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8日訊】正好近來對明治初期的政治史感興趣﹐進行了一些調查﹐發現在這個時期通常被稱之為“征韓論”的對朝鮮強硬論的起因﹐好像是因為朝鮮方面的無禮。至於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現實必要性和理由﹐當時的“征韓論”提倡者並沒有指出來。
所謂征韓論﹐簡單地說﹐是在1867年明治維新之後的同年12月﹐明治新政府向朝鮮王朝發出通告文書﹐通知日本已經發生了政權更迭﹐明治新政府希望與朝鮮王朝繼續保持長期以來的友好關係。由於明治政府在通告文書中使用了與以前不同的詞句﹐朝鮮方面以該文書與以前國書的形式不同為由﹐拒絕接受日本政府的國書﹐接着還發生了對日本使節以及當時在朝鮮的日本人進行各種各樣的嘲弄和迫害的事件。因此﹐在日本向朝鮮出兵﹑懲罰朝鮮無禮行為的意見澎湃而生﹐終於在1873年（明治6年）10月﹐日本政府的內閣會議中對這件事進行了討論。
進一步詳細地介紹一下這個事件。以往日本的當權者與朝鮮方面交換國書時使用的是“日本國大君”的名稱﹐而這次明治政府的國書中﹐沒有使用“日本國大君”﹐而把它改寫為“天皇”。“天皇”是什麼人呢﹖而且文書中還用了“„勅（诏）”。原本“皇”和““勅”的字﹐世界上只有一個人有資格使用﹐這就是中國皇帝。對於朝鮮方面來說﹐中國皇帝以外的人使用“皇”和“詔”的字﹐實在是無禮太甚﹐所以拒絕接受日本政府的國書﹐好像他們還把日本人看成是野蠻人。這有確實的證據﹐在後邊還要講到。
江戶時代﹐朝鮮和日本之間沒有正式的邦交﹐兩國間僅是德川將軍與朝鮮國王之間交際形式的外交關係。因此每當新一代德川將軍即位時﹐朝鮮方面便派出身份為“朝鮮通信使”的人前來日本祝賀。但在江戶時代﹐日本並沒有向朝鮮派出同樣身份使節的例子。（這樣看來﹐日本方面（說幕府政權更恰當）並不輕視朝鮮。對於朝鮮的通信使﹐幕府將軍在形式上作為主君的使者來迎接﹐比日本天皇派來的使者受到更加隆重的禮儀對待。這可以理解為日本當時的閉關自守政策的原因）。
總而言之﹐德川幕府把跟朝鮮的交往以及日常的關係處理﹐委任給對馬藩國來處理。對馬藩國是位於日本本州和朝鮮間的對馬島上的藩國。除了對馬在地理上與朝鮮接近這個理由外﹐還因為它在歷史上與朝鮮的關係比較深。對馬藩主宗氏的世世代代﹐在隸屬於日本幕藩體制中的一個藩國的同時﹐還接受朝鮮國王以主人身份對他的冊封。這是因為對馬島嶼生產的稻米量不夠養活當地居民﹐必須仰仗朝鮮的供給這一現實理由。對馬藩國在朝鮮釜山設有常駐聯絡事務所（在當地被稱為“倭館”）﹐在那裡住有非常少量的藩士和商人。明治維新剛實行不久﹐明治新政府為國內政治問題而竭盡全力﹐所以像幕府時代一樣﹐委任對馬藩國來處理對朝鮮關係的事務。所以﹐這個意在傳達日本發生了政權更迭的日本國書﹐應該是經由對馬藩國傳達到朝鮮的。
上面說到朝鮮方面拒絕接受國書的事情。確切地說﹐在朝鮮方面﹐處理對日本的關係也不是在京城（漢城）的中央政府﹐而是由管轄設置“倭館”的釜山地區的東萊府處理。這個東萊府的擔任對日交涉的官員（訓導）拒絕接受日本的國書。國書的內容上面已經講過﹐大意是通知朝鮮日本發生了政權更迭﹐新政府希望與朝鮮繼續維持友好關係﹐可以說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原文是這樣的基調﹕“我皇上登極﹐更迭綱紀﹐親裁萬機﹐極欲修鄰邦之好。”
