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4日訊】從1988年開始的中國鄉村直選改革試點（又叫村民選舉、鄉村選舉等），轉眼已經是第16個年頭了。這個兩倍於抗日戰爭的漫長歲月需要多少耐心，多少企望，多少真誠才能靜靜地捱過！我敢說，具有這樣素質的民族最渴望民主，最有資格享有民主，也最有理由撕破騙子的謊言，爭取真正的民主。
緣起：羞羞答答的謊言
關於鄉村選舉的起因衆說紛紜。樂觀的人們認爲，這是中共當局爲了兌現半個世紀前的民主承諾，從草根民主開始逐步推進中國的整體民主化。悲觀的人們認爲，這不過是中共的一場政治秀，很難有什麽出人意表的結局。
中共多年來的作爲早已粉碎了我曾經的幻想，所以我很難樂觀起來。即使真的是要兌現半個世紀前的承諾，我們也沒有感恩戴德的必要。首先，踐約來得太遲，第二，承諾打了太大的折扣。中共當年從來沒有說過民主只在下層民間實行，更沒有說過要國人如此無限期地等待。當然，我也不太同意政治秀的說法。“秀”常常是一種主動、自發的行爲，如江總書記突然從國賓席裏站出來，引吭高歌一曲“我的太陽”，那是很自信、很瀟灑的一種才藝展示，而我們的鄉村選舉在我看來則是羞羞答答，半推半就。
誰“推”了當時的中共高層呢？當然是全世界範圍的民主浪潮和國內民衆的民主訴求。爲了在國際上樹立一個開明政府的形象，也爲了逃避拖延民主，拒絕政改的指責，中共才三心二意地做出了民主的姿態。
但是從一開始，中共就沒有很認真對待這次選擇。它一向把民主和人民的素質聯繫起來，反復聲言，中國人素質低，不適合搞西方那樣的民主。那麽，如果真的要進行民主試驗，爲了保證試驗的實效，應該從高素質人群開始，而不是走這種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這種選擇清楚表明了它不情願、不負責的態度。
中共選擇農村的自身考慮不外是農村是政權的神經末梢，即使真的局部民主了也不會危及到獨裁者的心臟。此外，當然還有別的因素，比較重要的是當時走在改革前列的中國農村出現了種種危機。改革開放之初，我國農民收入曾經有過驚人的增長速度，1978－1984年，增長速度達到15•6％。但是，好景不長，農村經濟很快就走了下坡路，接踵而來的是勞動力過剩，幹群矛盾激化，棄農厭耕情緒加劇，中共賴以驕傲的改革根據地面臨著崩潰的危險。因此，中共扭扭捏捏地選擇了農村，也是爲了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中央與地方、政府與民間的種種矛盾。
從鄉村選舉的管理體制也可以看出中共當局敷衍了事的無所謂態度。按照它鋪張濫權的傳統，凡屬於它認爲關係重大的事務，都會設立專門機構來管理，而這一次中共卻把鄉村選舉這樣的大事情交給了所有部委裏權力最弱的清水衙門——民政部來代管。
操作：上上下下的謊言
民主和自由是密切相關的，美國大法官休士曾經說過“民主必須有組織有控制，但是它根本的生命力在於個人自由。” 當共產黨密不透風的統治網路無所不在地蔓延，農民的個人自由和權利被大肆剝奪，他們沒有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來行使民主權利。在這種情況下，任何民主的演練只能是動作和姿勢的模仿，而不是精神和氣血的增進。
十六年來的鄉村選舉，在大多數地區從候選人提名，到投票、計票全在村支部和鄉黨委的掌控之下，候選人事實上要首先經過政治審查。河北省一九九六年頒佈的《村民委員會選舉暫行辦法》關於候選人應具備的條件的第一條就是：“擁護四項基本原則，認真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遵守法律、法規和規章。”這實質上等於給了共產黨基層組織在可能的民主角力中立於不敗之地的法律保障。更爲滑稽的是，有的地方村民議會或選舉領導小組由村支部指導組織，候選人由村支部確定人選，選舉出來的村委主要領導人最後又是“一肩挑”——既是支部領導又是村行政領導。我實在看不出這和一個極度無聊的人左手和右手下棋有什麽區別。
當然，不可否認在某些地區也有村民掙脫共產黨的控制，選出自己的村委領導來的例證。但這樣的村委領導往往和支部一幫人形成尖銳的矛盾，2001年，陝西省西安市馬軍寨村的村主任彭自然被人謀殺，雇兇殺人的竟然是村支書謝國維。即使躲過彭自然這樣的噩運，帶著鐐銬跳舞也決不是一般智力的人所能應付的。
還是在2001年，山東棲霞市4個鎮57名村委會成員集體要求辭職，因爲“村黨支部和鎮黨委、政府片面強調黨領導一切，採取支部包辦代替村委會的做法，”剝奪了民選村官的權力。
鄉村選舉就是這樣在具體操作中被權勢者在掌股間玩弄得顛三倒四，鄉村民主和村民自治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應有的真意，成了一場鬧嚷嚷的社戲。權勢者在選舉活動中弄虛作假、欺上瞞下，徇私舞弊、強姦民意，勢必導致參選者興致敗落，心灰意懶，有不少地方的年輕村民根本不參加選舉，只有老頭子老太太爲了拿到幾塊錢的參選費才勉強去趕場投上一票。
宣傳：裏裏外外的謊言
關於村民選舉，中共的對內宣傳力度並不大。與六四平暴、鎮壓法輪功相比，簡直可以說力度很小。相反，對外的宣傳力度卻出奇地大。特別是六四鎮壓之後，爲了洗涮自己在國際上的屠夫形象，改善與西方民主國家的關係，更是拿鄉村民主與自治大做文章。但是，這種宣傳也同樣充滿了謊言與欺騙。
