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1日訊】簡介：楊春光，詩人、詩評家，1956年12月28日出生於遼寧省盤錦市。1976年底，應徵入伍入學中國人民解放軍洛陽外國語學院。1980年，被分配至部隊從事軍事情報工作，先後歷任三局情報參謀、某集團軍情報室主任、某師軍史幹事、某團政治處幹事等職。1985年底，涉足詩壇。1986年3月，創辦並主編全國解放軍第一家軍旅詩歌報《新星詩報》。1987年初，在海南島主持召開全國文學社團首屆大聯合會並當選為主席。1989年春夏之交，作為軍官親身參與學潮平暴後期的活動，並於「六．四」平暴前後寫作抗暴詩歌《太陽與人和槍口（組詩）》。1989年9月9日，被公安部門秘密逮捕入獄。1991年獲釋出獄後，致力於後現代先鋒詩歌的寫作和理論研究。1994年3月，與高鵬舉在河南創辦《空房子詩報》。1996年～1997年，編選和出版《中國當代青年詩人大辭典》等，後被公安政保部門截貨並全部（3000冊）沒收銷毀。1998年9月～10月，隻身投入遼寧組建中國民主黨的活動。1998年10月11日，在遼陽遭暴徒襲擊，險些喪命。2002年8月，在鄭貽春的資助下，購買二手電腦上網，與海內外知識群體接軌。2002年年底，被設於美國紐約的「世界自由作家評獎委員會」提名為2002年度候選人之一。現為自由撰稿人，著有詩稿數百萬字，因其「鬥士風格」，被譽為「大陸李敖」、「當代李逵」。本訪談錄經楊春光先生親自核對後發表。
■楊春光訪談錄（上）
（一）整整「活埋」二十年
楊銀波：結識了鄭貽春之後，我才知道你的情況。你被大陸埋葬得實在太久，你也講過「楊春光的時代還沒有到來」的話，2004年你看有沒有戲？
楊春光：是的，我被大陸專制主義主流媒體幾乎整整封埋了二十年；況且我一直沒有死，我是作為一個頑強活下來的人而被他們「活埋」的。直到2002年8月，我才在我的摯友鄭貽春先生的資助下，購買了二手電腦上網，於此才先後與國內的前衛詩歌理論家、新銳學者張嘉諺和流亡美國的著名英雄詩人黃翔以及流亡自由作家鐵風等取得聯繫，使我逐步與海內外的先進自由民主知識份子接軌，這樣我被封埋的主要代表作品才開始在海內外網絡上得已出現。在這以前，我的主要作品或代表作，全部被大陸的官方、民間和知識精英們共同拒絕。現在到了網絡時代了，這相對於印刷時代要自由得多了。即使是專制權力當局怎樣封殺網絡上的自由民主聲音，但網絡時代畢竟不會像印刷時代那樣，是一塊鋼板毫無縫隙了。自由民主聲音只要不懼怕危險就能表達出去，而在印刷時代就不同了，你就是不怕風險，你也表達不出去。從這個意義上講，2004年，「楊春光的時代」還是不能完全到來，但相對會開始啟動。所謂「戲」不會太大，但可以上演了。
（二）大陸李敖
楊銀波：東海一梟評論你的「文字功力，也非常精深，超過李敖」，但李敖與中共之間的問題時常受到政論家和歷史學家的批評，而現在你又成為「大陸李敖」，覺得是悲還是喜？
楊春光：東海一梟是我的知音之一，也是我非常敬佩的人士之一。他說我的「文字功力，也非常精深，超過李敖」，這是對我的誇獎和鼓勵。我對李敖也非常推崇和敬佩，他的毫無顧忌的文化批評精神和自由鬥士姿態，對我深有影響和鼓動，但他對中共極權者的缺乏批判和青睞，是我所不齒的。他似乎還沒有看清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中共當局利用他與台灣國民黨前當局的不屈不撓的抗爭來大做文章。中共把他的著作在大陸搶先風糜出版，這是中共的文化陰謀，企圖藉助李敖來達到中共打壓分化國民黨前當局和台灣知識精英界的政治目的。因為李敖主要是一個鬥士，他的文章還很少或沒有公正客觀地對共產黨和國民黨這兩個專制集團加以理性的區別，其實他們的前者與後者的本質區別就在於：前者是「根本不要民主」或者「有沒有民主」的問題，而後者是有民主綱領但又不實行民主政治的「有多少民主」的問題。
