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日訊】(希望之聲廣播電台記者易帆舊金山報導) 自法輪功學員南非遭槍擊后，中共向海外輸出國家恐怖主義成為海外華人額外關注的話題。在海外講真話，安全嗎？希望之聲“兩菜一湯”節目采訪了世界日報創刊人之一, 香港名嘴黃毓民之師、資深報人李勇先生。以下是采訪錄音整理。
主持人：很多華人都在關心一個問題，到底在海外，他們如果要講他們心理話，不一定是中國政府願意聽的話，到底他們的安全性有多大？您做為資深報人，這幾十年在香港、台灣、跟美國從事這個報業的工作，我不知道您的看法如何?
李勇：差不多共產黨佔領了以後四年，就是1949年開始， 我雖然是還小，剛從大陸廣州逃到香港，我們一路就可以看到的，就是在中共政權統治之下的新聞記者，或著是講話稍微超越一點的這個界線的就會遭遇到不幸，到了海外了，照理說應該是安全了，自由地區，可是呢?他們有一句話叫做「反共份子逃到天涯海角他都要對付」。
差不多從中國大陸出來都應該知道，假如他做了個新聞記者，或著是做了個政府官員，他一定會接到一個通知，說他到外面去不要亂講話，你要是亂講話的話，我們是沒有地方把你抓不到的， 那麼就是說有這種恐嚇，同胞離開以後到了外面都不敢講，那麼事實上呢，從50年開始可以看得到的，從報紙上或是從這個文獻裡面，都可以看得到找得到類似這種紀錄，因為在海外凡表不利於共產黨的言論，或著對毛對江對劉或著對鄧，對任何一個人有不利的話可能會遭遇他們的破壞， 這種例子太多了，從香港到美國。在台灣呢有一個好處，台灣共產黨的勢力不可能進去，因為蔣經國跟蔣介石時代，共產黨不要說在台灣活動，都是潛伏在那邊，被人家發現要坐牢，所以共產黨不敢在台灣公開活動，但是在香港在美國，又是完全自由地區，他們允許共產黨活動。
中共政權，根本他們就不是中國政府，他是一個政權，是一個共產黨的政權，根本就不能代表中國，中國是你跟我的，中國同胞也是我們的同胞，對共黨來講，中國人跟中國同胞都是他的敵人，所以凡是發現敵人說了些對他不利的話，他一定採取很殘酷的、很毒辣的、殘忍的手段來對付你，這個例子太多了。
主持人：你能不能具體的舉幾個例子。
李勇：我告訴你一個例， 我曾經在黃花崗雜誌2003年第三期(總號第六期)，我發表過一篇「中共在香港和紐約製造的這個恐怖暴力和實錄」，這我都有紀錄下來的，為什麼會寫這個，是因為法輪功學員在紐約華人街被他們打，我從那個地方想到。
主持人:您在1949年就已經從廣州去了香港，您對香港問題一定蠻熟悉的，能不能跟我們講一講香港在中國解放49年以後的情況到底是怎樣？
李勇：假如談的太遙遠對聽眾來講可能就印像模糊，就拿最近香港發生的三個名嘴，鄭經翰、黃毓民、李鵬飛，三個人在商業電台主持一個節目遭到中共的恐嚇，所以他們就停播。
主持人：對，您對此事怎麼看？
李勇：為什麼我對這件事情這麼熟悉，因為黃毓民是我的學生，當時在香港駐海書院教書的時候，他是我教了四年的新聞系的學生，他在香港的表現他的文章口才，香港人都耳熟能詳每一個人都知道，那這次呢，在香港他講話一向批判的很深入，所以他這個就走啦，跑掉了之後呢，中共唐家璇當眾的說，他是為了逃債務，這根本就是污衊人的事情，黃毓民到了美國後，我曾經跟他通了電話，他說，這是性命交關的事情，我怎麼(變成)欠債要逃呢?如果我欠債，那鄭大班，李鵬飛也欠債嗎?根本就是拿這個來醜化，換句話說，他沒有具體講他被恐嚇的內容，就講他被恐嚇了。我說，你沒有必要怕它嘛，香港有警察，有法律。他說，老師，你記得嗎?1967年5月香港暴動的時侯，有一個香港的商業電台，有一個叫林彬，那個過程，難道您記不起來了嗎?我說，對對對，他就把電話給掛了，
主持人：林彬是怎麼回事?
