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30日訊】在新舊世紀交替的1999年11月8日，前東德共產黨領導幹部在德國境內的終審判決終於下達了。聯邦高等法院的裁定是維持原判，被告必須入獄服刑。主被告克倫茨不服審判，氣勢洶洶地表示，將向歐洲法院提出進一步上訴。
共産主義是本世紀從崛起到勝利，又從勝利走向崩潰的一場血腥的歷史悲劇。東德共產黨高級幹部的審判案具有十分重要的象徵性意義，對目前尚未崩潰的若干共產黨專制國家具有啓示的意義，對那裏的統治者及其幹部，也會有相當的影響。套用一句共產黨人列寧的老話，“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東德的政權交替完全是和平交接，沒有任何暴力。對於這些黨中央高級幹部的審判也非常冷靜、理智，所以也具有時代的意義。
血債無法用血償還
東德社會主義統一黨最高領導人昂納克，在柏林牆崩塌之後，一度賴在蘇聯不走，想請求庇護，可是戈巴契夫並不願收留他。他覺得在蘇聯混不下去，只好回到德國。剛一回來，他就被關進了監獄，不久卻得到保釋出獄的待遇，原因是經醫生會診，確診他患有晚期癌症，來日無多。昂納克和他的妻子立刻飛往他的女兒居住的地方，南美智利聖地牙哥。在那裏，他只熬過了半年，平靜地去見馬克思了。
轉眼過了8年，1997年，人們對於東德政權的罪惡依然沒有忘懷，初審都是在97年進行的。昂納克的繼承人、東德前青年聯盟的領導人、東德最後一任黨中央總書記和總統克倫茨，也被柏林法庭傳喚到庭，接受審判。與他一起受審的還有另外兩名政治局成員。對於德國國家檢察院來說，克倫茨等3人的審判案，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都是東德舊案中最具有意義的一場官司。各方面的人們都注視著這次審判的結果。法官霍赫先生已在一篇審前預先聲明中提醒公衆說，想要使用今天的刑法手段來洗盡歷史的冤案，這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受害人當年的命運昭告世人，歷史無法重新倒轉重來，血債無法用血來償還。
柏林地方法院。前東德社會主義統一黨（共產黨）總書記克倫茨已經預告了一場新聞記者招待會，在總判決結束1個小時之後舉行。可是歷史不由人算，97年8月25日，當審判長在莫阿比特法律宮500號公堂上宣佈判決的時候，他的嗓音因激動而顯得嘶啞起來，他念道：由於可能發生突然逃逸，所以不得給予免於拘捕待遇。然後他說：“克倫茨先生，因此，您必須被當庭逮捕”。
這一突如其來的決定是今年60歲的克倫茨始料未及的。所有的自信突然之間崩潰下去，臉色慘白。他向他身邊的兒子張望時流露出蒼白的驚恐神色，儘管他向過去的同志們舉辦告別會的時候，口出大言，誇誇其談，言辭慷慨，激昂亢奮，畢竟當左右的衛兵和他的政治盟友都必須坐下，而只有他不能坐下的時候，他也露出了羞慚之色。或許他還懷抱希望，或許還會發生變化。在前兩個審判日，他在法庭的走廊上樂觀地預計，如果他被監禁，至多也過不了2000年。而且考慮到聯邦法院必要的復審，很可能緊接著還有聯邦憲法法院的上訴和在歐洲法院的抗辯，一拖就是幾個月，乃至一年，示威、討論，克倫茨跟共產黨“英雄”們站在一起，仍是個頭面人物。