1871年（明治4年）日本廢藩置縣﹐藩國完全被廢除﹐成立了郡縣制的中央集權國家制度。此時﹐對朝鮮的外交也移交中央政府直接管轄﹐由外務省接管。1872年（明治5年）9月﹐“倭館”被改名為“大日本公館”﹐由外務省管轄。在這以前駐在朝鮮的舊對馬藩國的藩士被令回國﹐由外務省的官員赴任接替。繼任的外務省官員繼續努力與朝鮮方面交涉國書的事情﹐但這時朝鮮方面的態度不僅沒有變化﹐反而態度突然強硬起來。朝鮮官府阻礙對日本公館的生活物資供給﹐並開始妨礙對馬藩國時代就居住在那裡的日本商人的活動（這時當然也有從對馬以外地域來的商人）。各種各樣情況錯綜複雜的背景中﹐其中一個問題是﹐“倭館”的土地和建築物好像原本是屬於朝鮮政府的所有物﹐僅僅准許對馬藩國使用﹐日本方面連通知也沒有就隨意地改變了使用者和使用方法。
在那樣的背景下﹐朝鮮方面的姿態變得越來越強硬﹐終於發生了下述的行動。
“……朝鮮東萊府在日本公館門前貼出告示﹐上面寫着﹕日本不知廉恥地模仿西洋的制度和風俗﹐違反了朝鮮當局不允許對馬以外的商人進行貿易的規定﹐從近來日本人的所作所為來看﹐日本應該被稱為‘無法之國’……。”
以上的話﹐是駐在日本公館的名叫弘津弘信的外務省官員﹐1873年（明治6年）5月21日及同月31日向外務省發送的報告書的一部份。這個報告書惹怒了明治中央政府的中高級官員﹐以及創建明治政府的薩摩﹑長州﹑土佐﹑肥前的藩國組成的明治政府的官員和近衛軍人﹐並在社會上燃起了“征韓論”﹐內閣會議上也正式討論了對韓國出兵的問題。
弘津的報告書還附加了朝鮮方面張貼的告示的抄本﹐所以該告示的內容傳到了今天。該告示說﹕“他們（日本）受制于人還不感到羞恥﹐居然移風易俗。這樣的人已經不應該稱為日本人了﹐所以不允許他們在我境內來往。”
在這裡省略了詳細的事實。不過總而言之﹐日本受到了來自朝鮮的無禮對待﹐使國家的自尊心（具體說來就是自己作為日本人的自尊心）受到傷害﹐也就是“丟了面子”﹐所以日本方面 (主要是中下級的官員和軍人)憤怒了﹐主張懲罰朝鮮。
林語堂在《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1935)》中說﹐把中國人的“面子”與西洋人“名譽”同樣看待﹐那是大錯特錯了。不過﹐日本的“面子”﹐好像與“名譽”吻合的部份比較多一些。
外務省最初做成的供內閣討論用原案的內容﹐因為原文是文言文﹐毛利敏彥的《明治六年政變》（中央公論社1979年12月）中列出了摘要﹐我在這裡借用一下。
由於朝鮮官府在告示中“把我國視為無法的國家﹐又說我們胡作非為﹐將來勢必後悔”﹐對於“這種意想不到的暴行﹐很難預測我國人民會怎樣面對這樣的凌辱”﹐這樣一來﹐“第一是關係到朝廷的威望和國家的榮辱”的嚴重事態﹐“無法對其置之不理”﹐必須採取“斷然出師的行動”﹐也就是必須採用武力解決的方針。不過“兵事之事重大”﹐暫且以為了保護居民的名義﹐派遣“若干陸軍﹐幾艘軍隊”﹐在九州的駐軍隨機應變﹐以軍事實力的背景派遣使節﹐“依據公理公道﹐進行嚴正的談判”。(同書110頁)
內閣會議從6月到8月召開了數次﹐因為沒有留下議事記錄﹐所以討論的具體內容不是很清楚。不過最後的結果是﹕板垣退助的武力解決派的意見被壓制﹐而通過了西鄉隆盛的主張﹐即派遣不伴隨護衛的純粹談判的全權大使﹐西鄉隆盛主動親自承擔這個任務。（順便說一下﹐一般認為西鄉隆盛是“征韓論”的倡導者﹐但就記錄下來的他的言行來看﹐這樣的證據卻意想不到的稀少）。但這個內閣決議的實施由於種種國內政治的原因被延期了﹐在10月份再次召開的內閣會議中﹐這個決定被推翻。
就在這個內閣決議的延誤期間﹐日本朝野燃起了“征韓論”。在政府首腦的意見中﹐派遣“若干陸軍﹐幾艘軍隊”﹐不過是為了“依據公理公道﹐進行嚴正談判”﹐最終的目標還是談判解決。不過政府的中下級官員﹐特別是近衛軍軍人們的意見﹐大體上是主張武力解決。所謂武力解決﹐也就是與朝鮮進行戰爭。他們極力主張為了“弘揚國威”﹐應該向朝鮮出兵。
