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0日訊】今年六月八日，大陸著名雜文家牧惠因突發性心肌梗塞而離世，令所有孰識他的人都悲傷不已。中旬的一天，電話達文，他告訴我，他的父親也剛剛去世，“已經九十四歲了，唉”。除了那個拖得很長的“唉”歎調外，他的聲音平和、沈穩，就像是在說一件平常的事兒。我一時不知說什麽才好，得知他的母親還健在，話及當年在他弟弟家與他父母相處的情景，心裏悵悵的，很是感慨。時光荏苒，轉眼一月有餘。期間，我沈浸在牧惠送我的多種著作中，緬懷這位幾乎奇迹般出現在我生活中的忘年摯友。當我開始振作，在整理堆積的報刊信件時，看到了大概是六月底收到的、還沒有拆封的〔前哨〕七月號。在這一期裏，達文寫他父親一生的長文〔他帶走了一個時代〕，令人扼腕。隨著作者平靜的敍述，那些塵封但卻並不遙遠的歷史和歷史事件－－辛亥革命、香港淪陷、“全國解放”、肅反運動、饑荒年代、深圳“逃亡潮”、十年浩劫、八九民運和“六四”屠殺一一浮現在眼前。達文父親劉老先生的一生，衍生出一個家庭的悲歡離合。而這個家庭三代人的命運，又折射著中國近百年的社會變遷。這是第一次聽達文如此詳細地講述他的家庭故事，這讓我對當年達文和他的父母家人對八九流亡者的無私救助有了更深的理解。同時，早年劉老先生一家給我留下的短暫而深刻的印象，一下子變得立體化了。活了。
那是十五年前的一個夏日。那天，八號風球襲擊香港，各公司和行政部門破例提早下班，除了少數餐飲業照常營業外，大多數店鋪早已關門，昔日繁華的街道上罕有人迹。傍晚六時許，我與頭一天剛認識的一位元較早流落香港的大陸詩人在我住宿的招待所附近見面，隨後我們在灣仔道街角的一個咖啡館給劉達文打電話。雖然我和達文素昧平生，但一接到電話，他就急急趕來了。幾分鐘後，我們搭乘計程車直達他的弟弟家。就這樣，我與達文的父母家人一起，開始了我的流亡生涯。這是一個非常本分樸素的家庭，儘管我們語言不通，但是他們仍能通過手勢和無微不至地關心照顧，讓我感到那些看似平常的小事上所包含的人與人之間的感情與愛心。在香港輾轉滯留的日子裏，我遇到過許多不同的人，感受卻是相同的（之後的十多年裏，在歐洲、東南亞等不同國度，我接觸過各種各樣不同職業、不同膚色和不同文化風俗的人，他們身上那樣一種自然人的自在和人際間淳樸敦厚的情感都讓我感到與從大陸出來的人有很大的不同。這不由地讓我想到在那些未被中共“染指”的正常社會中人的正常心態）。大概正是這樣一些“緣分”，使我能夠有充足的力量和“底氣”，本能地辨識和拒絕一些夾雜著共產黨文化色彩的所謂民主，堅定地追尋和捍衛人類的終極價值和尊嚴。
人鬼之間，僅“一黨之差”
達文稱他的父親是“見孫中山”去了，而不是慣常所說的去“見馬克思”了（例如，最近在許多懷念牧惠先生的文字中，就有人稱其“見馬克思”去了，似乎有點勉爲其難。當然，不排除是爲了“幽他一默”），可見達文深喑其父所望。與天主教的“天堂”（或“地獄”）說有別，無神論的共産國家中人幾乎都以“見馬克思”來喻“自己人”中的逝者。二十世紀中期，中共執政之後，“去見馬克思”便成了北京“八寶山”的“基礎用語”，也是死後葬身“八寶山”的“資格考核”。誰能“入主”“八寶山”，誰與“八寶山”無緣，首先看你有沒有資格“去見馬克思”。那麽，什麽人才有資格“去見馬克思”呢？愚拙如我，也能大概明白這與他是否中共黨員、資歷深淺、職務頭銜等等等等有關。半個世紀以前，毛澤東操著他那極富特色的湖南腔，自豪地向世界宣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接著，毛澤東與用馬列主義外加毛思想“武裝起來”的“新政權”一道，將“站起來”的中國人置於了怎樣一種水深火熱的境地啊！