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9日訊】1﹑西苑100號
1982年3月的一天﹐我終于結束學業﹐並如願以償,被分配到我的第一志願——中共中央直屬西苑機關﹐即中共中央調查部。當干部局的老郭把我﹑英語系77級的小楊﹑法語系的小程從北京外國語學院用車接走﹐我對未來的一切﹐茫然無知。心底只有一個念頭﹐天生我才必有用。
我把調查部作為職業的起點﹐與我父親早年從事過地下黨的經歷有一定的關係。記得在文革期間﹐有一次我父親騎自行車帶我經過宣武門時﹐他一邊騎﹐一邊給我講述他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參于學生運動﹐曾在那裡游行﹐反飢餓﹐反內戰的場面。文革期間還有一次﹐我在院子外面與朋友正玩兒著﹐突然聽到一位中年婦女對著我說﹕這孩子一定是老丁的兒子﹐長的一模一樣。後來父親告訴我﹐那個阿姨曾是他在北京師範大學求學期間秘密發展加入地下黨的。這些對我這樣的少年起到了潛移默化的引導作用。當然﹐好奇心﹐以及生來俱有的一種冒險精神也早早地為我後來所選擇的這個職業埋下了伏筆。此外﹐還有一個原因讓我沒有象其他同學那樣﹐選擇去國家機關從事口語翻譯的工作﹕我覺得那只是去當一個活的語言機器。對我而言﹐外語不是專業﹐應該是所從事職業的一個工具。
西苑100號坐落在碧波蕩漾的昆明湖東南不遠的地方。它的東邊是北京中醫研究院。附近還有吳家花園﹐就是軟禁前國防部長彭德懷元帥的那個地方。那時那裡在夏天到處稻米飄香。到了秋天﹐天高雲淡﹐萬壽山上的楓葉紅的依稀可見。從頤和園的佛香閤遠眺西苑﹐調查部的辦公區就在一片樹蔭之間。
我雖生在北京﹐長在北京﹐年年去頤和園﹐香山﹐八大處等風景區都經過那裡。但到西苑落腳還是頭一遭。待辦好機關手續﹐領到出入證﹐安放好行李﹐換好食堂餐券﹐干部局召集我們開會﹐通知我們這些新人為期一個月的集訓第2天開始。這時我才發現﹐這裡沒有工作證﹐只有那個配有照片並不表示工作性質的出入證。
2﹑一切以保密為先
除了沒有工作證外﹐那天所感受到的是強烈的與保密相關的各種信息﹕
大院門口有攜槍的軍人站崗﹐穿過家屬區﹐進入辦公區時﹐再次由軍人檢查出入證。干部局大樓內以及我們進出的辦公室都張貼著毛澤東關於保密的指示﹐如﹕保密工作慎之又慎。還有保密紀律守則﹐如﹕
不該聽的不聽﹔
不該問的不問﹔
不該說的不說﹔
…
接下來這種保密教育始終是集訓期間的要點。最讓人感到驚訝的是﹐當時的部長羅青常在給我們這一百來人做報告時﹐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要做好豎著進來﹐橫著出去的準備。這對我多少有點出乎意外。因為我從沒有想在這個職業上干一輩子的打算。記得當時的人事部門的領導曾專門講到什麼人可以調離﹐只有一種可能﹐就是中共中央組織部下達的調動指令。否則﹐門兒沒有。記得當時我曾問過這樣一個問題﹐能否去考研究生。得到的答復是除非機關許可﹐否則不可報考。
保密教育還涉及到家屬及配偶。根據規定﹐我們不能告訴家人所在工作單位的情況。年輕人准備結婚﹐須向機關彙報對象的的背景﹐得到批准才可成親。後來聽老人兒講﹐從前談戀愛﹐中間還得有第三者旁聽才行。
出于保密的需要﹐部領導反復強調帝修反如何利用財和色千方百計來拉我方人員下水的。在不同場合舉的例子包括駐意大利使館的一位調查部派去的翻譯。說他如何在美色的誘惑下﹐在使館的接待室裡出事﹐以及如何及時被發現﹐調回國內。幾年後﹐從一位北京外國語學院意大利語畢業的校友﹐也是調查部同事那裡得知﹐此人押回國內後就被送到山西的勞改農場。多年後因為發表有關意大利文藝復興的論文﹐取得學術成就。