2003年，美國前總統卡特在北京大學的演講提到，鄧小平曾經向他講明“那些小村莊並不屬於整個共產黨體系的一部分”（small villages were not part of the overall communist party system），因此，“應該允許地方選舉的領導人來管理自己的事務，這對於村民和上級政府都有益處”（it would be beneficial to their own citizens and to higher governments to permit locally elected officials to manage their own affairs）。
如果當時的翻譯人員表達沒有錯誤，卡特總統的理解力沒有問題，那肯定是鄧小平在撒謊。現在的所謂行政村（即大躍進到文革結束時的生産大隊）當然屬於共產黨統治體系的一部分，村支部就是最基本的控制農民的機關。從1927年的紅軍三灣改編開始，共產黨就認識到了牢牢控制基層的重要性，“支部建在連上”、“連有支部，班有小組”的經驗在建國後就演化爲農村的支部建在村上。但村以下的社區——所謂自然村或生産隊——依然佈滿了共產黨的網路。雖然村支部成員不屬於國家幹部編制，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管轄的範圍不在共產黨的體系中。
類似的謊言還很多。通過這些謊言，當局要向西方傳達的資訊是，共產黨沒有控制鄉村事務，村民社區屬於民主自治狀態，是中國走向全面民主的基礎工程。這種宣傳確實起到了作用，引起了國際社會的極大關注。既爲中共贏得了聲譽，也引來了財源。首先是美國非政府的民間組織，福特基金會出錢資助相關的研究專案，召開國際會議，組織《選舉法》的起草。接著，卡特中心與中國政府簽訂協議書，爲中國培訓鄉村幹部，建立電子網路，共用研究成果。去年年初，歐盟又投入了約9400萬元人民幣幫助中國政府對“從事村務管理工作的官員、當選的村委會幹部以及村民提供相關培訓和資訊”，以加速中國農村民主改革進程。
在當局的民主謊言走向世界的過程中，卡特不知不覺起了重要作用。有朋友認爲，鄉村選舉是卡特拿中國人開玩笑，我倒傾向於認爲是中共拿卡特開玩笑。卡特先生是很認真的。自己籌款贊助中國的鄉村民主事業，還在2003年以80歲的高齡不遠萬裏來到中國，實地觀察村選，並以溫婉的口吻，奉勸中共當局擴大民主，推進政治改革——“毫無疑問，如果願意，中國可以深化政治改革，而且這一改革將不會對穩定和法制構成任何真正的威脅。”
反觀中共，雖然強打精神挂起民主的招牌，卻自始至終缺乏推進民主的誠意。對這些伸出民主援手的國際友人，狐疑重重猜度之，花言巧語矇騙之，馬虎潦草敷衍之。2001年，江澤民和卡特會面時，興致勃勃地吹噓起他的三個代表理論。誰知卡特不買他的帳，反倒溫而不火地教訓他要充分實現“三個代表”就要允許人民以“最好和最負責的方式選擇自己的領導人”。江澤民當面點頭稱是，事後卻不願朝這個方向前進一步。
這些來自西方國家的友人，想必都受過基督教文化的熏陶。與世界上最後一個時而張牙舞爪，時而惺惺作態的共産怪獸打交道，且不可忘了基督的教誨：“不要把你們的珍珠丟在豬前，恐怕他踐踏了珍珠，轉過來咬你們。”
前景：支支吾吾的謊言
不管結局如何，中共一向喜歡擬定時限。如，三年超英，五年趕美，1980年實現農業機械化，2000年實現四個現代化，2050年成爲世界第二經濟大國……而這次民主試驗和整體民主化進程卻沒有任何的時間表，實在讓人感到非同尋常。
我們可以按照目前的進程大致算一筆賬。截至去年，中國大約有七十萬個鄉村實行了村委會選舉。據《南華早報》報道，各地鄉村選舉中只有百分之四十的村子符合選舉法精神，也就是說，合法有效的選舉還不到一半。如果等到這場民主實驗達到或接近100%的有效率，就要再等一個15年。然後，村以上的選舉又要再實驗至少15年，城市裏的選舉再實驗15年……等到全國性的大選降臨中國，那恐怕是本世紀末的事情了。
當然，這還只是我們的一廂情願。因爲中共當局從來沒有說過鄉村選舉實驗成功之後，就舉行其他各行政機構的選舉，更沒有說過要進行全國大選。他們喋喋不休，千篇一律，年復一年地強調的是中國不適合搞民主。所以我們和平、理性、耐心、誠懇的等待和期盼很有可能是一場空夢。
以冥頑不靈、保守愚昧著名的慈禧太后下定決心要立憲時，她給出的準備時間是12年；先受長期殖民統治，又被鄰國佔領的蒫爾小國東帝汶從全民公決選擇獨立到制憲選舉的時間是2年，到總統選舉的時間是3年；先後經過蘇聯侵略、塔利班踐踏的阿富汗，從過渡政府成立到總統大選的時間是2年……而我們一向以五千年文明史而自豪的中華民族，自吹自擂地始終代表先進生産力發展的中國共產黨，要做一次鄉村民主實驗，起步就走了16年。我不知道天下還有什麽樣的事情會比這更蹂躪我們的自尊，踐踏我們的意志，侮辱我們的智力的。
如果我們還有自尊，還有意志，還有智力，我們決不會再苦苦等待。我們不能永遠生活在謊言中，不管是厚顔無恥的謊言或是支支吾吾的謊言。選擇自己的生存方式是上天賦與我們的權利，討回被剝奪的權利我們有一千條理直氣壯的理由。
作者爲《觀察》評論員
──轉自《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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