毛澤東那句“中國人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激勵了多少國內外華人飽受欺辱的民族自尊心。然而，執政伊始，就封鎖邊境，緊閉國門，包括人爲地切斷深港兩地由來已久的民間往來。甚至連“鵲橋”都拆了，讓分散在兩地的親友，不要有任何的“本分之想”。由此可見，扼殺人的基本自由，踐踏人的基本權利，是執政共產黨的“基本國策”。五十年代出生的達文們，“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自小“按中共的模式追求‘進步’（達文語。）”，身陷苦海而不自知。及至噩夢醒來，已歲月蹉跎，華髮早生。達文的父親劉老先生則不然，他來自於“另一個世界”。一個可以自由思考，自由選擇，可以其才學“懸壺濟世”，將憂患意識付諸實踐的社會環境。因此，當這一切突然發生變異，當所有“站起來”的中國人，都被迫沒有尊嚴地生活在恐懼中時，劉老先生－－這個本來就站立著的中國人，便“選擇了另類反抗”。他一跤摔成“跛子”，拄起了拐杖，從而得以擺脫中共“鐵飯碗”的控制，轉爲農村戶口，回到自己的出生地鄉下。極具戲劇性的是，劉老先生這一拐就是六年，直到一九六二年他健步如飛地出現在大饑荒造成的深圳逃亡潮中，人們才不無驚訝地恍然大悟。從“假拐”以示抗議，到飛步奔向自由，顯示出劉老先生的驚人毅力和智慧，以及他做人的原則。按照年齡推算，他退身農村時，正當壯年。作爲一個醫德載道的專業人士，在其事業的鼎盛時期，完全可以通過自己的醫術，走上一條被共產黨團結、利用並獲得發展的生活道路。但他沒有絲毫的執迷。他不習慣在諂媚和屈辱中沒有尊嚴地活著，他更不願意自己“懸壺濟世”的本事被“槍桿子”利用。他心甘情願地“自貶到底”，回鄉村教幼稚園的孩子識字。劉老先生生於辛亥年間，年輕時受孫中山思想影響，在香港學醫時接觸過西方科學和政治學說，甚至還讀過馬列著作。香港淪陷後他逃回鄉下，期間還與抗日武裝和東縱地下黨有聯繫，並且參與抗日救亡工作。爲什麽這樣一位“進步人士”，對共產黨的反抗如此決絕。對中共政權的統治如此不抱幻想，並從骨子裏表示輕蔑呢？除了上述原因外，恐怕與他一九五三年從香港返鄉探親，被中共切斷了回家之路，並以歷史反革命罪名（十七歲時因家境衰落而輟學，以其德才被鄉衆推舉爲鄉長）將他投入牢獄的經歷有關。這種飛來橫禍想必對劉老先生的打擊是巨大的，特別是他這樣一個先是受中國民間傳統社會文化的滋養（其時，中國傳統的社會和文化組織以及人倫關係並沒有受到摧毀而變成共產黨統治下的一個“絕對專制性的政治組織，從中央一直貫穿到每一個家庭，甚至個人”[余英時語]），之後在香港自由環境中讀書行醫，爲人正直，富同情心，追求科學進步的人士來說，更是毀滅性的。其間他經歷了一種怎樣的心曆路程，思想發生了怎樣的巨變呢？達文是這樣陳述的：“父親被抓去坐牢，他當年東縱的朋友都在臺上，卻沒有人伸以援手。只有我媽媽一個人回了香港，我和姐姐就這樣給滯留在大陸，發了三十年噩夢”。這裏，達文雖然沒有描述他父親的心理活動，但這樣一個家破人散，自由盡失的客觀現實，是足以讓劉老先生“臥薪嘗膽”，冒著生命危險（萬一被抓，除重提“舊賬”，外加欺騙和叛逃兩項現行反革命罪），退居最底層，並最終走上逃亡之路的。“專制使人冷嘲（魯迅語）”。如果說先後醒悟的大陸知識份子在較長時期裏對專制的冷嘲大多是隱諱曲折、顧左右而言他（“暗度陳倉”者不在此例）等被迫“消極型”的話，劉老先生的嘲諷則是徹底的。是拒斥式不留餘地的－－這不能不讓人擊掌深思並産生由衷的敬意。劉老先生的經歷，證明了兩種社會“兩重天”，人鬼之間僅“一黨之差”。
