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5日訊】讀了老雲先生的大作《告別臉譜文化》後，感觸甚深，總覺得在“臉譜文化”這個話題上，還應該再談些什麽。
‘?我很贊成老雲先生“告別臉譜文化”的提倡。正如老雲先生所言，在中國歷史傳統上，把具有千姿百態的個人和個性分爲幾種簡單的臉譜形象，然後把每個人按照這種臉譜對號入座。因爲中國的歷史中只有忠臣和奸臣的兩張臉譜，所以從前人們看舊戲時，每個人物一出場，觀衆就會問：“這個人是忠臣還是奸臣？”，後來演員被問煩了，乾脆給奸臣畫上一個小白臉，讓人們一看就知道此人是奸臣。
‘?近代西方文化進入中國後，對中國的臉譜文化衝擊很大。剛開始中國人寫介紹西方文化歷史的書時，也試圖按照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把西方的歷史人物也分爲“忠臣”、“奸臣” 幾張臉譜。中國早期介紹西方歷史文化的讀物，用臉譜化的思想方式來理解西方的痕迹很濃，後來人們才逐漸發現西方文化原來不能用“中華臉譜”來理解。
‘?帝制在中國消亡後，“忠臣”和“奸臣”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好人”與“壞人”、“英雄” 和“叛徒”這些新的臉譜。到了毛澤東時代，特別是文革時期，儘管打出“破四舊”的口號，但事實上人們打破的只是形式上的“四舊”，砸毀文物古迹，燒毀古書古物，而人們的思想卻來了一個“大復辟”，臉譜文化的舊傳統再次大回潮。在文革的“樣板戲”中，正面人物滿面紅光，反面人物一臉土色，正面人物一開口我們就知道他要說豪言壯語，反面人物一露面我們就知道他幹搗亂破壞。如果有人敢讓反面人物也象正面人物一樣堂堂正正地出場，肯定會被斥駡爲“竟敢爲壞人翻案”，一定要追查你別有用心的險惡動機。
‘?後來大概人們也覺得用“好人”和“壞人”來理解世界太過簡單化，於是開始試圖在“黑” 與“白”之間加入一些灰色地帶，創造出“十分法”，把人分爲十開。如果一個人七分成績，三分錯誤，功大於過就是好人。這種“十分法”本來比黑白兩分法前進了一步，但 “十分法”只能用於好人，如果你把“十分法”擴大到壞人身上，這就又要犯錯誤了。在中國人眼中，好人可以犯錯誤，但壞人則不可能做好事。正如老雲先生文中所說，也送汪精衛一個幾幾開行嗎？在中國，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這樣的“七分成績，三分錯誤” 的好人，卻找不出“三分成績，七分錯誤”的壞人。不過這種“十分法”仍乃中國獨有，中國人說史達林“七分成績，三分錯誤”時，蘇聯人嚇了一跳：世界上竟還有這種評價人的方式。
‘?中國人的簡單化、臉譜化的思考方式，不停地以新的面孔改頭換面地出現在我們面前。比如現在不少中國人認爲共產黨代表邪惡，民運人士代表正義，民主運動是一場正義和邪惡之間勢不兩立的鬥爭，因此推論“民主運動”就是“反共運動”，誰反共越堅決，誰的民主意識就越強。對於一切中國人來說，只能選擇站在“正義”的一方，或選擇站在 “邪惡”的一方。在國內反共的人，要被共產黨踢入民運人士的隊伍；在國外反民運的人，又要被民運人士推入共產黨的戰線，似乎沒有中間的位置和立場可以選擇。
‘?在理解西方的民主主義時，中國的臉譜文化又粉墨登場。一些人把民主看作是正義的標準或是正確的化身，當美國這樣的民主國家代表出現霸權主義行爲時，他們毫不懷疑“絕對正確”的民主主義本身會出現任何錯誤，而是指責美國的民主是虛僞的假民主。其實民主主義並不是正義或正確的化身，民主制度只是給我們每個人一個選擇正義或正確的機會，但沒有人保證民主制度的國家不會出現錯誤的選擇，比如希特勒就是德國人用純民主的方式選舉上臺的。
‘?民主主義的根本內涵是給每個人一個平等的機會，讓我們自己對正義和正確作出選擇和判斷，而不是讓一些先知先覺者代替我們思考，靠領袖指引我們走向一條正確的道路。真正的民主主義只能在一群具有自我獨立意識、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們中才能實現。而在一群不進行自我獨立思考，只是盲目跟在別人後面喊萬歲的人們中間，完全沒有必要搞什麽民主制度，因爲他們需要的只是一個大救星來替他們思考和引路。所以中國要想成功地建立民主制度，最重要的是在中國培養起一群具有自我獨立意識、不迷信和依賴偉大領袖或先知先覺者指路的“獨立的個人”。