當時政府首腦的一個人﹐長州藩國出生的木戶孝允﹐在明治元年12月朝鮮拒絕接受國書的時刻起﹐就已經主張出兵的“征韓論”﹐是“征韓論”最早的提倡者。（不過木戶後來放棄了這個主張﹐在明治6年時﹐他站在內政優先的反征韓論的立場上）。他當時的日記裡這樣記着﹕“希望派使節去朝鮮質問他們的無禮﹐如果他們不服的話﹐就興師問罪﹐大揚神州之威。”(明治元年十二月十四日條)。
另外﹐1870年(明治3年)﹐為預先準備把朝鮮外交移交到中央政府﹐而派遣到“倭館”的外務省的佐田白茅﹐他在與朝鮮交涉時﹐朝鮮方面不要說談判﹐就連接觸也拒絕了。佐田回國後﹐向政府提出了一份基於感情用事的建議書﹕“朝鮮不受理國書﹐就是侮辱了皇國﹐所以應該對其興師問罪﹐派遣大使一舉進攻﹐不出五十日就能俘虜朝鮮國王。”
征韓論者還有一些其它的意見﹐不過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他們非常明確地指出征韓的目的是“弘揚國威”﹐其內容就是“因為對方的無禮而問罪”﹐總之懲罰對方的無禮行為只是為了“弘揚國威”﹐至於把朝鮮作為殖民地統治的現實的國家利益﹐則完全沒有考慮在內﹐以至於連在“弘揚國威”之後該怎麼辦的進一步設想也沒有。
更糟糕的是﹐他們基本上完全沒有考慮為了“弘揚國威”所需的有關經費和兵站的籌措。先前舉出的外務省的內閣會議原案也同樣﹐只寫了派遣軍隊﹐或九州的駐軍隨機應變﹐事先並沒有與陸軍省和海軍省取得聯絡的跡象。不過在8月決定了派遣使節之後﹐內閣向海軍省送去了照會﹐當時的海軍省副官（長官是空額的)勝海舟對此回答說﹕“在現在情況下﹐日本海軍在物理上沒有與朝鮮進行戰爭的能力”。
剛纔引用的佐田白茅的意見中﹐他提出放棄當時跟俄羅斯進行爭執的樺太地區﹐將此開發費充作戰費﹐這還算勉勉強強地提出了一個方案。可是當時與朝鮮外交的目的﹐就是作為日本防備俄羅斯的長期對外政策的一環﹐因為日本考慮到將來俄羅斯必定成為日本的威脅。從這個角度來說﹐佐田白茅的意見不是昏論﹐也是空論。
而且佐田還若無其事地寫道﹕朝鮮仰仗清國為其宗主國﹐日本一旦出兵﹐清國大概會出軍援助﹐這樣的話就把清國也一起征服。當然要做到這點是毫無根據的﹐關於“不出五十日就俘虜朝鮮國王”﹐也沒有任何具體的依據。他們完全沒有認識到本國的國力以及國內外的情況﹐對於朝鮮和清國也同樣缺乏認識﹐他們完全不理解國家的基本戰略﹐沒有在此基礎上進行冷靜的國力比較。樺太放棄論就是明顯的例子。至於朝鮮方面為什麼會採用那樣的態度﹐也完全不予考慮。
本來佐田白芽(1832-1907)是久留米藩士﹐在佩裡來航之後﹐是屬於勤王派的排外主義者。久留米藩國有很強的輔佐幕府傾向﹐佐田因此曾經被投獄﹐後來因為這個經歷﹐他成為在原則上為了排外而成立的明治政府中就職的人物。在與朝鮮交涉以前﹐他沒有與外國交涉的經驗﹔進一步說﹐他不具備作為外交官的素質﹐他的這個報告書只是為了傾吐自己在朝鮮受到了個人侮辱的憤怒。
最後﹐再引述一節上面說過的外務省的內閣會議原案的原文﹕“在面對今天這樣的侮慢輕蔑之時﹐第一是關係到朝廷的威望和國家的榮辱﹐無法對其置之不理﹐已經非採取斷然出師行動不可的地步。”(德富豬一郎《近代日本國民史》第86卷﹐時事通信社版﹐1961年)。
從當時日本的朝鮮出兵論來看﹐只是出於對無禮和侮辱的報復﹐根本沒有進行現實的考慮（利害關係﹐成敗的可能性)﹐實際上是武士的想法。武士對於無禮和侮辱是絕不寬恕的。
在我看來﹐後來滿洲事變和日中戰爭時的日本軍人行動﹐也在相當程度上繼承了這樣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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