拒絕被“包”，做一個普通的自由人
九十年代以來，中國大陸有一個非常流行的新名詞，叫做“包二奶”。意指那些被有妻室者“包身”的情婦。在深圳沿海一帶的新建宅區裏，就有被稱作“二奶村”的寂靜小區。記得香港回歸後不久，曾有過要求修改憲法，將港人在大陸的家眷身份合法化，爭取香港居住權的訴求，其中就有許多是港人在大陸的“妻室”及其子女。當然，“包二奶”者絕不僅限於去大陸發展的港澳臺商，其中也有許多大陸權貴，例如從陳希同之流，到各類新老暴發戶。可以說，在這個物欲橫流，貧富懸殊，浸淫聲色的中國社會裏，到處可見〔紅樓夢〕中劣迹斑斑的“下三爛”薛蟠。中國社會對女性的不尊重和人格踐踏，從來沒有今天這樣泛濫，這樣無所顧忌，這樣深重。離題遠了，打住。但是，除了“二奶”這個與“開放”同步，在權錢交易和情欲之間曖昧不清的“詞語”外，其實，五六十年代和之前出生的人，不分男女老少，都有一些被“包”的記憶。例如，被所在街道辦事處“包”、被組織“包”、被單位“公家”“包”，進而被國家“包”。而且這種“包”是與“管”相連的，是“包管到底”。這種“包”是“窮包”。不管溫飽，不讓你發展致富、走“資本主義道路”；是“硬包”。不由你願意不願意，是不由分說地強制性的；是“愚包”。用共產黨那一套意識形態天天給你洗腦，不讓你獨立思考；是“全包”，包括婚娶喪葬，甚至還有組織出面干涉的婚姻，包括不讓你有任何的隱私。在這樣一種情況下，誰都沒有任何個人空間，更不要奢談自由。只要你身在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那麽你就被“父母官”管定了。只要你在“黨的紅旗下”，你就被“党娘親”包定了。也被“打”定了。決無例外。牧惠先生曾疾呼：收攤吧，“父母官”！他說：“我們都有自己的父母，都不需要另找一位元父母。什麽公僕主人的說法也許要求太高了。官也好，民也好，最少應當都是一個全面自立的人，擁有一定自主權力的人，沒有哪一個願意別人把自己當兒童對待（引自牧惠〔且閑齋雜俎〕）”。令人觸目的是，長此以來，這樣一種被“包”的狀態，萎縮了人們特別是一些知識階層的思維功能和思辨能力。整天攪和在“大鍋飯”裏，惰性上升，人性蛻化。除了被馴化的絕對奴性和與之相適應的“鬥爭性”外，作爲個體的人並不存在，因此那些足以顯示個體力量的獨立性與自主性也不復存在。這些用“毛語錄”“武裝起來”的人們，“關心他人比關心自己爲重”，使這塊土地上滋生了多少“要求進步”的“無辜”告密者和窺探他人隱私的心理變態者。同時，由於想“黨”之所想，思“黨”之所思，人們變得如機械般麻木不仁，習慣苦難和冷酷，個個都成了“用特殊材料造成的”。記得十五年前剛跨出國門時，在外部世界所聽到的頻率最高的一句話就是“Comme tu veux”（做你自己想做的）。一些無論大事小事上都習慣於“隨大流”、“服從組織”的身（心）不由己的“套中人”，聽到讓自己選擇時，頓時象“沒娘娃”一樣惶惑不安，不知所措。面對自由社會所展示的自由和獨立相依的真相，這些本來就“缺氧”的人們，既不能自主，又不敢真誠地面對自己，有的沈淪，有的失常，鎂光燈如魔鏡一般，閃過之處，在自由民主的錦旗下，展示出來的卻是一些野心膨脹的“小毛澤東”（劉賓雁語），以及令人瞠目的“領袖”囈語。真是盡顯“英雄殘廢”本色。這就是共產黨治下的“順民”和反對派。這些被共產黨專制文化“致殘”的所謂反對派。說到底，是“党娘親”的“棄兒”。是被“党娘親”縱貫過度而不慎“闖禍”的失寵者。是其忠誠不被“党娘親”理解的臣民。是的，他們經歷過苦難。但是，在他們身上只有苦難，沒有輝煌。因爲這種苦難是甘願被奴役的苦難。