李勇：林彬是1967年文革時期，香港暴動的時侯。有一個叫香港商業電台，黃毓民在那裏主持一個節目的那個電台，這個人有一個節目叫做 “大丈夫日記”，林彬先生他的口才也非常好，他這個節目談，一個男人怎樣對待家庭，如何做事情，談一般民生的生活。但到了1967年香港暴動，民不聊生…
主持人：什麼叫暴動? 1967年香港暴動是怎麼一回事?
李勇：因為大陸1966年開始搞紅衛兵，香港也有一批土共，受那些人鼓動，就跟這批人勾結起來，為了響應祖國的偉大革命，香港就搞暴動，它的口號叫做：打倒港英，解放台灣，收回港澳。披著民主主義的外衣，進行香港的搗亂，到處去丟定時炸彈，到處去騷擾別人，然後又貼大字報在總督府，弄得香港人心惶惶。這林彬先生就在香港商業電台主持一個做 “大丈夫日記” 的節目，他看了很氣，他再也不談鬥升小民(巿井)的事情，就站出來批判中共，說左派的人出來搞，實在不應該，搞得香港人民不能生活，他就罵這些人。每天罵，罵到最後一次呢，他說，這些人簡直就是土匪作風，根本就是一批瘋狗，這批人，危及到香港，按廣東話講，就是很骯髒的一批人。罵完之後，左派(那批人)土共就很氣，就想了要用什麼辦法對付。在之前他就接了很多電話和恐嚇信，可是林彬沒有理會，他相信香港的法律會保護他。結果沒有想到，有一天他和他弟弟兩個人，開著一輛敞篷車，回到九龍老道山的一個地方，車子一上那個山坡路的時侯，前面有個牌子擋住，(寫著)此路不通，修路。他的車子往後一退，三個人出來，二邊用二桶汽油，往他身上一淋，將火一點，就將他們二兄弟活活燒死在車裏面。
主持人：哇，好殘忍哦。
李勇：這個事情一發生以後，誰都知道是共產黨做的，但是香港(港英)政府要根據證據查的，那當然是查不出來，因為他有國家作後盾，有一個集團在後邊作後盾，那就沒辦法抓了，所以林彬死得很慘。那這個事情發生以後呢，他們到報社去燒報紙，香港當時最暢銷的報紙，像星島日報，工商日報，華僑日報，明報，都被他們上門去騷擾，去打鬧，他就認為你們凡事披露對他們不利的，他們就是要找麻煩。這種例子，黃毓民之所以恐懼，他也是因為有林彬的例子在前面。共產黨用這種方法來嚇唬後來講話的人，黃毓民和鄭經翰都是見過世面，在香港土生土長。他們也都瞭解香港，但因為港英政府收回被接管以後，香港的言論就被他們用這種方法，暗中用這種方法己經掐了很多了，擺明著掐著這三個人。
所以我在想，他們的暴力是有他們的傳統，他們一貫如此，他不僅（針對）反對他的人，就是順從他們的人，像大陸有名的記者叫范長江(音)，他是從30年代就信共產黨，罵國民黨貪汙，腐化，無能，他在報上拼命寫共產黨怎麼偉大等等，替他宣傳，他是大公報的記者。結果，共產黨來了以後，他做過短期的官，一到了反右的時侯，就把他打下去，文革的時侯逼得他沒有辦法，跳井死亡，死掉啦。現在他的兒子在替中共的一份僑報那裏作社長啊。他們的問題不在這些人被殺，被捆，被害，完了，他們還要把共產黨的政權當做祖宗來伺侯，連自己殺父之仇都不計較。像金庸，寫武俠小說的金庸，梁雨生你們知道嗎，他們的父親都是共產黨所謂一解放就殺掉的人，而他們一到了美國，到了香港之後，同樣替共產黨工作，而且還要替共產黨講話。這麼有身份，財富這麼多的人，尚且沒有良心，沒有良知到這種程度，這也是間接促成共產黨在海外，為非作歹，他根本就不在乎你的批評，根本就不在乎你的與論，他認為他要動手對付你的時侯，根本就不考慮後果。大家看天安門事件，成千上萬的記者在那裏盯住，照樣坦克車開過來，說殺就殺，他什麼時侯考慮過國際的輿論，外面的評價?他不必在乎嘛，老子有錢在手，我就比你誰都狠，我對這種事情從49年以來，看得太多，太長遠，佔的時間也太多，這個故事訴說不盡，到現在三個人留我一個，有，這種感慨。到現在香港說是一國兩制，還尚且如此，你想想看在美國，世界日報在美國也遭遇過類似的事。