除了保密教育之外﹐也有相當的內容是關於從事情報蒐集的方式和方法。大體是關於利用公開身份蒐集情報﹔利用隱蔽渠道蒐集情報﹔以及利用公開的材料進行分析﹐歸納﹐從中得到情報。所謂公開身份就是指利用中共的外交﹑新聞﹑經貿﹑金融﹑民航﹑旅游﹑宗教團體﹑國際組織﹑文化交流等涉外職業為掩護﹐從事情報蒐集。隱蔽渠道泛指沒有這類中共掩護身份的秘密派遣。這類派遣危險性最大﹐一旦出事﹐沒有任何保障。
至于如何蒐集情報﹐除在利用交往中探聽感興趣的內容外﹐主要是廣教朋友﹐從中挑選和培養有價值的對象。曉之以理﹐動之以情﹐適時施以援手。長期經營﹐長期培養。一旦對象條件成熟﹐情報便源源不斷。應該說民族情感是中共情報機構在海外華人中伺機發展情報關係的主要利用因素。
1978年改革開放後﹐根據中共中央的相關文件﹐調查部派駐使領館人員必須于1985年12月底全部撤回﹐改以其它身份派出。這樣一來許多以外交官身份外派的人員被迫改行。紛紛改當記者。由于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傾向選派自己人常駐國外﹐且有錢有人﹐調查部在這兩家的人數不斷縮水。只好另辟途徑。<光明日報>和上海<文匯報>以及後來的<經濟日報>﹐<中國青年報>﹐<科技日報>﹐<世界經濟導報>就是在這樣情況下借助調查部(後為安全部)的財力和人力有了駐外記者的。
培訓後期﹐我利用曾考過社科院新聞所研究生的這段經歷向干部局表示了從事新聞業務的意願。當時從北京大學中文系﹑人民大學新聞系等正宗科班出身的畢業生有好幾個﹐且都是黨員﹐按常理﹐派他們去報社順理成章。由于他們需要到調查部的國際關係學院進修英語。這樣當聽說光明日報社外事辦公室需要個年輕人時﹐干部局選擇了我。培訓結束那天﹐我被分配到聯絡局。這個局負責管理派到北京市內各國家機關兼職的調查部幹部。記得當時的局長姓馬﹐60來歲。他和我握握手說﹐小丁同志年輕有為﹐來日方長。處長和副處長交待過工作任務後﹐當天我就趕到光明日報社報到。
3﹑報社“勤雜工”
80年代初是光明日報社在文革之後最為紅火的一段時光。由于78年率先在全國掀起<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一舉沖破了文革遺留下來的“兩個凡是”的條條框框。為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領域的“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實行農村改革﹐打下了必要的輿論基礎。報社不僅在當時對共產黨尚存一線希望的知識界建立了一定的信譽﹐也成為關注中國政情走向的外國駐京記者的必讀報紙。
一到報社外事辦公室上班﹐我立刻被繁忙的外事活動忙得團團轉。在這兒沒有時間參加“政治學習”﹐也沒有戒備森嚴的層層哨卡﹐與西苑相比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外辦主任是報社自己人﹐叫王錦﹐50多歲﹐是位經驗豐富的戰地攝影記者﹐但對外事活動一竅不通。副主任老張﹐煥培﹐還有我是西苑的人。老張東北鐵路工人出身﹐性情豪爽﹐仗義直言。50年代後期從人民大學新聞系畢業﹐分到調查部後又在國際關係學院進修幾年英語。不知得罪了何人﹐遲遲出不了國門。而他的新聞系校友于恩光和孫文芳﹐都經調查部派至新華社﹐成為業務骨幹。80年代後期分別就任安全部副部長。