‘?“臉譜文化”的確是中華文化中一個痼疾，中國的很多現象和問題，似乎都與“臉譜文化”的背景有關。然而想到這裏又出現這樣一個疑問：“爲什麽中國會出現臉譜文化呢？”
‘?我們經常可以得到這樣的答案：“那是因爲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這個答案當然沒有錯，可是如果再繼續對此提出疑問：“爲什麽臉譜文化會在中國誕生，西方國家爲什麽沒有出現臉譜文化？”要回答這個問題就比較費思索了。
‘?以前在閉關自守的時代，中國人從來沒有感到自己的這種臉譜文化有什麽特別的地方，以爲外國也和中國一樣，普天之下都是臉譜文化。等到西洋文化進入中國後，中國人才發現“臉譜文化”原是中國人特有的一種思考方式，並非全人類均具有的普遍特徵。那麽爲什麽中國人會發明“臉譜文化”這種思考方式？爲什麽“臉譜文化”在中國就如魚得水、生根開花，而到了西方文化圈就失去了市場呢？這是不是與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甚至大腦結構有關？
‘?日本大腦生理學者角田忠信，根據自己多年的研究結果，發表了一本論文集《日本人的大腦》，在日本引起了不小的震動。角田發現：西洋人進行理性推理思考時，大腦左半球的腦波很旺盛；進行感情發泄時，大腦右半球的腦波很旺盛，可以歸結爲西洋人大腦左半球負責理性思維，右半球負責感性思維。而日本人則不管在理性思考時，還是在感情發泄時，腦波都出自大腦左半球，右半球幾乎不出什麽腦波。於是角田忠信驚呼：“日本人的大腦右半球是空的！”。
‘?角田的實驗告訴人們：日本人的大腦思維方式與西洋人不同。不過這又引出一個疑問： “爲什麽日本人的思維方式與西洋人不同？”對這個問題的解釋可以分爲先天論和後天論。先天論認爲日本人種的遺傳基因特徵造成了日本人的思維方式不同；而後天論則認爲後天的社會環境是造成思維方式不同的主要原因。要搞清楚先天論和後天論哪個正確，就要進行大量的科學實驗，特別是人體實驗。可是現在進行以人種差異爲出發點的人體實驗，很容易被人們指責爲搞種族主義，所以象角田忠信這樣大膽的人種研究還爲數不多。
‘?儘管如此，還是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研究結果。有人對長年在歐美生活的日本人的思考方式進行了研究，發現那些會說外國話，但仍然用日語思考的一世移民，其大腦的思考方式仍然和本土的日本人一樣，只用大腦左半球而很少用右半球。可是完全不會說日語的三世以上移民，就比較頻繁地使用大腦右半球。因此推論出這樣一個結論：“造成人們思考方式不同的原因在於語言”。
‘?西洋人用的拼音文字是抽象的表音符號，所以西洋人擅長抽象思維。而日本人使用中國人發明的漢字，是既表音又表意的象形文字，所以造成日本人的大腦也表音表意不分，只用大腦左半球而不用右半球。這種語言決定論的理論似乎有一定的合理性。
‘?日本人的這個研究結果對中國人也很有借鑒意義。日語混合使用只表音的假名和既表音又表意的漢字，而中國完全使用既表音又表意的漢字，所以中國人的思考比日本人更依賴漢字。如果按照語言決定論，中國人使用象形文字的程度比日本人更高，那麽中國人的思考方式，就應該比日本人更加傾向于只用大腦左半球而不用右半球。這是不是造成中國人“臉譜化”思考方法的根源？
‘?如果造成中國人不善理性思維，簡單化、臉譜化看世界的根本原因真是漢字的話，我們就得痛下決心廢除漢字，改用拼音文字。因此希望中國的科學家們也大膽進行一些人體研究，研究一下中國人的大腦構造和思維方式，到底和西洋人有沒有區別，研究一下造成中國人“臉譜化”思考方法的根源，是不是真的在於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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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1月6日寫於日本’??font color=#ffffff>(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