世界日報來美國，是台灣聯合報的老闆來美國創辦世界日報，當時派了五個來紐約，我是其中一個。一到了紐約，共產黨的喉舌，所謂的左派人士就開始攻擊，說世界日報是國民黨的大本營、是國民黨派到美國來的特務，用各種方法來破壞。世界日報的門窗被砸爛、被放火來燒，車子停在外面被戳破輪胎，我出來採訪新聞的時侯，經常有人故意在你面前給你拍照片，威脅你。當然，這些人不一定是共產黨派出來的，但他們是一批走狗，替共產黨做走狗，為了去討好他們的組織，也許他得到的好處可能更多。像這種人，你防不勝防，就像有人要告上次在唐人街打人梁冠軍之類的人，他們就是為了討好，為了表示他忠於他那個黨，他什麼事都幹得出來。
主持人：李先生，那海外怎麼有這麼一批人呢?
李勇：這就是民族的悲哀。其實，有些人在大陸可能也被搞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可是這些傢夥到了美國，他為了討好那個報社，也可能恐懼，也可能想沾好處，他就不需要共產黨吩咐，他知道共產黨需要什麼，恨什麼，討厭什麼，他就處理什麼。我舉個例子，孔夫子，現在共產黨把他當做聖人來捧，當年批林批孔的時侯，紐約中華公所要在孔子大廈前面樹立一個孔子銅像，共產黨就派人來破壞，丟石頭，丟雞蛋，放油漆，把孔夫子說成是林彪，因為批林批孔嘛，只要上面仇視，下面就跟著一起來。現在大陸又捧孔啦，那些王八蛋又跑到那邊去照相了。這個民族已經被共產黨糟塌的沒有是非，沒有善惡，分不清好歹。你到了美國你可以看到，中國人為什麼受這種災難啊，是因為中國人實在太沒有道德勇氣，沒有人會覺得這是不合法，不合理的，或不合情的，他覺得他想幹就幹，不管你在哪裏。
主持人：很多海外華人在我們節目播完以後會打電上來，說很喜歡我們講的，覺得我們敢講真話。我有時跟他們說，下次請您打電話上來在節目之中講。結果很多華人朋友說，那我還是算了吧，我可能還要回大陸呢。這就表現出(華人)有一種恐懼感。上次盛雪女士(著名的作者，記者)來到節目中也說，很多華人生活在恐懼之中。那在美國，李勇先生您經歷了80年代世界日報的創立…
李勇：1976年2月12號。
主持人：哦，那時侯您害怕嗎?您(當時)做為世界日報早期的記者。
李勇：誰都會怕死嘛，當時世界日報剛剛開始的時侯，經常接到恐嚇電話，出門經常會碰到有人故意經常給你拍照片之類的，這種事情太多了，而且長期以來共產黨在大陸的暴行，在海外很多人都怕，所以你說，你請人上臺，別人不敢講話，那也是因為怕。實在很可怕，如果不怕的話，那也不用逃來美國，你們也不必來這裏搞電台，我們也不用跑到這裏搞報紙，就是因為要逃避這種殘暴的…。
主持人：我們現在有聽眾張先生在線上，張先生您好。
聽眾張先生： (問好)我很同意剛剛李先生提到的這個觀點，共產黨不論在國內或國外，實際上，他就是一個黑手黨。大家可能對黑手黨的概念很清楚了，但是，我說它比黑手黨還黑，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黑手黨他要做什麼事情還有同行，他要做什麼事情，他還會顧忌著同行，要對同行交代，但是，共產黨連這個顧忌都沒有，他要殺就殺，要打就打。我倒有一個問題要問一下李先生，您是海外的老報人了，您是怎麼樣看現在海外的報紙?以前是什麼樣?現在是什麼樣?您來比較一下，可好?