煥培是我的校友﹐文革前從英語系畢業。我們三人全力合作﹐事事尊重老王﹐很快把報社的外事活動搞得有聲有色。那時﹐平均每月都有幾個國外記者團﹑組經我們接待到中國各地採訪。有些是外交部新聞司委託我們接待的﹐有些是報社駐外記者安排來華訪問的朋友﹐﹔還有些則是海外的情報關係。人手不夠﹐就從西苑或東風大樓(調查部下屬的研究機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借。我們的業務還包括為報社內部人員應邀出國訪問辦理護照和簽証的申辯手續。由于工作繁忙﹐82年底結婚時﹐我的婚假都是在加班加點的工作中度過的。
雖然對外美其名曰是記者﹐但真正的採訪和寫作我沒干幾樁。有時我戲稱自己是報社的“勤雜工”。儘管如此﹐這類工作還是讓我學到許多東西。如養成了嚴謹的工作習慣﹔學會了從容應付來自不同民族﹑包括左中右各種不同立場的外國記者﹐並通過觀察他們採訪﹐學到了他們一絲不苟的求實態度。這都為我日後從事記者工作打下了一些基礎。
我們的努力沒有白費心血。報社對我們也沒有另眼相看。除去住房分配﹐報社職工其它的各種福利包括獎金﹐我們應有盡有。這在西苑外派到其它的國家機關絕無僅有。記得一次在京的外派幹部內部開會時﹐在民航總局的人抱怨在那兒上班﹐還得自己花錢買工作服。在人民日報社和新華社的講﹐活沒少干﹐卻享受不到那裡的任何福利。
4﹑初見內部傾鍘
外辦的老張看我工作勤奮﹐且虛心好學﹐為進一步培養我﹐向報社推薦我隨群工部副主任王晨(現為人民日報社社長)參加1983年7月在加拿大舉行的第12屆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報社領導二話沒說﹐簽字同意。報回安全部二局(安全部組建後﹐在報社工作的西苑幹部統歸二局管理)和人事局後﹐關于我的出國報告很快也得到批准。這次是我們第一次出國採訪。我們事先到國家體委訓練基地了解情況﹐作了充分的準備。順利完成了報道任務。
這以後外辦的工作輕車熟路﹐一帆風順。外辦陸續又調來吳建友(現為<光明日報>駐華盛頓記者)和張川杜(90年代曾去堪培拉記者站4年)。煥培離開外辦去了勞動人事部﹐等待派駐國際勞工組織的機會。
大概在1984年夏﹐外辦發生了一起意想不到的事情﹕
有一天老張突然接到西苑電話﹐通知回去彙報工作。等幾天後再見時﹐他判若兩人﹐一下子蒼老了許多。後來得知﹐二局局長詹永杰(後任副部長)聽信讒言﹐不容分辨﹐硬說老張犯下若干罪狀﹐包括在安排報社總編輯杜導正出訪西歐時﹐故意把日程排的滿滿的﹐意圖謀害報社總編輯。雙方大吵一架﹐不歡而散。我知道這實屬誣陷。可我人微語輕﹐除說些安慰話﹐沒有一點辦法。很快老張離開了報社。到西苑籌備創辦<國家安全通訊>這份內部報紙。
這件事讓我心灰意冷。文革中造反派誣陷並批斗我母親的那段經歷又出現在眼前。原以為﹐文革結束了﹐這類誣陷罪名﹐殘酷打擊的事情也會隨著歷史的流逝而壽終正寢。沒想到這類誣陷居然又發生在我身邊﹗
我想去幫老張辦這張小報﹐調出二局﹐遠離那些人前講人話﹐人後講鬼話的家伙。老張知道後﹐勸我不要因小失大。失去即將來到的出國工作的機會。
5﹑再出國門
老張的勸告很有道理。因為不久前﹐二局副局長孫文芳曾就我是否接受香港<遠東經濟評論>編輯戴夫之(RobertDelfs)的邀請﹐去當實習記者一事﹐讓老張轉告我﹕“那兒是個特務窩兒﹐不要去。小丁很快會派上用場。”要知道﹐他那時專門負責安全部駐外記者的派遣。想到這些﹐心裡踏實了許多。
