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9日訊】二零零四年十月六日下午二時半，香港立法會開始新一屆議員的宣誓儀式。與以往已經程式化的宣誓儀式不同，此次宣誓儀式出現了變數：新當選的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採取一種富於“自己特色”的方式宣誓，如同在一池平靜的春水中扔進一塊石頭，激起千層漣漪。
梁國雄穿著寫有“平反六四 還政於民”標語黑的色T恤，左手綁上黑紗（他在會後向記者解釋指黑紗代表了對“六•四”死難者的悼念），宣誓前他在座位上高舉左手，高喊“平反六四、還政於民、釋放政治犯”口號。接著他走向議事堂中央，大聲宣佈：“我會效忠中國人民及香港市民，反對官商勾結，捍衛民主公義，爭取人權自由。”
宣佈完畢後，梁國雄按照立法會規定的誓辭宣讀誓言，他特別在誓辭段落的某些地方停頓，以求達到改變字句原意的效果：“本人梁國雄謹以致誠，據實聲明及確認，本人就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定當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顯然，他所要效忠的不是党國而是人民。在宣誓完畢後，梁國雄再次高喊：“Long Live democracy, Long Live the people,Power to the People；人民萬歲、民主萬歲、權力歸人民、反對小圈子選選、普選特首、普選立法會”等口號。之後他返回座位，並沒有如其他議員一樣簽署誓辭。立法會秘書長馮載祥表示，法律沒有規定議員必須要簽署誓辭，簽字只是議員一向的習慣。
正式成爲立法會議員後，“長毛”的衣著成了他在立會內第一項挑戰。對於“長毛”堅持要穿Ｔ恤出席立法會，立法會主席范秦麗泰傍晚在記者會上解釋T恤是消閒衣服，議員去年已有共識，要穿著有領衣服出席會議。“長毛”以自已的口味不同，只穿平民所穿來反馭範太。最後范太表示不再和梁繼續爭辯，並表示若梁要改變慣例，必須在星期五內委會上，得到其他議員支援。
我看不到香港的電視新聞，只是在互聯網上看到相關的報道和照片。二零零三年夏天，我在訪問香港的時候，大律師何俊人議員曾帶我參觀立法會。莊嚴肅穆的立法會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想像，在一群西裝革履、衣冠楚楚的議員們中間，出現一個身著Ｔ恤的“草根議員”，也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在我看來，英國統治香港留下的重要的政治遺産之一就是立法會——如果沒有立法會的存在，香港恐怕早已“全盤大陸化”了。立法會是香港作爲一個民主和法治社會的最後的堡壘。儘管香港立法會存在著若干缺陷——比如不是所有議員都是由直接選舉産生，但它的存在始終是一根卡在企圖“北人治港”的中共政權的喉嚨上的骨頭。
此次梁國雄的當選，亦充分說明了香港的民心所向——香港社會歷來等級森嚴，精英、中產階級和普通市民，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梁是在香港無權無勢，既非商界巨子，亦非擁有歐美名校學歷的大律師。他崛起於民間的政治運動，卻能夠在選舉中贏得民心民意，以高票當選立法會議員，由街頭進入議會，由野而朝，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迹。這個奇迹的背後，是香港市民對專制的厭惡與痛恨——誰說香港人是“經濟動物”，絲毫不關心政治呢？當政治成爲一種潛在的威脅，直接傷害到香港民衆的日常生活的時候，誰還能超然地表示“政治與我無關”呢？顯然，梁國雄的當選就是香港人“關心政治”的方式。
梁國雄的宣誓儀式最讓我感動的一個地方是他對“六•四”的魂牽夢繞。不久前，大陸掀起紀念鄧小平誕辰一百周年狂潮，官方談及鄧小平的生平的時候，卻對其主導的天安門大屠殺輕輕一筆帶過。在北大新落成的“校史館”中，對一九八九年的學運歷史也採取回避的立場，那麽多被屠殺的北大學子卻一個也不能進入校史館。“六•四”慘案之後十五年來，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共政權對知識界的收買和招安已經基本完成。最近，一位當年曾積極參與八九民運的著名知識份子發出了這樣的感慨：“一九八九年的時候，我完全沒有想到十五年後的中國會變得這樣好；一九八九年即使我們成功了，也不一定會把中國變得像今天這麽好。”這是許多已經如厲以甯教授那樣擁有“別墅和汽車”的知識份子的看法。當然，丁子霖女士和廣大“六•四”難屬的苦難是不會被他們放在心頭的。在美國，數十萬獲得“六四血卡”的留學生及其家屬，也漸漸開始將天安門的鮮血抛在腦後。在這樣的背景下，梁國雄的“六四情結”尤其可貴——他自己並沒有親屬和朋友在天安門屠殺之中遇難，他對“六•四”的刻骨之痛，不是因爲政治，乃是因爲良知。哪怕香港只有一個梁國雄，我也要對香港致以十分的敬意——更何況在全球紀念“六•四”十五周年的活動中，香港的紀念活動的聲勢是最爲浩大的。
“六•四”事件絕不僅僅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前後那些天的屠殺事件。“六•四”屠殺是中共專制暴政的頂峰之作，它亦開啓了此後十五年來中共政權理直氣壯地爲非作歹的序幕。此後，該政權對“六•四”難屬和持不同政見者的瘋狂迫害，對法輪功修煉者的折磨和殺戮，對工農大衆的壓榨和掠奪，以一種更明目張膽的方式展開。因爲已經有“六•四”事件擺在前面，爲惡者們繼續作惡的時候便完全是“得心應手”的——我們既然可以在首都當着全世界的面向學生和市民開槍，還有什麽事情是我們做不出來呢？你們完全可以“不憚以最大的惡意”來想像我們的邪惡！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都生活在“後六•四時代”的巨大恥辱之中。
消除邪惡的惟一辦法就是站出來公開拒絕邪惡。不久以前，就在同一個立法會裏，某香港的女強人在談及“六•四”的時候，貌似公允地表示，事情也要分兩面看，也有那麽多的解放軍被殺害了。我不知道這名婦人怎麽吐得出如此毒如蛇蠍的語言來。她妄自爲人母，要是她的子女喪生在解放軍的坦克和機槍之下，她還會如此忠心耿耿地爲一個依靠暴力來維持政權辯護嗎？軍隊不能屠殺手無寸鐵的人民，這是一個多麽簡單的真理啊，可就是有那麽多德高望重、學富五車的名流們不接受這樣的真理，他們居然爲屠殺尋找各種各樣“合法”又“合理”的理由！
在中共建政五十五周年的時刻，天安門廣場上花團錦簇，城樓上毛澤東的畫像又換了新的。血迹早已洗去，哭聲早已嘶啞。對昔日的屠殺一無所知的大學生們，又聚集到這裏虔誠地觀看升旗儀式。與此同時，長髮飄飄的梁國雄卻在立法會大廳裏爲“六•四”呼喊，這呼喊是對死難者們的紀念，是對難屬們的安慰，是對兇手們的譴責，也是對蔣彥永醫生呼籲的回應。不在恐懼中滅亡，就之恐懼中爆發。讓我們戰勝內心的恐懼，與勇敢的梁國雄一起來呼喊吧。
——二零零四年十月七日
──轉自《觀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