一個甘願被奴役的人，是不會有照亮靈魂的惻隱之心和悲憫情懷的。這正是我們民族的悲哀。達文在文中不無遺憾地將其父輩視爲“逃避的一代”。作爲長子，達文當然可以有更高的期待和反思。但我認爲，放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看，這種看法似乎簡單化了，有失公允。重要的在於你是反抗還是屈從於那個強權，而反抗的方式是可以不同的。作爲人，誰都有做“良民百姓”的自由。但在共產黨治下，這些最基本的權利被剝奪了，那麽逃避便是一種不受奴役和拒絕專制的反抗形式。如果說林昭、遇羅克、張志新等人的反抗是輝煌的，是當之無愧的英雄行爲，那麽，劉老先生拒絕被“包”，繼而遠離“惡土”，選擇安居樂業之地的反抗則同樣是堅實有力的。是自然人的正常行爲。何況他自開始就清醒地對共產黨政權保持了距離。可以說，英雄是一個時代的靈魂，自由人則是一個時代的基石。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腥’中國”
與長期處於封閉、奴役中的國人所想象的不同，自由並不是隨心所欲。自由是要付出代價的。當年，劉老先生捨命奔赴的香港並不是人們想象中的理想國。在他被扣的十年間裏，他的妻子常年勞頓，往返兩地，艱辛備至。在香港出生的小兒子小學畢業後，還未成年就開始工作，以補家用。而且他在香港是否能重拾那被耽擱的專業，還是個未知數。但他還是義無反顧地走上了不歸路。由此可見，劉老先生是真實的，他有作爲人的真實感覺和性情。他接觸到的現實使他覺得不對頭。在正常社會生活過的經驗告訴他，這不是作爲人應該有的生活。他不能接受。他要拒絕。於是便“心生一計”，以一種簡單卻決絕的方式表示自己的不妥協和對專制的抗議。正是這一點讓人對他敬佩有加。當時多少人被中共的宣傳所迷惑，包括挨整的和整人的都懷著一種或虔誠或僥倖的心理卑微地活著，甚至沒有人可能直視一個最簡單的做人的道理－－是否對自己真誠？中共執政後那些轟轟烈烈的運動，難道不正是由千千萬萬個真假“積極分子”轟轟烈烈地參與完成的？！劉老先生不迷信，不信邪。他以最樸素的人的直覺來感受生活，他想要的僅僅是一個人應該有的天賦權利。他感到被剝奪的憤怒。他不能忍受這種剝奪。他一下子就診到了這是一個患有邪惡症的政權。他的反抗是自然人的反抗，是平凡的，也是真正難能可貴的。然而，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象劉老先生那樣幸運。半個世紀前，多少海外學子，受中共的宣傳蠱惑和新政權的感召，懷著滿腔的報國熱忱，返回祖國效力。但是，他們被宣傳機器利用之後，很快就被當作賤民一樣被踐踏、被摧殘，讓他們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真是生不如死。聖者老舍，飲恨投身太平湖，以自殺相抗，可以看作是“殉魂”而死。活來下的，大多在“失魂落魄”中度過一生。素有中國的莎士比亞之譽的戲劇大師曹禺，遭遇過各種思想改造運動、特別是文革的磨難之後，沈痛地說：“真難說，我們寫的東西最初出現的時候，還有人說過我們進步。他們逼著你招供，供了以後不但別人相信，甚至連你自己也相信，覺得自己是個大壞蛋，不能生存於這個世界，造成自卑感，覺得自己犯了大錯誤，不要寫戲了，情願去掃大街。這種自暴自棄的思想就産生了，這種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還要厲害”（梁秉坤《在曹禺身邊》）。這位早在三、四十年代就以《雷雨》、《日出》等經典劇作，爲中國戲劇事業作出卓越貢獻的藝術大師，文革中身心和人格尊嚴受到極爲粗暴的踐踏和侮辱。