他堅決地宣告：絕不接受這一判決。而法官霍赫先生繼續宣讀證詞。觀衆席上，跟以前共產黨幹部受審一樣，總是多半是坐滿了年邁的社會主義統一黨老黨員們。他們非常退讓自持地低聲咕咕噥噥，不敢高聲說話，變成了一片嗡嗡聲。會場上另外的人則是當年的受害人或者受害人的親屬遺孤。審判長指出：當然，蘇聯和華沙條約集團各國的影響在這一邊界線上是存在的，但是這一因素並不能消解個人的法律責任。
不是季米特洛夫
當克倫茨在法庭當場被捕之後，發生了戲劇性的場面。一個老年人高聲喊叫起來：我們繼續跟你站在一起！另一個老年人按照20年代紅色陣線戰士同盟成員的方式舉起了拳頭；一名老婦人尖聲叫喊道：“埃貢（克倫茨的名字），我們和你團結在一起！”
克倫茨好像一直在休克狀態中，然後他忽然大聲地回應喊道：“我不會屈服！”這場面難免使人想到過去共產黨人在法西斯淫威面前的堅貞不屈和視死如歸──64年前流亡的保加利亞共產黨人季米特洛夫被指控爲國會縱火案的罪犯，那是希特勒政權故意打擊進步勢力的陰謀，所以季米特洛夫敢於慷慨陳詞，據理力爭，終於被宣佈無罪釋放。當時任何人都不敢出來爲共產黨人或者猶太人爭辯，社會籠罩在恐怖氣氛中。
今天，這些共產黨的高級官僚可以對報刊發表辯護之詞，甚至提出所謂“勝利者裁判”的質疑。然而共產黨的歷史功罪實在太昭彰顯著，幾乎無可爭辯。所以這一幕場景缺乏悲壯氣氛。恰如馬克思本人在《路易．波拿巴霧月政變》裏很有趣地總結過：歷史往往會重復出現某些場面，第1次總是悲壯的正劇，第2次則是滑稽的鬧劇（大意）。今天的法庭早已不是64年前的法西斯國家機器。共產黨人罪犯受審是因爲他們殺害和迫害過千千萬萬的人民。儘管今天的民衆很少願意同情他們，罪犯們仍得到律師的協助，可以提出申辯和上訴；而且還有團體和報章提議赦免他們。越是這樣，這種戲劇性場面就越顯出鬧劇的滑稽意味。
血案與爭議
克倫茨因爲殺害東德逃亡者被判處6年半徒刑；65歲的前社統黨政治局委員、經濟學家克萊伯爾3年徒刑；67歲的前東柏林市社統黨委第一書記沙博夫斯基3年徒刑。
量刑的依據如所預料，被告克倫茨參加國防委員會會議，並在政治局會議跟另兩名被告一起起草了兩德邊境（柏林牆）監控制度、或者將這些規定具體化。以此爲發端，一系列命令之鏈層層下達，霍赫法官指出，這一命令之鏈環環相接，從邊防部隊司令部，直到各崗哨哨兵的巡查，都在執行這一命令。命令讓那些監視邊境的士兵對準向西德逃亡的東德公民扣動了槍械的扳機。這一夥人爲了他們的邊界的“安全”，爲了他們的利祿，竟不惜殺死許多生命。
法官的話讓人們立刻想起，柏林牆西側連成一片的那些白色十字架，有的刻著死者的姓名，有的只能寫上“無名氏”；還有兩德邊境上的地雷無人區，以及那踩中地雷的逃亡者陳屍曠野的慘像。
再讀一讀下列幾則消息吧：
97年3月3日起，柏林的州法院開庭審理多年以前發生的一件柏林牆槍殺案。兩名前民主德國邊防軍人分別判處緩刑21個月和20個月。今天他們分別已經61歲和55歲了。1962年8月17日，他倆開槍打傷了翻越柏林牆的泥水匠學徒費希特。當時費希特趴在牆上呼救，可是經過50分鐘以後，這個不滿18歲的年輕人，才被拖起來，後來在運往人民警察醫院的途中死去。他的同伴越牆成功的時候，子彈卻射穿了費希特的盆骨。幾百名過路人、盟軍官兵和新聞記者，從柏林牆西側看見了他的痛苦和掙扎，卻完全束手無策。當時的民主德國對內掩蓋了這宗血案。1995年一個電視攝影隊成功地找到了當時的開槍者。審判證據是當時的邊防守衛紀錄。槍殺費希特後，下士施萊伯晉升上士，士兵弗利德裏希獲獎金兩百馬克。