楊銀波：也就是說，李敖的文章缺乏對中共極權本質的認識和對其事實的深入揭露與批判。
楊春光：不是「缺乏」，而是「嚴重缺乏」。他只是從感性認識上，從中共對他言論的極為寬鬆的感恩待德的這一面來看待中共，因此李敖對中共的這個比較犬儒的一面，是我們真正自由知識份子所必須批評的。在這一點上，李敖與金庸有某種相同之處。但不同的是，金庸是「真正的犬儒」，而李敖只是對中共有些「不慎的犬儒」，整體方向還是一個自由鬥士和文化先鋒。不管怎麼說，李敖給大陸知識份子界還是一個鬥士先鋒形象，給我個人正面的東西遠遠超過那一點瑕疵。而大陸中共當局對李敖的放任、默許和某種宣揚，這是他們自我作聰也是自我作蠢的自食其果。他們的文化陰謀有對國民黨前當局的打擊成功的一面，也有其重大失敗的一面，這就是給大陸知識份子樹立了對威權體制勇於批判和鬥爭的精英榜樣，由此也開啟了自由民主的文化批評先鋒風貌。中國當局也似乎對自己的這一文化的失誤有所察覺，並在後期開始調整，在公開媒體上再沒有對李敖的宣揚了。隨著國民黨作為執政黨的結束，中共對李敖就更加沒有任何利用的必要了，所以現在基本上在官方完全打掉了對「李敖熱」的宣傳機器平台。綜合這個正面意義來講，我認為我能成為「大陸李敖」，還是喜甚於悲。
（三）當代李逵
楊銀波：好，下面要談的就是「當代李逵」。李逵可是拒絕招安的代表性人物啊。
楊春光：是的，我歷來推崇李逵拒絕招安的絕不投降的革命到底的精神。我從小就讀《水滸》，恨透了宋江之流。我每一次走向悲劇的一步，都是我自明的，絕不是無意識的結果。按中共的傳統接班人意識，即「根紅苗壯」，我是最符合的，也是最具條件的。像我這一代，40歲～50歲的知識份子，現在正是執權大握的時候。我的大學畢業的同學，現在都已經是師級幹部了。即便是我在家鄉的中學同學們，也大都已是地方政府的處級幹部了。我如果不是自明走向悲劇，我的條件和資格當然都比他們好得多。在部隊我登上詩壇後，很快就在軍隊軍旅詩人中出了名。1986年，瀋陽軍區特別調令我去瀋陽軍區政治部文化處做專業軍旅作家，可我當時正在主辦民間軍旅詩報《新星詩報》，就毫不猶豫地拒絕了當專業作家的陞官發財的機會，這對別人來講肯定是千載難逢的提拔之路，但我卻堅定地走向了民間的業餘創作之路。我還因此在部隊黨員生活會議上歷次受到「不服從領導分配」的嚴厲鑑定批評，被大家稱為書獃子和老傻冒。
楊銀波：據說不久之後你還遭到了鄧小平的點名批評。
楊春光：那是1987年的事情了。當時在海南島召開全國首屆文學社團大聯合會，本來我接到通知時，已經被當局嚴令取消，部隊首長也嚴令我不要再去，如果去了，那麼會影響到我的已經把我納入的「後備突擊破格提拔的領導幹部」的人選之一的結果。結果我還是選擇了「擅自前去」，因此遭到鄧小平的軍內公開點名批評，並在全軍上下公佈對我進行黨內嚴重警告和行政降職降薪的處分的通報，我因此遭到了半年軟禁不說，還在政治上從此受到了嚴密監控和不再被重用的人生壓制，也從此完全成了民間異議人士，在詩歌道路上走向了徹底的地下，成為了民間詩歌運動的「匪首」。
楊銀波：然後你這個「匪首」就一直發展到寫詩抗暴。