主持人：這是個很好的話題，很好的問題，到底現在您怎麼看待海外的這些媒體，我估計他想問的問題是有沒有受到某種程度的控制或影響？
李勇：我看的很清楚，我相信讀者也看的很清楚。張先生剛剛講的對，問這個問題也很好。你可以看到他現在對付媒體的辦法。他自己的喉舌不用說，他拿錢來維持，像僑報一年要拿個幾百萬維持這個報紙。像香港來的星島、明報，台灣人辦的世界日報，我自己創辦的報紙，也可以看出那種跡象。他採取過去是威脅恐嚇你，現在不用這種手法。現在用收買、用滲透的方法來經營。他一旦有招考，他就用以前有做過他們喉舌的那些記者往報紙裏面鑽。另外一方面，從裏面找一些貪圖小利、貪圖小名的人，拉攏為他所用。譬如說我有些記者曾經在報上寫點東西的，免費招待他到大陸去旅遊，給他一筆現金用，幾千塊錢就把他整個買過去了。他寫的東西就開始討好他，這種情況有一些是為了利，也有一些是恐懼，知道共產黨不好惹。凡是共產黨所恨的，他就跟著一起罵。共產黨喜歡的，他就去捧。
譬如說最厲害的就是他們對海外民運份子，現在中共最大的敵人在海外，一個是民運，一個是法輪功的學員。所有有關法輪功的廣告、民運份子的廣告，要送到這些報紙去登的話，這個報紙的老闆就要考慮到有沒有得罪共產黨的地方。假如登出來有得罪共產黨的話，他寧可錢也不要。有一家香港來的報紙，我不想講他的名字。在賓拉登911事件發生以後，有人在報紙上花了八百塊登了第一版登了一個廣告，說：中共政權比拉丁還要拉丁。其實這也是事實，因為他的恐怖程度，比賓拉登不知要超過多少倍。這個人登了這篇廣告在報上之後，引起喧然大波。從紐約總領事張宏喜開始，一路到他們北京的上層，一查這個報紙是香港來的一個人辦的，這個人又是中共委任為政協委員的一個人，他是老闆。就叫這個老闆要好好對付這件事情，那個老闆一火就把這個報紙在紐約的負責人開除，而且講了很污辱的話來罵他，說你怎麼可以登這個廣告？這個人就說：我們報紙是靠廣告生存的，人家付800塊我就登。老闆就罵這個紐約的負責人：假如我給你800塊，我叫你登一個你媽媽做妓女，你登不登？他拿這樣來對比，對共產黨的恐懼已經養成一種習慣了。上面只要一震怒，下面魂都沒有。共產黨現在不需要再用什麼恐嚇打鬥了，他現在只要給點小甜頭，你就自動條件反射，不敢寫他不喜歡的東西。你看現在華文報紙，除了少數像大纪元時報還敢講兩句話之外，你已經看不到什麼批判中共的話。香港的報紙應該來講，對中共了解最透徹，應該是敢於批判。可是因為有利益的關係，不敢批判。台灣有一些報紙因為要討好共產黨，他有個錯覺，他以為全是從大陸出來的人都是親共。