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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月13日訊】說到“文革”中國家主席劉少奇冤案時，胡耀邦曾不止一次地說：“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大家都犯過錯誤，都舉了手。就是陳大姐沒有舉手，沒有犯錯誤……”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播音員宣讀完《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便是舉手表決了。齊刷刷的手臂先後舉了起來。此時此刻，陳少敏卻趴在桌上，用右手捂住左胸，用這種特定的方式，表示抗議。事後，康生陰沉著臉找到陳少敏問：“你為什麼不舉手？”陳少敏回答說：“這是我的權利。”
說“不”是個人的權力，說“不”需要勇氣。然而，中國為何一向鮮有對權勢說不的勇氣的人群？！
專制社會，沒有言論自由，只有一種聲音，就是指鹿為馬的嗥叫。臣民想對國事有看法，不能向領導建議，更不能想公開就公開，想發表就發表。小民百姓要是真有什麼想法，實在心裡憋不住了，也只能向領導反映，同時還必須懷著對領導絕對忠誠，並且百分之一百地相信組織。否則，就是觸犯官顏，大逆不道。
進入二十世紀，毀滅人格獨立的獨裁力量以集體主義和共產主義面目出現，達到了獨裁傳統和法西斯手段的現代化結合，人性空前地墮落。
前蘇聯政治笑話講：列寧在晏駕前囑托斯大林說：“不瞞你說，我還有一個隱憂啊，斯大林。”“說吧，親愛的伊裡奇，不知道你想過沒有，人們會跟你走嗎？！”斯大林回答：“他們一定跟我走的。”列寧說，“萬一他們不跟你走，你怎麼辦？”斯大林答道：“那他們就得跟你走！”
不敢說“不”，是奴才意識的一種表現。敢於說“不”，是現代獨立人格的必須有的內容。一個人或少數人不敢說“不”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多數人或整個時代皆患上軟骨症。這種人群，一旦氣候適宜，便可能奴性十足，人格、尊嚴乃至一切的一切無不依附於他人，事事讓別人代表，處處跟風，成為指鹿為馬的火種的最好的燃料。
不敢說“不”的人，是可怕的人；不敢說“不”的群體，是不理性的群體。一個社會或全體，沒有說“不”的勇氣，實在太恐怖、太可怕了。因為有此意識的人一旦氣候適宜，極可能成為氏族的奴才，而十足的奴才一旦佔據權力，便是十足的主子和指鹿為馬者。
指鹿為馬和不敢說“不”，它們是同一種土壤裡孿生兄弟。指鹿為馬的意識和不敢說“不”意識，往往同時存在於國人的頭腦中。在小人物面前，他們指鹿為馬，代表一切；在大人物指鹿為馬面前，他們不敢說“不”，而又被別人代表著。
看看解放以後的歷史，指鹿為馬是一個怎樣的軌跡？初起他們說知識分子是右派，我們中的很多人不是知識分子，我們跟著痛快地叫囂打倒。接著他們說彭德懷是壞份子，很多人不是彭德懷派系，我們也跟著瀟洒地踏上一腳。此後，他們說劉少奇是叛徒、內奸、工賊，是最大的走資派，我們中的很多人不是走資派，我們依然跟著指鹿為馬下去。最後，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人們從開始鬥知識分子、鬥幹部，轉而開始鬥別人和被別人鬥，這就是我們自己長期指鹿為馬必然付出的慘痛代價！
不要笑話高壓下指鹿為馬的群體和社會，其實，在今天相對寬鬆的環境中，在指鹿為馬的環境中，敢於說不的又有幾個人。在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以及兩個凡是等等一系列連續不斷的指鹿為馬的大環境下，我們不僅成了“皇帝裸體遊行”的迎合者和隨風者，而且成了顛倒黑白的助威者和加油者。在說“不”成了個人權利的今天，我們還在赤裸裸地跟著民意強姦者指鹿為馬，任指鹿為馬者強喊我們的命運，而我們卻依然是一致通過或全體表決。不敢捍衛自己說“不”的權利，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並發症。這種現代社會反現代的行為，足以讓當今整個文明世界為之汗顏。
獨裁統治者之所以敢時時處處指鹿為馬，是因為他們的臣民不敢說不的緣故。印度的民主和國家獨立，是非暴力不合作爭取來得。盡管我們面對的指鹿為馬者並非英帝國統治者“仁慈”，我們一時無法改變指鹿為馬的歷史，但是我們對指鹿為馬說“不”總可以吧？我想，我們應該能夠做到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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