楊春光：是啊。我公然站出來寫詩抗暴，這是在1989年天安門槍響鎮壓並且已定性為「反革命」的失敗之後的事情了。當時我正處在從部隊到地方的轉業移交之中，也是我的部隊一位知心首長，他現在是總參的首長之一，他看我在部隊實在不能受重用了，就幫我活動軍區。因為我是軍事學院畢業的情報人員，原則上不經軍區特殊批准就不得轉業。他當時準備將我轉業到地方，好交給他的一位老戰友，也就是我家鄉新任市委書記的手下，以便轉業的時候再重新重用我，並準備先安排我做文聯秘書長，然後再提我為市委宣傳部長。這位書記非常開明，也非常欣賞我，要我在「六．四」運動中不要表任何態度，一切等我上任後再從長計議，並準備把我家鄉變成新的文化城和詩歌城。開始我也是這樣克制著自己而沒有參加「六．四」運動，可槍響後我再也坐不住了。在這一歷史關鍵時期，我一定要表達我作為一個知識份子的基本良知和態度，結果我遭到了逮捕，很清楚地認識到我失去了在地方東方再起的政治機會。我現在也非常明白，如果我繼續做「當代李逵」，我就會隨時面臨「二進宮」的危險可能。當然我會在鬥爭策略上避免這樣的悲劇，可是在結果上，這種悲劇仍然不可避免。不過這種對良知的堅持，對我來講也是必須的。
楊銀波：你當時從情報軍官轉變為抗暴詩人，這個過程是怎樣的？
楊春光：這是循序漸進的結果。我當時的文學寫作，完全是由我在邊防前線的極度寂寞生活引起的。孤獨而簡單的部隊文化生活不能滿足我的精神需要，再加之我一直對文學的偏好，使我拿起了文學創作之筆。通過文學藝術視野的不斷開闊，我才對思想哲學等領域開始更深的探索與追究。這可以上溯自大學讀書時的解昧極權專制極左思想開始，到我真正拿起文學創作之筆的時候，我才由量變到質變，特別是從召開全國文學社團首屆大聯合會之後，我才全面放棄極左的主流思想支配。這裡有個轉折點，那就是部隊給我的長達半年之久的軟禁生活。當時我的活動都有士兵看護，但唯一充許我去街上看書買書，因為看守士兵原來都屬於我的部下，有的就是我的勤務兵。而且他們對我看甚麼書的內容也不懂，所以就對我放任自流。因為有了這麼一個「機會」，才使我有時間集中看了一些自由民主和先進文學藝術界的思想開放的西方書籍，才有了我一次思想上的質的飛躍，也就是從初步有了民主思想的開放者，到具有了一個真正自由民主堅定理念世界觀的成熟知識份子。軟禁生活從1988年下半年到1989年春夏之交結束，那時正值「六．四」運動開始，所以我在1989年「六．四」運動平暴後期，才真正成熟地參加了「六．四」抗暴聲援運動中，才成為了一位具有堅定人權民主價值觀的抗暴詩人。
（四）文學革命與社會變革
楊銀波：難怪鄭貽春最近打來電話對我說：「實際上楊春光就是一位在詩歌中反抗暴政的藝術家。」我想請教，你的詩歌如何「反抗暴政」且還能成其為「藝術」呢？
楊春光：鄭始春說我「實際上楊春光就是一位在詩歌中反抗暴政的藝術家」，這一定位非常適應於我。實際上，我也是一直給自己這樣定位的。為甚麼呢？因為一般來說，把社會革命時代稱為「槍桿子裡面出專制政權」的時代，而把文學革命時代稱為「筆桿子裡面出民主政權」的時代。專制政權的前提是必須靠封鎖言論自由來加以鞏固的，而民主政權的前提是必須靠言論自由的充分開放，並最好是以和平手段來實現的，那麼文學寫作或文學革命說到底就是文化等一切思想新聞言論領域的言論自由開放的革命。西方的民主制之所以完善和鞏固，就是因為他們有文藝復興和文學啟蒙的革命運動在先。我們的五四運動的文化啟蒙革命則剛剛興起或根本沒有進行下去，就被社會革命運動所悲劇性地代替了，從而使近代的言論自由革命就一直夭折下來。現代的新文化革命運動是「六．四」運動，但僅僅進行了不到兩個月，就在慘絕人寰的一片血腥的屠城中走向了悲劇的結尾。除此以外，中國歷史上包括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在內的任何打著「為民主自由而戰」的旗號的各種暴力革命，最終還是像歷次農民起義一樣，反了皇帝還做皇帝，反了專制還搞專制。因此，歷史這樣嚴肅地告訴我們：我們中華民族從古至今的占主流地位的文化傳統裡面，尤其缺少的正是這種以言論自由為主旨的文學文化啟蒙運動。所以，我們的當務之急不是先要社會革命而後才是文學革命，而是先要文學革命而後才是社會變革。