老孫曾以新華社記者身份在中東和西歐長駐多年。安全部組建後﹐他剛好結束<光明日報>駐倫敦記者的任期﹐馬上被任命為二局副局長﹐對外的公開身份則是光明日報社國際部副主任。他上任伊始就為配合中央領導人出訪﹐組織了兩個記者組﹐以新聞採訪為名﹐分別到西歐和東南亞蒐集這些國家的政要對中國情勢的看法和對策。整理後上報中央﹐作為制定政策的參考。在籌備這兩次活動的過程中﹐我曾陪同他拜會過幾個使館的新聞官員﹐並為記者組作了其它一些後勤準備工作。總之﹐他多少對我有一定的了解。
老張離開外辦不久﹐剛剛在堪培拉記者站干完四年的張澤權坐上了老張的空位。沒等我們彼此之間有更多的了解﹐一天上午﹐國際部陳克勤悄悄告訴我﹕
“老王要你去華盛頓記者站。”
“什麼﹖”我簡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華盛頓記者站是眾目睽睽的地方。爭著要去的人多了。怎能輪到我呢﹖我猜他在跟我開玩笑。
“不信﹐你問問老王吧。”
看他那半真半假的樣子﹐我既不敢相信﹐也不敢不信﹐便用英文給華盛頓記者站發去了一個電傳﹐探聽虛實。
老王那年52歲﹐畢業于上海聖約翰大學。早年參加“抗美援朝”﹐在志願軍總部做翻譯。回國後進入調查部。50年代先以中國民航的名義在緬甸首都仰光工作﹐後調去新華社。60年代初以記者名義到肯尼亞首都內羅畢。被驅除出境後﹐在國內蹲了近10年的冷板凳。文革結束﹐他才得以重返國外。先後在敘利亞和埃及工作多年﹐功勣卓著。84年離開新華社﹐來到光明日報社﹐擔任國際部副主任。同年10月前往華盛頓接替寇至中。
很快老王發回電傳﹐問我什麼時候能去。我喜出望外﹐馬上回電﹕“一經報社批准﹐會儘快成行”。與此同時﹐二局聯絡處處長史地打來電話﹐要我第二天到西苑報到。
第二天一早乘機關班車趕到西苑。剛進老史辦公室﹐她就邊說邊笑地把我領到老孫那裡。拖著濃重的山東口音﹐老孫說﹕
“老王點名叫你去。他寧可自己一人干﹐也不接受別的提名。你什麼時候可以動身﹖”
我想了一下﹐說﹕““一個月後”
“好﹐越早越好﹐免得夜長夢多。另外﹐不要對他人提此事﹐不然風言風語不好招架。”
接著他問起我愛人的工作情況﹐並說﹕“你們先去問問她的單位可否把她借調出來。”
見過老孫﹐三處(美大處)副處長和鄔秀基又帶我去見局長詹永杰。見面頭一句就是﹕“我聽說你在報社工作期間﹐經常遲到早退﹐還用報社的木材做自己的傢具。有沒有這些事﹖”
我注視著他的眼睛﹐心中暗自揣測月前他指控老張時的表情。停留片刻﹐我緩慢地對他說﹕
“我的確經常遲到早退。但不知您是否聽說我結婚假期全部用在了工作的加班上﹖至于拿報社的木材做傢具﹐根本是無中生有。實際的情況是報社要處理一些新聞紙的包裝箱﹐鼓勵大家拿回家。我覺得不能免費白拿﹐特意花錢買了一點。事後我曾專門向外辦的老張作過彙報。他對我的作法表示過肯定。”
他一時無語。
“聽說你人還沒去華盛頓﹐就已開始張羅你愛人的出國日程了﹐啊﹖”我笑笑說﹕
“我根本沒有張羅什麼。是老孫主動問起的。”
詹永杰沒有再說什麼﹐只是囑咐我出去後﹐要服從老王的領導﹐當好他的助手﹐並定期給黨組織寫思想彙報﹐爭取早日入黨。
離開詹的辦公室﹐鄔秀基悄悄對我說﹕“幸虧你講明白了﹐否則老詹會記你一輩子的。”
1985年3月的一天剛過完28歲生日﹐中國民航的客機就把我帶到了地球的另一端﹐紐約肯尼迪國際機場。著陸前透過機窗﹐只見機翼上方星空燦爛﹐下面的曼哈頓高樓林立﹐燈火輝煌。天地似乎渾然一體。
6﹑華盛頓歲月
初來乍到有許多事情要從頭做起﹐包括學習駕駛﹐申請駕駛執照﹐記者證﹐以及如何儘快適應新聞報道和情報蒐集工作的要求。所幸有老王和他夫人老許的幫助我很快適應了環境。
