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日訊】重慶萬州、四川漢源、廣東揭陽事件表明，民間維權活動已從個別的、零散的、小型的、短暫的活動走上普遍的、集中的、大規模的、持久的抗爭階段。民眾抗爭不僅數量擴大、時間延長、相繼性緊密、呼應性增強，而且一點即燃、蜂擁而聚、頑強搏鬥、不為所挫，這些則顯示某種程度質的突破。不妨比較一下兩年前遼陽鐵合金廠的維權活動：那時該廠工人聯合其他廠的維權鬥爭雖取得一定規模（萬人大遊行），造成一定聲勢，但總的說頗顯孤立，缺少呼應，震撼力不足，所以小小派出所就可以把兩名工人領袖因接受境外媒體採訪而叫去“訓話”，發出“警告”，工人最終僅獲得經濟補償，卻以兩位工人領袖被鎮壓而使維權之火熄滅。反觀今日，萬州事發，迫使重慶市委書記急忙奔赴現場，萬州區委書記從中央黨校接令匆匆回渝；漢源騷動，迫使省委書記下至基層，就連這位封疆大吏也束手無策，換來中央政法委書記坐陣指揮，於是漢源、揭陽動用暴力大肆鎮壓，導致流血、傷亡，不過壓迫越烈反抗越甚，漢源農民與學生抬屍遊行，搗毀軍人指揮部住地，揭陽火焚收費站，因消防車軋人致死而將其燒毀。暴力鎮壓無效，才引出中央關於漢源事件四點妥協方案，才有對揭陽被軋死少年親屬賠償28萬元、中央工作組支付撫恤金5萬元，並答應退還建橋民間集資1000萬元。民眾維權的初步成果不可小覷，試想建國後當局何曾對民間示威、抗暴作過如此慷慨讓步？
不僅迫使當局讓步，而且使農民形像煥然一新。不論過去或現在，農民一直以順民姿態呈現於社會群體中，作為無權者習慣於忍受有權者的野蠻欺凌，作為無勢者習慣於忍受有勢者的橫徵暴斂。即使在大飢荒時期，被縣鄉幹部把口糧、籽種逼走，自家活活餓死也沒想到打開國家糧倉散糧以延續自身生命，所以陳雲讚揚這種人是“最好的人民”。這些生產糧食者何曾想到維護自身的糧食擁有權，何曾知道這是自己與生俱來的、任何人不得剝奪的生存權？農民太安分守己了。只是到現在，當權勢者宣布要廉價收購他們賴以為生的良田並要將他們驅趕至難以為生之地時，面對生死存亡之際，漢源農民忍無可忍才奮起抗爭，要求公道。農民顯然領悟了再不能忍氣吞聲、逆來順受，只有“豁出去”才有望求得生存權。於是以五六萬之眾靜坐工地阻止大壩截流，以10萬之眾抬屍遊行抗議軍政暴行。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農民顯示的英勇抗爭氣概是半個世紀以來破天荒的。它們將作為標誌性事件寫入21世紀大陸農民運動史。
萬州、漢源、揭陽事件還表明，當權者以侵害百姓權益甚至不惜以剝奪百姓生存權為手段，搜括、搶劫社會財富。漢源修建電站涉及耕地4.4萬畝、移民10萬人。政府與建設單位勾結，將田畝賠償標準由2類降為5類，並確定以14年前的賠償標準支付，農民自然大虧。縣城居民搬到新址要再出一半錢才能買到搬遷前相同面積住房，也是大虧。這些，其實就是正在大陸上演的“最後的晚餐”的縮影。不同的是，各地因拆遷而受害的群眾或個體自焚或個人上訪，均被打壓，無以鳴冤，甚至進京上訪竟被劫持而去，百般迫害，漢源農民則以10萬之眾抬屍遊行，喚起世人關注，軍警鎮壓之殘暴就這樣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無從遮掩，由此引發部分學校停課、萊市關閉、店鋪關門、機關停擺，全縣幾乎完全癱瘓。由此不難看出官府對民眾的剝奪已至忍無可忍程度。這類官民矛盾的積累達到臨界狀態，所以會突然因一民間糾紛而爆發為萬眾齊轟州政府，這一爆炸性事件背後隱藏的是萬州移民待遇不公，全城“產業空心化”，失業工人無以為生，憤怒已至極點。揭陽農民焚燒收費站，大火照亮天穹，燃起的則是對橫徵暴斂的怒火。這一樁樁、一件件實際是一聲聲莊嚴的質疑：與民對立、盤剝百姓的政權憑什麼資格存在？這就是民心所指，民意所聚！這些聲音的不斷凝聚，逐漸擴大，其最終效應是不言而喻的。
萬州、漢源、揭陽維權運動是自發的。自發性群體抗爭的特徵是：（1）嘯聚性：一聲呼嘯就萬眾齊發；（2）群集性：沒有固定領袖，勇敢者具有較大號召力；（3）經濟性：抗爭目標多指向經濟利益不公；（4）短暫性：眼前目標達到或無法抗拒迫壓襲來立即化整為零；（5）暴力性：這是發洩不滿的必然渠道。群體抗爭的暴力傾向是官逼民反的結果。如果不是移民待遇不公、“產業空心化”，大眾就不會砸州政府。如果不是過橋收費不公，大眾就不會燒收費站。當然，暴力抗爭是非理性表現，是“自發性”的冒險衝動。群體抗爭只有從“自發性”過渡到“自覺性”，才可使群體從感情衝動升華為理性規範。應著重指出，對群體抗爭的暴力性，政府不是首先檢查“官逼民反”，轉變政府對民眾的壓制態度，而是先抓“打砸搶燒分子”，企圖以這種手段震懾群眾，說明政府依然站在反民眾的立場行政。這樣的立場只會招致更多暴力抗爭，乃至引發大範圍社會暴動。結果是，社會因暴力的巨大衝擊而決然分裂，民間的突發事件會在血泊中造成民族的巨大損失，這是應該避免的悲劇。
自發性群體抗爭水平尚待提高，即從自發的經濟要求提高為自覺的政治要求，反抗一切暴力壓迫，要求推倒強加的專制制度。提高過程也就是啟蒙過程：啟發群眾不斷擺脫專制蒙昧，接受結合群眾切身感受的民主意識不斷輸入，培養群眾逐漸習慣民主操作程序，使民主理念化為群眾自覺意志。這一切，群體的自發性抗爭是無法憑自身力量完成的，必須有外界的強力引導。從這個觀點看，就會感到當前民運之不足：事件爆發後，僅有“民主中國陣線”等五團體發表聲明，籲請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反抗暴政；若干民主人士聯署聲明，支持群體抗爭；一些評論文章，分析事件意義。此後就漸趨平靜，各走各的路。似乎沒有注意到這些群體抗爭向民運提出的重要課題：將民主綱領落實到風起雲湧的工農維權活動中，使民主訴求具備廣泛社會基礎，形成擁有實力的政治力量。這是一項嚴肅的課題，它的施行意味著民運人士有了切實的用武之地，工農群眾獲得維權的正確途徑，相得而益彰。這對民運來說是具有戰略意義的轉變。目前，只有個別人士曾經從事這項工作，如記者趙岩、學者張耀傑、律師俞梅蓀、李伯光，他們是先知先覺者。須知，離開工農運動，民主理想停留在知識界的小團體水平，肯定不能形成巨大壓力，社會的民主轉型自然難以完成。
（2004年12月1日）
－－轉載自《新世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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