死者的妹妹出庭時悲憤地指出，費希特在死以前忍受了50分鐘的巨痛，沒有人（敢穿過無人地帶）過來救他。她說：“今天我來到這裏，只是爲了正義，而不是爲了仇恨。”
還有一名當時年僅20歲的青年米夏爾．施密特，也死於東德邊防軍的槍口。克倫茨出庭的當天，米夏爾的父親作爲共同原告人出庭。他的情緒實際上是悲喜交集。“克倫茨等人已經被關押起來了。人心稱快。但是這樣的處罰並不能平服我心。處刑實在太低了”。
97年11月27日，柏林法院判決了東德另一名柏林牆死者的案例。1986年11月24日，年僅25歲的舒爾茨企圖逾牆而過，被東德邊防軍人開槍打死。開槍的兩名士兵被判處有期徒刑15個月，監外執行。跟黨中央的幹部比起來，兩名士兵是不是判得太重了呢？兩名士兵的處境，有點類似中國“6．4”慘案中戒嚴部隊開槍殺人的解放軍戰士──群衆親眼看見他們殺死了無辜的同胞，可是他們又是奉黨中央之命開槍的；在當時激烈的衝突中，他們也可能會被群衆在反抗中打死──如果事隔多年以後中國人民終於可以審判“6．4”屠殺的元兇，對這些士兵也應當給於法治寬容的處理。
面對狡辯，依然溫和
對黨中央幹部的判決是溫和的。克萊伯爾在被告席上顯然露出了驚喜之色。律師用手肘捅了捅他，向他眨眼睛、點頭。克萊伯爾也點頭回應。他想說，本來我料想的比這更壞得多啊。步出法庭的時候，這位出身薩克森州的前政治局委員承認說：“這是一場公平的審判”。另一個受刑者沙博夫斯基的臉型也沒有扭曲，他顯然松了一口氣。因爲畢竟檢察官提出的是“9年監禁”，現在他可以在寬鬆的條件下，就近到黑森州坐監服刑。所謂“開放型監禁”，就是白天他可以去上班，編排他的地方小報，晚上則必須返回他的監房過夜，去反省那些被他的命令槍殺的無辜青年的痛苦和呻吟。
克倫茨立即提出上訴。遭到州立法院駁回，於是他的上訴案自動轉到高等法院。逮捕後的克倫茨關押在莫阿比特看守所。國家檢察官也提出了復審要求，根據他個人的意見，這次判決實在是太溫和了。克倫茨的律師則對“當庭逮捕”提出抗辯。他說，防止逃逸的理由是荒謬的。克倫茨根本不會逃亡。抗辯之後不久，克倫茨又獲假釋。
另外兩名被告也提出了上訴。沙博夫斯基的律師陳述了上訴的理由。同時他也承認這次審判是“大度而正派”的。
在這裏，聽一聽克倫茨的議論是有趣的。克倫茨在逮捕前，享受到不錯的言論自由。他在德國著名的《明鏡》周刊上發表談話，大講他的大道理：
“……這當然是政治審判。其政策就是要用這類審判來對付東德領導人。”
“其實並沒有一紙射擊或者砍殺的命令。連被邀請來作爲證人的最高檢察官施奈德先生在通讀了政治局材料以後，也承認，並沒有一所法院能證實有一道射殺令。然而人們一致重復說，你們的制度就是殺人的制度。這種詆毀不能令我折服。”
“勃列日涅夫警告昂納克，我們有軍隊在你們那邊。想一想，別忘了。東德沒有我們，沒有蘇聯，沒有我們的強大力量，不可能生存。這是明白無誤的事，也是我的忠告。其餘都是西方人的看法。”
“我不是膽小鬼。東德是我的事業。在德國的土地上嘗試社會主義是我的事業。我只相信，只有與蘇聯在一起我們才能生存。”
“曾在東德當了17年蘇聯大使的阿布拉希莫夫也告訴法院，蘇聯和華沙條約集團國家都不能容忍東德在華沙條約集團外部邊境上能自身有所改變。”