美國是世界上最出新聞的地方。根據報社的要求﹐老王主要負責政治﹐外交﹐經濟等方面的新聞報道﹐我則負責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報道任務。
當時我們和報社都沒有傳真機﹐所寫的稿件要靠老許把漢字換成電報明碼﹐輸入﹐再經電傳機發回。多虧老許早就把明碼本子熟記在心﹐故從來沒有耽誤發稿。只是這樣一來超過千字的應急稿子常常要在清晨三﹑四點才能發走。後來﹐我採用漢語拼音加英語單詞的方法發稿﹐多少減輕了老許的壓力。
每天我們都要閱讀<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基督教箴言報>以及<中報>﹑<美洲華僑日報>和<世界日報>等三份中文報紙。當然﹐還包括國內的<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這是我們了解最新情況﹐汲取新聞題材的基本功。周日的英文報紙一份最少20多頁。到了周末﹐其厚度加倍﹐超出那時國內一份報紙兩周的總和。看完報紙並把感興趣的材料剪下﹐分門歸類﹐加以保存﹐大約要用一個上午。
正是依照這種辦法﹐我很快搞到一個獨家新聞。當時美國國家航天局的<挑戰者>航天飛機起飛後﹐我發現七名宇航員中有一位中國出生﹐後從台灣來美求學的華裔﹐叫王贛俊(Dr.Taylor Wang)。他是加州理工學院的物理博士﹐在那次飛行期間擔任儀表艙專家。我意識到這是國人很感興趣的話題﹐便不時留意航天飛機的行蹤。5月6日在加州Edwards空軍基地著陸後﹐我立即給休士頓航天飛行控制中心打電話﹐要求與他通話。結果﹐陰差陽錯﹐話筒另一端居然傳來了他的聲音。我抓緊時機﹐請他談了太空飛行的觀感。然後﹐根據事先掌握的背景材料﹐很快寫出一篇新聞特寫﹐經老王修改﹐及時發回報社。第二天﹐這篇稿子居然上了<光明日報>頭版﹐並被中國新聞社轉發到海外中文媒體。這是我從事新聞報道以來頭一次上頭版。
為西苑搞到的第一個科技情報也非常湊巧。按照老王的要求﹐我在閱讀英文報刊時留意尋找有情報價值的材料。一次在<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發現兩篇從不同角度介紹一種對宇航技術和國防工業有重要功能的新興工業材料。我整理出一份東西﹐經外交信使隊帶回國內。幾個月後﹐老王告訴我那篇東西被評定為甲類科技情報。
1985年中共領導人有兩次重要的赴美訪問活動。其中一次是當時的國家主席李先念應前總統里根的邀請于7月份開始的國事訪問。作為隨團記者﹐陪同代表團途經各大城市時﹐經常碰見<中國之春>的民運人士散發傳單。我當時對他們很敵視﹐與目前海外支持中共﹐敵視法輪功的一些人的立場如出一轍。現在回想起來實在為那時被中共蒙騙而汗顏。
在華盛頓期間﹐我們廣交朋友。這使我有機會從不同側面聽到對中共社會制度的評論。一次一個曾在國內媒體作過記者﹐後在美國一家報社實習的朋友談了對中美新聞制度的一番比較﹐入木三分。他說﹐美國的媒體各有自己的老闆而中共的媒體卻只有一個老闆。我很受震動﹐暗想要真正能防止文革悲劇在大陸重演﹐必須要有新聞出版自由。
那時的我篤信科學﹐除中醫外﹐對任何與現代科學發生衝突的現象總是持否定態度。有一次﹐與朋友聚會時﹐碰到一位女士﹐經介紹﹐知道她有特異功能﹐可以透視人體﹐看到經絡走向和穴位分佈﹐還可知道他人的思想活動。我當時就請她猜猜我那時的內心思想活動。結果﹐她一下就說中了。與她交談中﹐我第一次聽到中國的經絡學說是古代醫家依據這種特異功能發現並加以總結和歸納而成的。雖說我對現代醫學就經絡學說的眾說紛紜早就有所耳聞﹐她的解釋讓我大開眼界。使我看到了現代醫學的局限﹐同時莫名奇妙的對傳統中醫產生了更為濃厚的興趣。這次經歷為我日後告別仕途﹐潛心學醫起到了獨特的影響。
