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6日讯】友人轉贈北京大學商德文教授剛剛出版的《論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文中收有作者在中共15大召開時給中共中央的上書，和一些為政治改革吶喊的文章，尤其是他几年來接受境外多家媒體采訪的言論，在此表明：已經71歲的他，是一位富有行動力的知識份子。我同時又看到《商德文：江澤民耗盡政改時机》的報道。他在接受《南華早報》采訪時說，江澤民時期出現的停滯還在繼續，江澤民不僅浪費了1997年鄧小平死后擺脫老人政治和當時經濟社會條件有利的政治改革机會，而且江澤民的政治遺產繼續束縛中國新領導人手腳，無法進行重要改革。中國和平轉向民主的時机已經耗盡。
我同意商教授的觀點。在此前的几篇公開發表的文章中，我已經說到類似的觀點。只是，我沒有直呼江澤民的大名。我注意到有几個學者也是這樣看問題的。例如吳國光就指出共產党能做的改革已經終結；何清漣女士几年前也指出：單純的經濟改革已經走到盡頭；等等。
為什么說中國和平轉型的時机已經被中共耗盡了呢？
極權國家和平轉向民主國家的根本條件有兩條：一是社會基本矛盾沒有達到不可和解的程度；二是追求民主的民間力量能夠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主張，而權力集團擁有控制社會出現大動亂的能力。從民主牆到1989年以青年學生為主體的民間進步力量，已經形成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新傳統，即使已經吃盡苦頭、受盡冤屈的人們，也還是由這一傳統主導的。1989年之后，民間進步力量仍然為了這一傳統在受苦受難。即使丁子霖夫婦和張先玲等“6．4”遇難者家屬為主體的“天安門母親運動”，也都是一直要求官方立案調查、依法審判罪犯和對遇難者實行人道補償。遺憾的是，共產党不喜歡和平、理性，而是自恃暴力資源在手，根本沒有起碼的悲憫人性、根本不理睬民間的呼聲，依然對對民間道義力量采取肆無忌憚的打壓政策。
應當說，直到現在，共產党依然擁有維持社會基本秩序的能力。尤其是1998年朱鎔基接任總理，他的人格魅力使得普通老百姓都重新產生了一點希望，甚至對新一屆政府有了一點模模糊糊的親和感。這真是進行政治改革的大好時机。但是，不久，人們便失望了。
于是，中國進入多難時期了！普通民眾的日子將越來越難過，腐敗將越來越泛濫，中國社會的基本品質將越來越惡劣，共產党与老百姓之間的矛盾將越來越尖銳、緊張。其實，很多工人、農民也都有我這樣的估計，用不著那些真真假假的國情專家去做什么研究報告，只要走到任何一個社會角落，都能強烈感受到的。几年過去，農民生活的每況愈下不說了，城市貧困群體日益擴大，隨著要錢不要臉的高校招生大躍進和高校中上層權力主導的工資懸殊化（大學校長不管能力如何年薪多超過了總理），可以說，90年中期教師因經濟改善所出現的政治冷漠已經出現扭轉，而大學生也因為大面積就業危机，越來越多地開始思考自由与就業的多維關聯。一句話，共產党越來越失去基本民心了！
現在可以看得越來越清楚：在原來極左時代的群眾路線被拋棄之后，既然民主被頑固拒絕了，共產党就明确將統治基礎放在了官僚集團、軍隊与專政工具、以及為富不仁的富人階級上面了。為什么大到基本國策的落實，小到單位、社區常見之弊端的革除，都不能找到有效辦法呢？就是因為共產党的政權品質已經嚴重“極右”，主要表現在意識形態宣傳上的極左政治遺產，從實質上講不是在幫助鞏固共產党政權，而是在更加削弱它的群眾基礎。因為，人們已經連揭露政治宣傳純屬謊言的興趣都沒有了，這難道不是厭惡到極點的表現嗎？
包括商教授在內的很多論者，都在使用同一個比喻：人們越來越有了鋌而走險的沖動──“中國坐在了隨時會爆發的火山口上！”
是的，既然江澤民作了13年的“第三代核心”，總結政治改革的時机被耗盡的責任，當然首先在他！商教授對記者說：“江澤民深度保守，把穩定看得高于一切。”江澤民必須對政治改革机遇的最后錯失負主要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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