楊銀波：文學革命是否必然導致社會變革的來臨？
楊春光：我的看法是：有了文學文化的革命，也就不用愁社會變革的隨時到來；沒有文學革命的前提，社會的多次民主變革，甚至包括各種革命，最終不是失敗就是專制的勝利，再不就是初期民主的難以鞏固，或被假借民主的招牌而葬送初期民主的結果。因此，我們要想社會取得進步和體制變革，我們就必須運用我們知識份子手中掌握的文學文化的天然話語權力，進行一場紮紮實實的文學革命。作為社會範疇的實用哲學來講，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社會的進步再不能僅僅靠革命的方式或唯革命論來實現了，並且最好不再提倡革命或儘量避免革命的發生。這是因為，革命的同義詞是暴力，而靠暴力更替的政權或奪取建立的制度，往往是剛才講的這些惡果，它一般都是專制政權的週而復始。這是從主觀上看；那麼從客觀上看呢，任何靠暴力奪權的，無論出心是多麼的好，其結果都必須悲劇性地震盪社會，而且大規模破壞現有生產力，並一時難以迅速恢復。同時，最為殘忍的是，肯定要以犧牲千百萬無辜老百姓的生命為代價的。而且，即便不顧這些代價，也由於現在整個世界格局的變化和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與進步，那種大面積的革命割據與屠殺的土壤和機會幾乎微乎其微，任何方式與目的的革命也不再為國際社會所支持，所以，社會革命的時代已經基本不復存在，或者再不能被先進的知識份子所主倡。
楊銀波：這就是說，文學革命基本上是不流血的和平文明革命。
楊春光：對。文學革命是屬於非實用哲學範疇的領域的，它即使是革命的工具，那也是「批判的武器」，而不是社會實用哲學領域的「武器的批判」。文學革命是以文化作為對象的革命，它不同於社會革命的是以人的生命作為革命對象的革命。雖然文學文化也是一種大生命，但它是無機的大生命體，而社會革命卻是要「革有機生命的人的命」的。文學革命是置於上層建築領域「革抽像人的無機生命的命」的。可以進一步形象地說，文學革命再怎麼革命，也都是天鵝絨式的溫柔之鄉的革命；而社會革命除非不發動革命，一旦發動革命，都要發生鬥牛式的流血之邦的革命，其結果不是你死就是他傷。並且，文學革命不僅是其他傳統社會革命的先導，而且也是現代社會變革的直接結果。一旦文學革命成功，社會變革就必然到來，而且自然到來的社會變革將會比社會流血的革命結果還要完美、還要進步和鞏固，是社會革命想要達到而永遠達不到的盡善盡美的美麗革命。況且，現在網絡時代已經到來，為文學革命提供了最佳天賜良機和最直接的豐厚的文明開放土壤層，使之每個人不一定非要直接走上大街，就可以在家裏「這裡黎明靜悄悄」地進行一場轟然但又可以無聲的心靈大革命了。
簡介：楊銀波，原籍中國重慶，系中國大陸作家、社會活動者，國際筆會中國分會（獨立中文作家筆會）會員，主辦《百年鬥志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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