1985年初到華盛頓不久﹐我就趕上了聯邦調查局接二連三地破獲間諜案件。上半年抓獲了為蘇聯提供情報多年的John Walker情報組﹐四人落网包括他在海軍服役的兒子。年底又捕獲了為以色列提供情報的Polard。最讓公眾感到震驚的間諜案卻是中共潛伏在中央情報局達30年之久的金無怠(Larry WuTai Chin)。據媒體報道﹐金早年就讀燕京大學﹐學生時代已加入地下黨﹐1946年為美國駐華軍調處做翻譯。朝鮮戰爭爆發後﹐加入中央情報局外國廣播新聞處。一干就是30來年﹐1981年退休。由于享有中情局內部最高保密等級﹐可閱讀有關中共方面的絕密文件。他把大量偷拍的微型膠卷﹐通過在多倫多和香港的秘密交通轉到中共手中。與此同時﹐美國媒體還報道﹐中共安全部的一名特工叛逃導致金的被捕。按理說﹐對這樣一位為中共做出過傑出貢獻的“老情工”﹐中共會破例為他“求情”﹐採用交換在押間諜等形式﹐把他營救出來。這種事例在美蘇間諜戰中已屢見不鮮。但讓我感到吃驚的是﹐中國政府發言人為了面子﹐死不認賬﹐一再否認金與中共有任何關系。86年2月4日法庭開審﹐2月8日聯邦陪審團定罪所有17項指控﹐並定于3月17日宣佈判決。就在金在拘留中心等待判決期間﹐他接受了<世界日報>的採訪﹐呼籲中共拿魏京生作為籌碼﹐交換他出獄。當他得知中共對他依然矢口否認後﹐他絕望至極﹐于2月21日在囚室內用垃圾袋裹住頭﹐拿鞋帶勒緊﹐窒息而死。
金的結局令海外為中共長期潛伏的間諜極為緊張。因為他們實在無法想象安全部叛逃者是否掌握他們的情況。1986年初從台灣劫持波音貨機到廣州的王錫爵就屬于受此案波及的案例。
後來得知﹐安全部的那個叛逃者叫于強生﹐是安全部外事局的一位副處長。最為滑稽的是﹐安全部後來希望利用借刀殺人的手段除掉于。1986年夏國際關係學院派出的一個代表團﹐內有一名說客曾在北京國際俱樂部工作﹐與老Bush有一定的私交。在華盛頓期間﹐專門拜會老Bush﹐聲稱于“很壞”﹐“一旦跑到蘇聯那裡對美中關係十分不利”。當該團知情者把此事告訴我們時﹐大家對使用這種小把戲哭笑不得。
于的叛逃讓我意識到安全部對部內年輕出國幹部的防範一定會大大強化。我愛人來美事看來很難有機會了。果不其然﹐老王夫婦87年初休假歸來後﹐我從他那兒得到了證實。我當下決定﹐提前結束4年的任期。
1987年4月﹐遠離故鄉25個月之後﹐我回到了朝夕相盼的親人身邊。
7﹑棄仕從醫
兩個月的休假結束﹐我先到光明日報社向國際部彙報工作﹐再到外事辦公室交回護照。而後跑到西苑向二局三處還有局長詹永杰彙報工作。沒想到兩年來﹐老詹對我緊盯不舍﹐一然如顧。
“你是不是到華人家偷看過黃色錄像﹖”﹐我簡要彙報完﹐他張口這樣問道。“根本不是這麼回事﹐”我便把一美籍華人把我及常駐華盛頓的其他中共記者﹐<北京電臺>的小藏﹐<文匯報>的老陳還有<人民日報>的小景請到他家過周末的事介紹了一下。當他給我們放黃色錄像片時﹐我首先婉轉地表示拒絕。他只好作罷。
詹沒有再說別的。離開他的辦公室之前﹐我鼓足勇氣﹐向他遞交了早已寫好的請調報告。我的理由是“覺得已不適合在這樣重要的國家機關工作。”詹的最初反映大概以為我不滿意光明日報社﹐想換個地方。所以﹐他說﹐想不想去<人民日報>或<中國青年報>還個地方。我明確表示哪也不想去了﹐就想離開安全部。其實﹐我當時的真正緣由是兩個﹐一是覺得他們不信任我。我那時推崇的原則是用人要“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既然在我愛人出國事上屢次出爾反邇﹐有些人對我的不信任已再明白不過了。我實在沒必要為“五斗米折腰”。二是覺得中共的媒體都一個樣﹐充當黨的傳話筒﹐要么粉飾太平﹔要么小打﹐大幫忙。實在沒有什麼可留戀的。當然這些是不能講出口的。