克倫茨反復在新聞界發表言論，將責任推給蘇聯紅軍和華沙條約集團軍柏林前線司令部。他還指出，在德國統一前夕，戈巴契夫總書記和柯爾總理曾經達成一致意見，對於按照東德憲法行事的東德國家事務負責人應當不予追究。統一以後，戈巴契夫還給德國法院寫過3次信件，提及此事。
還是用共產黨法律來審判
但是對於司法獨立的國家來說，德國行政領導人當時爲完成統一目標許下的諾言，對不受行政機關或政黨干預的法院是否具備約束力？這是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畢竟，在一個剛剛統一的國家內部，暫時不完全執行憲法，卻要以部分廢棄的法律作爲審判依據。實際上德國領導人是遵行諾言的。
針對所謂“勝利者裁判”的質疑，德國統一問題歷史舊案處理中央協調部指出，社會主義統一黨的國家機器肆無忌憚地對付自己的人民，在邊界上放肆地屠殺，針對敢於批評社會主義制度的人們殘酷地威脅恫嚇，分化瓦解，僅僅使用我們法治國家的手段，不足以制裁那些爲鞏固政權而行使的非法行爲。追查往往離奇地斷線，變成查無實據。東西德國統一的協定中確實規定，只有“依據東德的法律也夠得上非法的罪行”才能予以追究。許多忽視人性的措施在東德法律中是沒有相應條款的。因此我們無法追究它們。例如，電話竊聽。在東德就根本不會形成一條相對的制約性法規──《隱私資訊保護法規》（Datenshutz）。1976年德國新聞處對一名原子物理學家在私人住宅中安裝了一具竊聽器，整個國家都爲這件非法事件震驚不已。當時的內政部長（自由民主黨人）因此被迫引咎辭職。然而在東德，這些都是爲了“國家安全，黨的利益”而鬥爭的神聖必要手段，安裝一個竊聽設備跟許多類似手段一樣，都是小事一樁，當時無人敢於抗拒，今天也無法追究。另一個實例是，20年前，有兄弟兩人一同在蘇軍的軍營前被槍殺了，兇手是一名蘇軍士兵；此後東德的秘密警察折磨兄弟倆的父親；兇手則被調回蘇聯。德國統一之後，沒有一名東德秘密警察受到追究。
爲了面對社會上關於“政治審判”或者“勝利者審判”的議論，堅持法治觀念，德國司法界在說明這次判決的時候，公開宣佈，審判的依據並非現行的聯邦德國法令，而是被告們觸犯的正是當時東德憲法和法令。
這樣一來，這場官司的意義就更加增添了獨特的色彩，而且對於中國共產黨凸顯出特別的意義。其實，各國的法律很多地方都是大同小異的，尤其是一些最基本的法律，例如刑法中懲治故意殺人、虐待等罪行的條款幾乎都是一樣的。據德國法律界的人士介紹，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許多法律都是從德國等西方國家借鑒翻譯過去的。有些段落甚至完全照抄。毛澤東依據胡風私人信件給予定罪、文革中的大量非法行爲、鄧小平、李鵬下令開槍殺害平民的行爲，都是直接違犯他們自己制定的憲法的。
“爲了正義而不是爲了仇恨”
對於東德高級領導人的審判，雖然仍有上訴，還沒有完全落幕，畢竟已經告一段落。對於一些中下層幹部和普通涉案人是怎樣處理的呢？
以上所舉的案例，已經提到，兩名開槍的邊防軍士兵被查實，分別判處20個月和21個月的緩期執行徒刑。從刑期的絕對數值來看，兩名黨中央決策人脅從犯也只判刑3年，2名士兵不免量刑過重了，或者說，對高層領導人被告量刑太輕了？從社會反應來看，德國人民沒有激烈的反對意見，大概普遍已經認可，審判就已足夠，量刑何必太重。詩人杜甫曾經留下過的名句正可以用在這裏：用箭當用長，挽弓當挽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苟能制侵淩，豈在多殺傷？
