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30日訊】 在“非典”和“非典恐懼”席卷中華大地的時候﹐很多人在為如何控制和戰胜這場瘟疫而焦急的同時﹐也十分關心這場瘟疫會造成什么樣的政治后果﹐即它會不會進一步向中共政權體制的合法性提出挑戰﹐會不會由民間社會參与控制瘟疫而導向削弱現政權的社會控制机制。
如果事態能朝這個方向發展當然很好。但是中共建政以來的歷史證明﹐中共雖歷經多次重大災難但仍然大權獨攬﹐其關鍵在于它已經形成了一套幸存机制。這套机制的基本原理是不但回避這個制度是造成災難的根本原因﹐而且把造成災難的制度說成是克服災難的唯一保證。每次重大災難的發生﹐在最初的惊慌失措之后﹐到來的都是党政領導的亮相﹑聯篇累牘的捷報和對英雄的頌揚。因此﹐每一場災難到頭來都不但是把喪事當喜事辦﹐而且變成了一曲對党的頌歌。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就這樣在災難和頌歌的交替中延續了下來。
現在﹐中共當局還處于手忙腳亂應付災難的階段﹐所以還顧不上面對國際社會的批評和國內了解真實情況的知識分子和醫護人員的非難。但是一旦局勢稍稍平息﹐中共宣傳机构會立即反扑﹐電視和報紙等宣傳机构會開足馬力彌補嚴重受損的中共的道義形象和合法性。可以想象得到的是﹕
第一﹐因為中共是一個統治党﹐党組織把多數社會精英包括醫務治療和醫務管理人才都网羅在內﹐所以這些第一線人員作出的成績和奉獻理所當然也就應該寫在党的功勞簿上。
那些在戰胜瘟疫中做出貢獻甚至犧牲生命的人會被授予“模范共產党員”的稱號。這樣﹐中共就象變戲法一樣把全民戰瘟疫取得的成就歸功于一党獨裁。這一點特別應該強調﹕基于人道主義和公民意識而產生的英雄行為和忘我精神在任何社會中都不罕見﹐但到了中國就成了“党”教育的結果。
第二﹐由于警察和武警(隨著疫情的發展不排除動用軍隊)等具有特殊強制力量的執法机构在控制疫情中的作用﹐為這些在党和江澤民直接控制下的專政工具大唱頌歌也是完全可以預料得到的。這些執法工具維護社會秩序的功能會再一次和維護一党專政的功能攪和在一起。
第三﹐在控制疫情中采用的一些非常手段和措施﹐從社會整體動員到局部地區的隔离甚至事實上的戒嚴會被用來為維持一党專政下的所謂安定團結服務﹐中共會進一步積累應付緊急政治經濟危机的經驗。
因此﹐不難想象﹐由于到現在為止﹐中共和中共控制下的國家政權是整個中國社會唯一有組織的力量﹐疫情的最終被控制會被用來作為國家力量的證明和共產党偉光正的證明。除非由于全體中國人的努力﹐尤其是那些身在共產党內但出于道義和現實的考慮要改變一党專制現狀的人的努力﹐中國人將會再一次听到“只有共產党才能治理中國”和“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老調﹐中共對中國的一党統治將再一次因禍得福﹐通過災難而延年益壽。
作者為旅居美國的中國學者
──原載《觀察》
(http://www.dajiyuan.com)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