接下來聯係好的兩個用人單位都被西苑先後拒絕﹐尤其是對第二個單位的調函﹐安全部人事局是這樣答復的﹕用人單位必須先到北京市公安局和安全局為我注冊﹐否則不會放人。當人家悄悄告訴我西苑信函的上述內容﹐我倒吸一口涼氣﹐看來我已被他們懷疑成美國或台灣的特務嫌疑了。
原來安全部的熟人﹐極個別的除外﹐看見我都退避三舍﹐仿彿我染有傳染病似的。我請求辭去公職﹐結果被告之他們有拒絕我辭職的權力。沒有別的辦法﹐我只好三天兩頭找詹永杰﹐要求他同意放人。有一次他嫌我影響他工作﹐威脅說要對我實行黨記處份。我只好告訴他那得先發展我入黨才有可能。此後我不再去他的辦公室﹐改去他家找他談。詹沒辦法﹐只好表示可以放我走﹐但需“冷卻半年”。
我明白象我這樣的“人”不再有可能在涉外部門被委以重任了﹐也沒有可能再到國外工作或讀書了。我該如何調整人生的方向呢﹖我苦苦想了好久﹐想去學電腦﹐也想去經商。但想來想去覺得電腦和經商都不是我的興趣所在。最後我想起了學習中醫。應該說這是我很早就形成的宿願。
我從小體弱多病。大了之後是姐弟五人中看病次數最多的一個。初二得了哮喘﹐重得幾乎讓我從此殘廢。後接受長達兩年的脫敏注射﹐加上1976年一冬天的冬泳鍛煉﹐我才恢復了健康﹐並得以到農村插隊。半年之後又在農村染上肝炎﹐急性又轉成慢性的。就在西醫徹底拋棄了我的情況下﹐著名中醫孔牧民老先生出現在我面前。我的症狀很快全面改觀﹐半年後得以康復。當時我曾壯著膽子請求老人收我為徒﹐誰知他愉快地接受了我。這時文革後的第一次高考恢復了。在準備高考和自學中醫之間﹐我舉棋不定﹐老人家看出我的心思告訴我﹐隨他學醫﹐沒有文憑很難立足﹐鼓勵我去高考﹐並說他願當我的醫學顧問﹐保證我學業成功。
就這樣我放棄了頭一次學醫機緣。“現在不正是學醫的最好時候嗎﹖﹗對﹗不為良相必為良醫。我還可以把中醫古籍翻譯成英文﹐介紹到海外”一想到此﹐壓抑在心頭的煩惱和苦悶一掃而光。我馬上騎車跑到孔爺爺家﹐向他說明了來意。雖年屆耄耋﹐他再次接受了我。他遞給我一本<藥性歌括四百味白話解>﹐說﹐先把它背下來。從此我天天跟這本書干上了﹐無論是騎車還是步行﹐只要腦子有空就在背書。半年後把那本書的四百味藥基本上背的滾瓜爛熟。
1988年夏﹐西苑終于放我走了。他們安排我回光明日報下屬的出版社工作。我同意去那兒的前提是因為出版社的總編輯陳清泉許諾我可以利用上午時間去進修中醫。不過在辦理調出安全部的手續時﹐我不得不簽署了一份協議書﹕保證15年不會因公或因私出境。
孔爺爺為了讓我系統學習中醫﹐建議我自費到北京中醫藥學院開辦的第12屆中醫進修班學習兩年。很快我辦好了手續。
出版社老陳對我格外開恩的真正原因是為了利用我的英文能力幫他處理與澳大利亞通訊社合辦的中國新聞信息中心的文字編審。我們的任務是每日向對方提供10來條譯成英文的中國經濟新聞。譯文請中國日報社的人完成﹐我的事只是挑選新聞和審核譯文。
就這樣﹐我上午到地處東城區寬街的藥學院上課﹐下午到位于宣武區的信息中心上班。天安門是每天騎車的必經之路。 (法新社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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