97年2月27日德國東部萊比錫的州法院作出判決，一名前“民主德國”女法官，因在12宗案例中曾剝奪15名公民的自由，被判處3年徒刑，不得假釋，不得上訴。這名民主德國女法官，從73年到89年，判處過上述想要旅行的東德公民監禁10個月或1年又10個月之間的刑期，而她根本不使用當時法律條款中的判刑寬嚴空間，一律從嚴。
此案說明，前東德的中層官員中民憤較大者，也會受到制裁。
說她民憤極大，並不冤枉。據瞭解，東德公民中40～60%都有家人在西德，他們應當有權前往西德去探親。可是這個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後期方才有所鬆動。在這個共產黨”女強人“的手下，15名想去西部探親的老百姓被從嚴判刑，失去10個月乃至22個月的自由（出獄後要不要戴反革命帽子？），怎能不引起當地百姓的民憤呢？
97年9月15日，在柏林的州立法院開庭審理一樁歷史奇案，經過認證，確認該案的作案人是安娜．瑪麗亞。42年前，當時的東德新聞記者佛利克從東柏林逃到西柏林，後來有人來騙他，叫他去一位朋友家，一名女士給他喝了一杯飲料，他就不省人事。當他醒來時，發現自己已經被綁架回到東柏林。他被東德的法庭判處4年徒刑，刑滿後被放回到西部。40多年過去，柏林牆倒塌了，佛利克指控安娜．瑪麗亞就是當時的女特務。今天的安娜．瑪麗亞已經丰韻不再，是一個風燭殘年的老太婆了。她坐在輪椅上企圖否認自己的歷史身份，可是證人肯定地指認她就是當年的下毒人。結果，安娜．瑪麗亞無可奈何地承認了自己東德秘密警察特務的身份，也確實認出佛利克就是她經歷中殘害過的人。一個自己不能正常生活的老婦人，必須由律師推著輪椅來出庭，還需不需要判處刑罰，已經不太重要了。關鍵是歷史的正義應該伸張，而且要讓史實的真相大白於天下。
前東德共產黨間諜頭目，74歲的馬庫斯．沃爾夫，被判處兩年徒刑監外執行，同時償付罰金5萬馬克和法庭費10萬馬克。這名東德老間諜早年僑居蘇聯，1947年曾作爲觀察員出席紐倫堡納粹戰犯審判庭。在他擔任東德安全機關領導人期間，綁架美軍女秘書及其母親到東柏林，捉拿攜帶女友從東德叛逃到西德的間諜回到東德。法庭認爲這些罪行是一個時代的罪行，在冷戰時代這些罪行達到了一個高潮。被告沃爾夫在宣佈判決以後說，他認爲如果這個判決不抵觸法律和憲法的話，應該對此表示滿意。
東德也搞過“群衆的專政”這類方式的統治，如威脅利誘一些平民爲安全機關監視其他的同胞。這樣，與東德的安全機關ＳＴＡＳＩ曾經有過聯繫的普通人人數就太多了，沒有重大傷害者，不宜再追究。但是對於東德幹部中中等程度危害的罪過，德國各大黨派的議會黨團在經過討論後，97年11月初宣佈延長追訴時效期，本來到1997年年底就將不再追究，又予延長直到2000年。這種罪行包括貪贓枉法、虐待囚犯和給東德運動專案中的未成年運動員服用興奮藥物造成人身傷害等等。
探討共產黨政權垮臺以後的法律追訴問題，實際上東歐各國都提供了不同的答案。例如阿爾巴尼亞毛式獨裁者恩維爾．霍查，在政權垮臺前夕病故，他的遺孀後來被判處9年徒刑；霍查選定的接班人阿利雅93年從總統變成囚徒，其餘32名中央級領導幹部（包括政治局委員13人）在平民政府期間也被判處長期徒刑。後來因3月內亂，獄門大開，到97年10月，社會主義黨上臺，這些血債累累的人被正式釋放。