所以他的報紙為了將就讀者也要親共，其實他根本就錯，假如大陸出來的人都親共，那大家去看中共的紅色僑報，為什麼那個報紙沒有人買呢？為什麼世界日報是台灣來的報紙這麼多人看呢？所以他要找一定的目標。他不要花什麼錢多買幾個人就可以影響整個輿論政策，用這種手段。所以剛剛張先生問我很想講這個，因為現在所有的話題都太大了，要講出來花五個鐘頭我都講不清楚。
主持人：真的，那以後可以再繼續。
李勇：以後再作個特輯。講他在海外為非作歹的事情。
主持人：有個問題要請問您，您談到說中共在海外這些恐怖的手法，港營當時也是英國政府，在美國也是美國政府也不是共產黨政府，為什麼有這麼大恐怖的感覺？
李勇：因為美國是自由國家，所有犯罪都要犯罪以後有證據才能入罪。共產黨可以在美國逍遙、可以在美國活動，美國沒有法律禁止不准他活動。現在包括台灣也是一樣，你拿著武器在台灣馬路上公然走，沒有人敢碰你，因為他沒有違法。在美國同樣的道理，他在這邊為非作歹、胡說八道，也沒有人敢對付他，因為言論自由。他在恐嚇你的時候，你也找不出證據，你可以告他可是你找不出證據。告訴你你再寫我要對你不利，甚至他打了你之後，他跑掉了，沒有人看到沒有證據。他來個證據不足，他反過來告你誣告他。你在自由國家講是有法律、有警察。可是拳頭在近、官府在遠。為什麼我說自由世界有時會吃虧，這個很簡單，共產黨可以來美國辦報紙，美國人想要到大陸去辦報紙，這是絕對不准的。什麼叫作公平的交流？根本就不公平。他辦了各種的喉舌，有電台、有電視、有報紙，全部是共產黨拿錢辦的。可是在美國的報紙或是台灣的報紙、電台、電視，可以到大陸去開辦嗎？不可能的。因為他沒有民營的，在這種情況之下，在海外他不能控制的話，他就用錢來買。或者是嚇唬你或恐嚇你或者是用錢收買你，威迫利誘。在這樣情況下，加上我們中國的民族性，他要是沒有什麼是非？沒有什麼暴力？就算被他殺了父母，你還是叫他萬歲。這樣的人是不是活該該給共產黨罰，活該該被共產黨整。有時候，你看到這樣一種事情，你會覺得做一個中國人怎麼會做的那麼沒有道理，我的看法是這樣。
聽眾陳小姐：我想跟李勇先生討論，我感覺他現在的觀點有點太過時。因為現在共產黨不是很殘暴，主要是腐敗的問題。如果他這個話題在三十年前是對的，但是在現在我感覺不太合適。我從中國大陸來，我不感覺在這裡講話有什麼害怕，有什麼恐懼。
主持人：謝謝你，陳小姐。陳小姐這個問題我本來也想問的，因為在海外有些華人就像李勇先生剛剛說的，說中共政權是充滿了恐怖暴力，但是也有另外一些華人說，這是用「老眼光」來看待來看中共政權，李勇先生，您怎麼看?