在“深重的絕望中”，他經常獨自一人流著淚向毛主席像懺悔、認罪，否定自己的一切。他的“靈魂”被“大革命”深深地“觸及”了。在他獲得平反後的二十年間裏，已是“魂魄”盡失。他那被極度恐懼而封閉的藝術才華再也發揮不出來了。他那罕有的創造力消失了。正如曹禺自己所說：“明白了，人也殘廢了”－－這恐怕是他那一代人都難以釋懷的終生遺恨。諷刺的是，曹禺最終的歸宿也與被先迫害、後平反的許多藝術家一樣，進了“八寶山”。這就是共產黨給這些被“廢”了的非黨派人士的最高“殊榮”。代價何其大，實在令人不忍思之。應該看到，劉老先生之所以不願意被奴役，正是因爲他有自由人的意識。這在當年乃至今天，都是中國人所缺少的作爲獨立人的基本素質。客觀地說，這種情況並非共產黨始，而是幾千年的中國傳統封建文化造成的惡果。儒學經典四書五經，形形色色的文學作品，包括四大古典名著等等，所弘揚的典範是克己複禮，個體的存在從來都是缺席的。民間社會之所以仍有自己的傳統文化空間，從社會學的角度說，除了以土地爲生的自耕農世代相傳的、以對天地的敬畏爲核心而衍生出來的豐富的、對人的行爲具有約束力的習俗文化外（在這樣巨大的寶藏裏，起教化作用的儒家學說並不完全占主導地位），顯然，這與當時的政治體制以及其運作範圍的局限不無關係。所謂“天高皇帝遠”。但是共產黨執政後，將封建遺留與共産極權揉和爲一種反人類的共產黨文化，並將其滲透到中國的每一寸土地，將人性擠壓到了極端。中國人遭受到了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如此深重的人爲的災難。一個最慘烈的事例如文革紅衛兵的暴行，那一個個本應天真純潔，充滿朝氣和希望的在校學生，一夜之間就被“最高統帥”及其“洗腦機”“脫胎換骨”成了嗜血“狼孩”。那種瘋狂，那種恐怖，那種人向“非人”的蛻變，真是刻骨銘心，銘心刻骨！實可謂“沒有共產黨，就沒有‘腥’中國”。
甘願被奴役的惡果
一種被奴役的人們從來不願真誠面對的現象是，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非獨立自主的反抗都是從一個奴隸主到另一個奴隸主的過渡。他們所爭取的無非是“奴隸坐穩了”（牧惠語）與否，與個人自由與獨立背道而馳。這樣一種沒有自由意識的群體，當然是滋生封建專制和共產黨極權的溫床。試想，如果中國大陸到處都是劉老先生那樣一種個人對專制的“不合作”反抗行爲，倒行逆施的共產黨政權能熬多久？在此基礎上，如果以社會良知自許的中國知識份子不是那麽一盤散沙，其中一些在公共領域有一定發言權和影響力的活躍人士，不是那麽急功近利地在“體制內”找“靠山”，根據政治風向和“小道消息”給自己定位角色，而是站在歷史的高度，反思這個民族所遭受的苦難，並且不失時機地在“民主牆”以及八十年代開始的改革開放和思想解放運動中，逐步形成一個具有“獨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的知識份子群體，發展到八九民運，很可能會是另外一種結局。退一步講，按照共産極權的特性，即使六四屠殺不能避免，覺醒的中國社會決不會容忍這樣一個政權繼續作威作福。問題在於，一切都如專制者所願。沒有對它形成壓力的社會力量。沒有獨立的知識份子群體。沒有真正的反對派。一句話，沒有對手。可謂“專制無敵”！在國內，零散的反抗者，或被收買，或被隨意冠個名稱進行封殺；在國際，中國政府以中國市場的潛在誘惑日益輕熟地玩“人權牌”，並將國際社會逐步納入自己的“遊戲規則”中。