇聯一樣,中國的增長高度依賴于大規模國家消費。中國在過去兩年里有著創記錄的預算赤字,在2002年的前三個季度里,政府開支上升了將近20%。”鄧小平改革的早期,經濟放松就足以帶來發展,但是那种增長已不行了,現在的經濟全靠赤字運行來支撐,”一位著名的中國學者說。雖說适當的赤字運行可能對經濟有好處,可中國的危險在于變成依賴赤字運轉來保證增長,如同日本現在正在面臨的情況。根本問題在于,當公共債務達到極高水平時,如日本目前這樣,債務就會成為增長的負擔,并成為精神麻醉品,降低公眾對經濟改革的向往。

在不斷增加的資本持續流入中國經濟的同時,北京繼續指導經濟的增長。盡管中國最近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但北京不僅仍然要求銀行向國營企業貸款,而且表示要堅決保護關鍵產業,例如鋼鐵生產,以求創立民族工業的龍頭,類似于韓國的大型財閥產業集團,而韓國的這些先例已經基本上都告失敗了。別人不說,前任副總理吳邦國就曾承認,北京將繼續支持對國民經濟有決定性的產業中的國營企業。

中共希望掌管經濟增長的愿望同時包括了加強其對法律系統的控制。我曾向外籍高級經管提問,其中包括菲利普滇p淘,General Motors中國分部的頭頭。問到法治時,大多數回答都重复著同樣的和尚念經:盡管中國仍有很多問題,但它的法律系統正在發展。确實,最近几年,北京通過了大批的新法律,討好著外商和投資者,結果,他們根本沒有意識到,法律環境實際上正在逐步惡化,因為大多數公司都在私下解決問題,而不上法庭。那些在中國營業的外籍律師是帶著案子上法庭的,他們知道得最清楚:新法律沒什么用,因為北京已經撤換了那些有獨立意志的法官。一位相當著名的外籍律師告訴我,”法治情況惡化迅速。……原來有一批中國法官确實決心建立真正的法律體系,但是党的領導無法容忍他們,結果現在他們全走了。”過去几年里,据這位律師說,她看著好多自己的客戶敗訴,純粹就是因為對方与某些党政領導有關系。說中國的法律體系正在倒退,對此我表示了怀疑,于是她轉給我大量文件,全是實際案件里原告很顯然地占理結果卻輸掉了;据她說,有些案子進行中,法庭曾休庭,法官到庭外的一個辦公室里去和党政干部討論,然后再回來宣布他們的裁決。

這類對國家控制的指責只會進一步妨礙經濟。沒有一個基本合格的法律體系,中國將無法鼓勵私人企業家做風險投資,無法打破國營企業的壟斷,也無法保護知識產權作為高附加值經濟中心的地位。盜版仍然猖獗:走過上海的一家市場,我就看到上百种好萊塢最新的電影和音樂CD的复制品。

与此同時,國內負債已達國民生產總值的60%,一個難以持續的數字指標,而重點照顧特定產業將造成進一步積壓和通貨緊縮。北京的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已經判定,目前沒有一种商品在中國是供不應求的,這是另一個令人震惊的統計結果。意識到自由化并沒有按原定計划進行,各城市于是設置起新的地方貿易保護措施,結果是增加了新的各种障礙。為了幫助本地運輸業,上海市禁止非上海牌照的卡車在早7點至晚9點之間進城。天津的工厂雖然离北京只有不到100英里,卻無法在首都銷售產品,而必須另行申請執照。

最重要的,中國經濟的表象恐怕將要出現裂縫。而且,一旦出現,后果就很嚴重。任何境外投資的減少都會影響增長。失業率上升會帶來社會問題。(勞工抗議的數字在1993到1999年間增長了四倍)。尼可拉斯楨埻}是布魯金絲研究所的中國問題專家,据他預測,貸款中不斷增加的呆賬死賬負擔將在2008年前后拖垮中國的整個銀行系統。這個銀行危机有可能造成擠兌,上千万的中國人企圖從銀行里取出他們一生的積蓄,卻發現銀行已成空賬,無力支付他們的存款,并因此而形成大恐慌以及潛在的大規模社會動亂。

當裂痕深化時,北京和華盛頓就必須重新估量他們的關系。在過去三十年里,中美雙邊關系主要是交易性質的。兩國交流時的語言主要是商務性的,商業巨頭也常常插手幫忙平息爭議。很少有非政府組織在中國境內活動,文化交流相當有限,中美兩國政治家很少混在一起,同時絕大多數雙邊合作和會談都是和商貿相關的。

在經濟騰飛時期,這种交流有利于和緩美中兩國所缺少的共同价值。然而,未來中國日益明顯的經濟弱勢有可能使其潛藏的反美怒火浮諸表面。北京已經在利用反美情緒來轉移對其自身行為的批評,而且并不致力于向人民解釋自己的對美政策。新疆在中國西部,我于九月份訪問了這個穆斯林地區,那里的阿訇們被強制參加”再教育學習班”,里面攙雜著反美宣傳。中共控制的媒體公司制作了大眾版的錄像帶,贊美9/11的攻擊。在一份錄像帶里,當鏡頭聚焦在世界貿易中心的廢墟上時,評論員的話外音說,”血債要用血來還。……這是全世界都希望看到的美國。”

与此相結合的是中國在過去二百年的歷史中,一直受到外國人的欺凌,結果,目前的宣傳造出的新一代是些自我封閉的青年人。到目前為止,由于中國外表還是馬上要成為新的經濟強國的樣子,這類民族主義仍受到一定壓抑,因為大多數年輕的中國人以為他們的祖國很快就會占据她早就應該占据的位子,成為主要的貿易和商業強國。

然而,一旦中國在其走向經濟巨人的路上栽跟頭,積壓起來的憤怒就會爆發。大多數我曾与之談話的中國大學生表現得極為憤怒的時刻,都是當外國經濟似乎比中國經濟表現好的時候,或者是外國人似乎在詆毀中國明顯的經濟奇跡時。而且,他們以行動支持他們的憤怒感情。當英國酒商巴思(BASS)在過去三年里關閉了中國的若干分厂以改善無盈利的狀況時,巴思的經理人員不得不在上班時雇佣私人保衛來避免遭受毆打。經濟學家如羅斯基等人質疑中國統計數字時,他們在北京的政府報刊上受到嚴辭抨擊。台灣和美國公司与省級政府簽署提供信息科技服務的合同時,据外商說,中國工人曾以身體傷害來恐嚇地方干部,說他們賣國。

英國,日本,甚至俄國,都与西方有著歷史上的關系;与此不同,中國与美國除了做生意的愿望以外,沒有什么共同點。由于缺少共同的价值觀,一旦中國經濟遭受挫折,中國對西方的不滿將會膨脹。那時,中國也許真的會成為一個敵人:一個不穩定的國家,掌握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較少受到經貿關系的制約,又較多在外交上冒險的可能性--比如說武力攻擊台灣。

而美國還在將中國視為潛在威脅,以為中國正在增長的經濟實力是問題所在。主要負責向國會報告中國情況的是美中安全評价委員會,最近剛提出40多項政策建議,其中很多都是針對中國的經濟實力的。結果,華盛頓最精微的頭腦們一直在准備對付一個不斷上升的中央帝國,几乎沒有考慮過如果中國經濟崩潰時怎么辦。甚至一些極有經驗的中國專家似乎也上了這個圈套。看來,美國真的要小心了。

《新共和》2002,12,16
(1/19/2003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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