李勇：有可能她來美國沒有多久，都在她自己的生活圈裡面，我們是在美國中國人的社區裡面，或在美國主流社會裡面也都有一段時間了。當然三十年前中共政權是殘暴，我以前也認為胡錦濤、溫家寶給人溫和的形象。我記得爭鳴雜誌在紐約開了一個座談會，談胡溫新政。我接受訪問的時候就講，你不要對這個制度下任何一個人抱幻想，胡也好，溫也好，一但落進這個制度裡面，胡錦濤變成胡澤東，溫家寶變成溫澤東。他沒有可能改變的，所以說香港的三個名嘴被恐嚇，你看大陸的不鏽鋼老鼠、杜導彬，中共不斷的抓人，你就可以知道完全一樣，只是方式不同，可能三十年前抓人是板著面孔抓，現在是笑著來抓，也可能現在抓了之後不是槍斃，是用刀來砍。以前槍斃還要補子彈費，槍斃一個中國人要補共產黨兩毛錢、一毛錢，現在子彈費大概不要了。
剛剛這位陳小姐也可能從大陸出來不久，在她個人的生活圈有限的範圍裡面。我個人是看過，也經歷過，我的同學、學生、朋友、都有這種體會，我現在所講的中國，都是我所看到、經歷到、有資料根據的東西。因為電台所能給我的時間實在太少，我沒辦法一口氣講得完，所以我想具體一點的問題，回答起來可能比較方便。
吳先生：（粵語）很簡單﹐剛剛那位陳女士可能是沒有見過鬼，而這位李先生是見過鬼，所以他比較知道。
李勇：我同意他這個說法。共產黨這個鬼是誰都看得到的，它從來沒有隱閉，它殺人、為非作歹，從來都是公開，全世界都知道。六四是公開殺的，所以她不是沒有見到，她是不見！不要看！她當不知道，她就說沒有了。稍微留意一點新聞或到網路上看一看，從六四1989到現在15年的時間，太多例子可以看到。現在怎麼會跟以前不同了呢？在這個制度之下永遠沒有不同的，除非它這個制度垮了，可能會不同。這個制度存在一天，沒有毛澤東也有胡澤東，也有溫澤東，也更有江澤東之類的人。
所以我覺得也不必要對他們抱著幻想。我們已經逃來美國，我們也安全了，只是我們希望有一天，我們中國同胞不要再被這麼一批比黑手黨、恐怖份子還要惡劣的集團來控制我們，我們中國人可以過舒服好日子，自由自在的日子，這是我最大的盼望。所以剛剛吳先生講的，我們見過鬼，我們知道。這鬼誰看不到？這鬼誰都看得到！公開的！殺人放火、為非作歹，全部都公開的！我覺得不要把頭埋在沙裡面，看不到就算沒有。
主持人：李先生您覺得在海外，它是以什麼樣的方式？
李勇：威迫利誘！我告訴你一件例子，這裡有個很有名的律師，他曾經做過紐約市警察局副局長，他的母親是一個很有名的新聞記者叫許瑾，她在1951年從上海逃到香港，她到香港後寫了一本書『毛澤東殺了我的丈夫』，寫了之後就被放到黑名單裡第一名要除掉的，所以她就跑到台灣去，然後又跑到美國。這個人是最有名的，還有有很多這種類似例子，數之不盡，所以說不是見鬼，鬼是擺在那邊，它講明，反動份子逃到天涯海角，它就追到天涯海角。
主持人：那麼李先生，我是覺得剛那位陳小姐問得問題也代表一些華人的看法，因為他們覺得，你看中國的領館的官員，在海外他就參加這個升旗，那個社區活動這個公益事業，對海外華人也表示非常關注，簽證什麼幫助，護照延期等等，一些華人看到的這個圖像，那麼您剛才講到的就是說，看到這樣一個軌道是看得見，這個認知上的差距，你怎麼看？