共產黨人從不忌諱自己的專政是暴力，存在一天就要執行一天。除了那些真正的刑事罪犯以外，很多思想犯、政治犯都被以刑事犯的罪名關押在監獄和勞改營中。各級幹部都有人參與和執行了對於他們的迫害和虐待；有的幹部還在繼續追究和製造新的思想犯，打擊敢於批評和直言的異見者；各級幹部中更有許多貪贓枉法、中飽私囊的大小陳希同、王寶森。一旦人民有了制裁這些罪犯的權利時，怎樣掌握好分寸，既要教育人民，又要安撫受害人，也不讓追究過分擴大，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
對此，德國司法界現在走出了一條新路，可以作爲中國人的借鑒。考察他們的經驗，寬容是非常重要的，這正如柏林牆死難者費希特的妹妹出庭時悲痛聲明的“爲了正義，而不是爲了仇恨”的原則。這是民主和法治的邏輯。
共產黨人時常講的“血債要用血來還”這句話非常殘忍，是一種復仇主義的野蠻邏輯，相反，中國傳統主張“以德報怨”。
毛澤東在取得政權之後，撕毀了他自己起草公佈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將國民黨的軍政官員，不論有無血債劣迹一律處決、關押或管制，甚至包括許多投奔革命的人士和起義、投降、被俘人員；又用政治運動掃蕩農村基層掌握著文化命脈的鄉村知識階層，發動反右和“文化革命”打擊幾乎一切知識份子，更不用說敢於思考和批評諷諫的城鄉知識份子了。這樣的嚴刑峻罰不僅是非人道的，也是對於國家民族及其文化的嚴重傷害。未來的中國人再也不能重蹈這樣的覆轍。
歷史常常無巧不成書。1999年11月9日，德國前總理科爾、美國前總統布希、蘇聯前總統戈巴契夫和柏林市長迪普根，重新聚首在柏林勃蘭登堡廣場，回憶10年前柏林牆開放的那一天。報刊和電視上，人們用“戈比”的昵稱，揮手向戈巴契夫致意。同一天，克倫茨和他的兩名同事在最高法庭的被告席上，聽取維持原判的判詞和理由。
戈巴契夫也曾擔任過共産專制的最高領導人，也曾出任過最黑暗的克格勃特務系統的最高主管。理論上說，他的雙手也沾有專制下被害人民（蘇聯和柏林牆下）的鮮血。可是因爲他的新思維，促成了蘇聯專制帝國的崩潰，也推助了柏林牆的倒塌；他的開明使得兩大陣營的冷戰終於落幕。克倫茨等人則一直頑固到政權的最後崩潰，於是成爲歷史懲罰的象徵。象徵僅只是象徵。他們的刑期（6年半或3年）和獄中待遇，跟古拉格群島、中國的勞改營完全不能同日而語。
現在中國政府對待民主黨人和法輪功信衆毫無寬容可言。這裏可能蘊涵著一種隱憂。今天不能寬容追求民主之異見者的中共獨裁者及其追隨者們，明天能不能得到寬容呢？貪污腐敗和社會不公正在引起強烈的抗議和不滿。無論是共產黨內還是黨外，人們心裏都明白，中國實行民主是遲早的事。中國人要做好準備，一旦社會轉型，平反冤案，審判主要責任者就會提到日程上來，那時候，“爲了正義而不是爲了復仇”的原則，將檢驗中國民主和法制的水平。即使今天，寬容的態度也可能促成和平演變的早日到來。德國的借鑒是可貴的。
──轉自《民主通訊》(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