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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月6日訊】
拋開了申辦奧運會的喧喧嚷嚷，拋開了迎接十六大的紅旗鮮花，彼得•海斯勒先生離開北京，開始了他獨自一人追尋長城蹤跡的旅程。他要親眼看一看除了八達嶺以外的真正的長城，與長城腳下普普通通的中國人作真實的交談，他想要看到一個沒有包裝過的中國。海斯勒先生髮表在2003年1月號《國家地理雜誌》上的長篇紀實《追尋長城》的確給西方人展現了一個去掉包裝紙後的中國。
商業化的長城
就像中國的領導人們不能讓長城閑著一樣，精明的商人們當然也不會放過它。八達嶺長城的就收費不菲。其實現在的長城就像中國的其它公園景點一樣，只要有門洞的地方就有人收錢，沒門洞的，拉根繩子也收錢。那麼長城到底是誰的財產，誰有資格設卡收費呢？這個問題可能收費的人並沒有想過，也不願意去想。
現在的長城可不單是登高望遠、抒發情懷的去處。長城腳下不但建起了野生動物園，搬來了獅子老虎等兇猛動物，而且歡迎你去給野生動物們投食物。當然，你請動物們消費一隻活羊的費用是36美元。如果不願給獅子們買單，你還可以到烽火台上去享受170美元一位的雞尾酒。在古代並沒有抵擋住外敵的長城，現在卻可以賺取外匯了。
百忙中的風水師
海斯勒的文章中提到了許多真名實姓的普通中國人，其中一位是風水師傅張寶龍。單從張大師的名片上，就可以感覺到普通老百姓的忙忙碌碌和騷動不安。張大師的名片背面所羅列的27個服務項目，包括了從紅白喜事、舞龍、找對象、選墓地、疑難雜症、建屋、選礦址，一直到拖車。張大師的確是個大忙人，毋需贅言，這些服務項目都是他養家糊口的本領。
在中國，象張大師這樣跨專業跨領域的大忙人何止一個。街頭雜貨店的老闆都有可能弄來鋼材指標，人微言輕的小學教師說不定手上就有進口汽車的許可證。不分晝夜的手機聲，不分場合的生意經已經讓無數的中國人進入了發大財的騷動不安之中。只要進一次飯館，就知道有多少老總和老闆了。
消?p盡的歷史
中國有大量的歷史學家，也有大量的歷史文獻，但那些研究出來的歷史究竟有多大的真實性卻很值得懷疑。官方的歷史學家根據政治的需要，“與時俱進”地修改歷史已不是什麼秘密。海斯勒先生想要了解一個中國普通村莊的歷史，就只能選擇最原始但是最可靠的方法，跟當地的老年人去交談。因為他們沒有撒謊的動機和編造歷史的政治任務，所以其口述的歷史除了記憶上的偏差之外，基本可靠。但可惜的是，這些殘留在當地老人們記憶中的歷史，並不會引起官方學術界的重視，更不可能有經費能讓其得以存留。隨著老年人的逝去，這些歷史也就永遠隨他們而去了。
措手不及的中國
以前去過中國的外國人再次到中國的普遍感覺是：中國的變化不僅大，而且快，幾年不去，就有恍若隔世的感覺。高速公路可能就是一個最讓中國的統計部門值得驕傲的成就。海斯勒在從北京到內蒙古的高速公路上，就邡倩橝蝷F在美國無法體驗到的爭先恐後和擁擠不堪。中國人當然對這種擁擠早就習以為常，他們可以在春運期間到任何一個城市的火車站售票口見到此情景。除此之外，公路上的宣傳一點也讓人心驚膽顫。海斯勒所經過的這個路段上，就有大標誌牌上寫著“事故65起，死亡31人”。要是沒有比性命還重要的事，誰敢在這條路上開車而成為那第32位呢？
除了高速公路，在中國，手機的增加速度可能也是世界第一。古代的長城其實有兩個用途，一個是用牆體阻擋敵人，另一個就是用於通訊的烽火台。當然，古人必須要爬到烽火台頂上去才能點火報信。海斯勒很幽默地觀察到，代表著現代高科技的手機突然降臨到長城腳下，似乎有點不大適應。因為使用手機的人們，也要沿著古人點火報信的路徑爬到烽火台頂，才能得到足夠的通話信號。
啼笑皆非的宣傳
海斯勒在山西北部的黃土高原所見到盡是光禿的丘陵和不毛的土地。但在樹木和青草消失的地方，必定有巨大的標語出現。比如，在一座寸草不生的山崖上，刻上了是高達50英尺的口號“讓青山更綠”。要在山崖上刻出如此規模的標語，所耗費的人力可想而知，但為什麼不用這些人力物力來實實在在地植樹造林、綠化荒山，卻要做這些毫無意義的表面文章呢？這背後的道理，豈是寫這些字的人所能明白的。