李勇：這沒有差距，這些幹部他們也是為了吃飯，他們只是小職員，他們在那個制度下謀生，在那個制度之下在替他打一個工謀生，他當然按照他的政策來做，他來和你聊天這個不就證明他們這個制度改變了，或著他們什麼，要不好還是對你的態度很惡劣的，你們國會不要說是到這個領事館去，你到領事館去辦辦護照，連那個櫃檯小姐你都看得出來，那付嘴臉擺得好像他是在做官，他是要來控制你，你明明是給錢他去辦簽證，你是顧客給他錢賺的，他要對你這種態度，他是長期作威作福慣了，欺負老百姓欺負慣了，那麼老百姓也是犯賤，也願意接受這種欺負，願意接受後他笑，換位子以後他笑一下後這樣子多好，態度多好，沒有差距，我覺得這種沒有距離，他們永遠就是如此 而且我不相信他這種製作之下的人，這些幹部他會改變對老百姓的態度，我不相信。
主持人：您覺得是制度的問題，就是說他是制度怎麼產生一些這樣的人。
李勇：共產黨的制度就是犯罪的溫床，專門產生這批人，從蘇聯開始，你現在看看北韓，你現在看看越共，你看這批人，從柬埔寨，早期的柬埔寨那些人，如何的殺害那些老百姓，我坦白講越我們以前看不起越南人，越南屬於邊緣屬於藩屬，現在在美國都看出來了，越南人的表現比我們中國人要好得太多了，越南人到現在1975年共產黨把越南解放，所謂解放就是殺人放火，解放了以後到到現在，越南人已經沒有一個根據地，等於他們不承認這個政權，他們照樣掛以前舊的越南旗，這些越南的匪幹要是進入他們越南人區，他就把你打出去，你看看我們中國人的設計，從舊金山到紐約，分分想討好想賺點好處，或著是有家人在大陸想沾點什麼好處，或著做生意想沾點什麼好處，或著給他們甜言蜜語威特利誘之下，利誘之下，跟著他們走，他們民族已經墮落到這種程度，所以老天爺也不會給我們這個民族享受民主，享受這種有人權的，沒有！因為這個民族太失望了，因為在海外，又看到那麼多，你看那些知識份子我簡單一個例子，舉一個楊振寧，什麼諾貝爾獎，有什麼物理學家，又什麼科學家，你看看他那個討好共產黨那種嘴臉，他的母親排隊排兩個鐘頭，才買了一塊豆腐回家，要煮給上司吃，他竟然可以閉著眼睛說中國大陸富強了，這是1970年代的70年的時代，毛江的時代毛澤東跟江青的時代，他說那個時候富強了，這樣的一個讀書人，這樣的一個知識份子，無恥到這種程度，你還能盼望這個民族能做什麼事。
主持人：李先生我有一個問題還是想問您一下，有些人其實也是蠻接近剛剛陳小姐的那個看法，就認為現在中共的本制，跟原來是有區別，因為有些人甚至說不要用老眼光去看中共，因為他們現在也講三個代表了，也代表了一些資本家的利益，跟以前有點不一樣了，不知道您對這個是怎麼看？
李勇：就是在香港三個名嘴，恐懼逃走的可以看出來，現在跟以前沒有什麼不同，假如硬要說不同的話，那是共產黨自己常常跟人講，過去的已經過去，我們要往前看，我們現在已經改好了，我們以前走了很多彎曲的道路，現在這些都是廢話，有這種觀念的人就是被共產黨騙，或著是被矇蔽，他會，看美國的華人報紙就會知道，這三個名嘴為什麼無原無故一起不講話，為什麼一起停播他的節目，這就是最好的說明嗎！ 那現在大陸上被拘捕的，像杜導彬啦，像那幾個有名的，像網上寫文章的，他又怎麼追了，他只是在網上發布文章，就遭遇到要扣起來又是告他叛國罪，又是這樣那樣，所以我在想沒有什麼不同，我剛剛講的是，不同地方在，過去華人都把這個面孔砸完以後，他就要胡扯亂吠，大概笑著臉來砸，或著假借法律的名字，砸完了以後不要胡扯亂吠，不同就在這。
主持人：殺人不見血您的意思喔！
李勇：我不知道他要怎麼改變，假如真的要改變的話，那是他自己講，是那些幹部自己講，我不曉得這位小姐是不是幹部。
主持人：李先生，請問一下在南非發生的這起法輪功學員槍擊事件，您是怎麼看的呢?
李勇：那是太普通了！在南非這種落後國家，他們高興怎麼幹他就怎麼幹，這個事件你也不用批判有什麼真理，哪一個要來主持正義，沒有這種事，他們越殺他就越怕，越怕就達到他的目地的，所以我是，唉！！！本來我記得，我剛入美籍之前，我還考慮我為什麼要入美籍，我好好的一個中國人，為什麼要入美籍，後來我一看，中國已經變這樣一個政權來控制，黑政黨就更壞，比恐怖政府更壞的一批傢伙在統治，你何必還要做個中國人呢?乾脆入美籍算了，我是這樣才會入這個美籍，所以我在想，你們年紀輕可能你們在大陸出生，也是在紅旗下長大，你們就不知道他們49年以前在延安他們都已經開始為非作歹了，只是大家被矇蔽，消息被封鎖。
主持人：您講的這個跟在我們小時後在書上讀的可不一樣。
李勇：你們書上什麼革命偉大，剛剛那位先生講的不錯，他比黑手黨，人家黑手黨還有道義，盜亦有道，這批傢伙哪有什麼盜，他連匪都不如，就是說他是土匪還得排擠他，所以我覺得對他不必有什麼幻想，這個政權不必要對他有幻想，你就痴心就在美國住下來，我們既不能救中國，不能兼善天下，我們不彷獨善其身，只求自己生活過得去，算了！這個民族也不值得去拯救，也不值得去提醒，太多愚昧的人了，就像剛剛那位觀眾，只求現在改變了 我現在所講的是舊的時代，現在三個香港名嘴不講話，是舊的還新的阿！最近不知道哪個報紙在登這個消息，那舊的呢? 那南非遭槍擊的法輪功會員是新的舊的嗎?是40年前嗎?是現在，人家的國家都能公然開槍，那怎麼講呢?所以不可能改變，沒有改變，他根本從來沒有改變。 胡也好，溫也好，毛也好，江也好，林也好，劉也好，鄧也好，全部是一樣 不必要對他有幻想，不必對他有這個期盼，那你是會完全會失望的，最後就瀕臨絕望。
主持人：那麼李先生你現在在海外那麼直言，講出您的想法，您不擔心您這個海外的，就您剛剛講的，一系列的恐怖活動會發生在您身上嗎?
李勇：當然擔心阿，怎麼不擔心呢?對不對當然擔心啦！
主持人：那您為什麼還敢講。
李勇：但是有時候您想想，假如恐懼他們而不敢講，你記不記得現在最簡單一個例子，蔣彥永醫生他只不過講了一句真的話，希望給六四做點事情，就被居關一個多月，這像綁架一樣托在那沒有消息了，這不就是最近的例子嗎！他是四十年前三十年前的嗎?對不對，最近才發生嗎。
主持人：對 這個我們也做了很多報導。
李勇：對， 這個醫生，你們做了報導，你們也知道嗎！那個小姐，剛剛講那個不同也應該知道嗎！他怎麼會講出那種話呢?那他不就是無知，或著他故意不知，所以我覺得他聽了有這樣一種反應，我實在是很詫異，我是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會講出這種話來，蔣彥永不是人嗎?三個名嘴香港不是人嗎?你現在有沒有發現，台灣這批人恐懼共產黨到什麼程度，有人恐懼倒過去了，有人恐懼了討好他，我是看穿了台灣這批所謂讀書人，所謂報人，真是叫人失望透了！怎麼會有這樣沒有良心，這個同胞受這麼多傷害，受那麼多的劫難，還無動於衷，還要商量他什麼經濟起飛啦！什麼好啦，什麼什麼的
主持人：李先生，因為我們節目已經快到尾聲啦！你還有什麼要在跟我們講的嗎?
李勇：好，我是希望這個你們貴台的聽眾，或著觀眾朋友喔！你們千萬要記住，你假如不能兼善天下，就獨善其身，所謂兼善天下呢，你就是幫助所有對抗共產黨的力量，把這個政權從中國的土地上消除掉，你就可以安全，你要是沒有這個本事，沒有這個力量，那我們只有像我現在這樣，獨善其身，退休下來，自己寫寫自己要願意寫的東西，看自己願意看的書，只有這樣，所以我就在想，我這個感謝你們訪問我，我也很激動，我希望你們看那個黃花崗雜誌，只要你們看黃花崗雜誌，上面我有一篇很詳細的報導。
主持人：謝謝李先生，謝謝各位聽眾的收聽，我們下星期節目時間再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