讓海斯勒記憶深刻的路邊標語還有一條，就是“晚婚晚育”。象結婚、生育這種西方人認為是天經地義的個人選擇，也被作為行政命令堂而皇之地寫在了山崖上。海斯勒既然對中國農村地區的標語口號感興趣，所看到的一定不止這些。他如果再向公路兩邊看看，也許就會看到“嚴禁非法上訪”、“集體上訪就是違法”等等得到上級默許的土政策或者威脅。在這些大標語中，除了寫在黃土山上的“讓青山更綠”比較有幽默感之外，其它的可都是比憲法還要重要的法律，普通農民們一不小心有所觸犯，輕的掀瓦扒屋，重的就會要了性命。
世界銀行的悲哀
世界銀行在中國有大大小小無數的投資項目，大概都是拿西方納稅人的錢到中國去扶貧。這對中國貧困地區的老百姓來說無疑是件大好事。但海斯勒在山西所看到的一處世界銀行的植樹項目與山崖上的巨幅宣傳大相徑庭。黃土地上布滿了準備植樹的坑，但卻沒有植一棵樹苗。原因是當地農民挖坑是無償的勞動，但他們買樹苗卻需要錢。那麼世界銀行的錢呢？挖坑的農民說“都被當地的官員貪污了。”
其實農民挖坑並不是完全無償的，其報酬是每人每天五包方便面，清真的，五分錢一包。吃法也讓人難忘，沒有水只能幹嚼，因為唯一的水字給刻在山崖上了。
當地的農民除了挖樹坑之外，還負責把離公路較遠的地表土運到公路兩側，因為世界銀行的官員來檢查的時候不大往遠處走，只看公路兩側，所以在公路附近植樹造林尤其重要。世界銀行的官員們可能做夢也想不到，他們所投入的大量資金，不但讓中國黃土高原上本來已經貧瘠的土地變得更加貧瘠，而且還加速了貧困地區人口的外流，因為失去了地表土的地就像樹木被剝了皮一樣，短期內是無法耕種的。
模糊不清的禁區
海斯勒的長城之旅終於把他帶到了青海省的一個邊遠的派出所裡，原因是該地區不對外國人開放，但並沒有明確的標誌和說明，只憑一個當地警察的一句話。不過海斯勒先生的這次“違法活動”並沒有給他的旅行造成太大的影響，只是交罰款了事。但其他人可沒他這麼幸運。別說外國人，就連許多中國人都不清楚哪裡是禁區，什麼地方不能拍照，什麼課題不能研究，什麼東西不能帶到國外等等規定。
在這方面能舉出無數的例子：我有一次在一個河邊挖沙子的工地，看到過“篩沙重地，閑人免進”的大牌子。研究韓戰的學者徐澤榮就因為他選擇的課題太敏感而蹲了監獄。據中國的報導說，一個留學日本的學生，因為在一個對外開放的部隊醫院門診部拍照片而被當成募抓了起來。有人甚至調侃說，如果你拿《參考消息》(印著內部發行)包著油條邊吃邊登上飛往國外的飛機，安全局的人就可以把你當募嫌疑抓起來。
作為圖騰的長城
中國古代帝王修建長城的最初目的無疑是為了抵禦外敵，但自戰國以來長城就從來沒有真正把外敵阻攔在大牆之外。即便如此，一直到明朝，帝王們還是在一段接一段地修建長城。難道他們不明白這斷斷續續的城牆根本就不能阻攔敵人嗎？其實長城早已不是用來防禦外敵了，它變成了一種領地的象徵和固步自封、妄自尊大的標誌。現在就更是如此，長城成了比喻成了商標，成了大一統的象徵。中國人所津津樂道的“長城是唯一可以從月亮上看到的人類建築”之說法根本沒有任何證據，但並不妨礙在中國從政府官員到小學老師都堅信無疑並繼續傳播。就連中國官方在美國發布的申奧記錄片中也驕傲地堅持了此一謬誤。地球到月亮的平均距離為384000公里，而長城的寬度不足10米，按此比例，要從月亮上看到長城，必須先有在10公里之外看到一根頭髮絲的本領。
自鄧小平提出“愛我中華，修我長城”以後，長城已然變成了一種圖騰。這個曾經是軍事失敗，外交無能，卻對百姓殘酷欺壓所導致的大牆，現在卻冠冕堂皇地成為了中國統一和強大的標誌，焉然可以和中華二字相提並論。其實長城可能是中國最古老、最耗費的“形像工程”和“政績工程”。在當今的中國民間對這類工程一片喊打聲中，不知是否有人察覺到長城這個“形像工程”仍然在繼續施工。
彼得•海斯勒先生的《追尋長城》長篇紀實發表在非常有品味的《國家地理雜誌》上，其重要性和可讀性可見一斑。它既是一篇遊記，也是出於一個西方人的眼光對中國下層社會生活的細致觀察，非常值得關心中國老百姓生活的人們一讀。
參考資料：
“Chasing The Wall”, by Peter Hessler, 《National Geographic》, January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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