同時有節制地、心照不宣地“欽定”一些“反對派”，以所謂的“不同聲音”和對其的“寬容”（如允許自由入境並在國內獲得一定的發展空間等），向國際社會標榜自己的“開放與民主”。時至今日，一些在八九六四後的沈寂中先“紅”起來、繼之再“先富起來”的“幫閒學者”，利用中國人的民族虛榮心和自卑感，還在以一種似是而非的“學說”，爲執政當局文過飾非，迷惑視聽。將與人文相關的學問，變相爲向權力中心邀功行賞的工具，古今中外都有。總得來說，都落了個被世人恥笑的下場。但象在今天的中國這樣有“市場”，有“賣點”，以恥爲榮，爭相邀寵，並冠以“知識精英”的現象，實乃國民之不幸者大矣！坦白地說，中國社會從來沒有今天這樣墮落淪喪。由於國際化的實用主義，由於美伊戰爭所導致的國際秩序的混亂，以及維繫以西方文明爲主流的國際價值標準的下降，加上那令西方社會垂涎的市場做後盾，中國政府較之以往更加肆無忌憚，更加“工具”加“理性”地封鎖媒體，控制新聞自由，鎮壓異議人士。一切都在控制之中。包括毫無顧忌地關押拘放如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和講真話的老軍醫蔣彥永，包括用利益要挾國際社會休要對其不良人權記錄說三道四。甚至包括不加掩飾地掠奪勞苦大衆，以保障“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從而徹底顛覆了共產黨自己制定並以此起家的社會階級結構。我們看到，除了“臭老九”仍然處於社會邊緣外，在共產黨意識形態中居中心地位的工農階層重返社會底層，回到其被剝削與被壓迫者的角色。有人說，當今中國社會，形成了一個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的聯盟。這是大可質疑的。何謂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其指標究竟是什麽？掌權者是否等同于政治精英？這些問題有待另文商榷，這裏暫不贅述。但所謂知識精英，則完全是一種虛幻。就知識份子的定義來看，所謂知識份子包括獨立自主性與社會批判精神。可以說，近年來中國新生代知識份子精英正在産生，但他們往往是處於邊緣的、受權力中心排拒的和被打押的一群，何聯盟之有？而且，嚴格意義上說，知識精英的使命與政治、經濟精英的使命是性質不同的。知識精英的使命，只能由知識精英獨立地去行使，去完成。不可能與其他社會精英共同去行使，去完成（在某一階段或某個方面會有共同的交叉點，僅此而已）。法國作家左拉著名的[我控訴]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今天法國知識份子之所以乏精英可言，正是由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代表法國社會黨理念的總統密特朗執政後，法國知識份子被相同的理念迷惑以至被權力中心同化而喪失了其批判功能有關。再有，從常識上講，在當今中國這樣一個非正義可言的社會裏，知識精英何以能與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聯盟？換句話說，能與控制中國社會的上述兩個精英集團聯盟者有資格被稱做知識精英嗎？不錯，是有一些有知識，有理論的人服務於這兩個精英之間，如果一定要冠以一個什麽頭銜，我認爲稱作“智慧階層”比較切合角色。是智慧階層（而非知識精英）服務于技術官僚（而非政治精英），這就是中國社會“上層建築”的現狀。從上個世紀末鄧小平時代的“智囊”，到新世紀“第四代”領導人的“智慧”，一字之差，卻也顯示出一種不同或曰進步。然而，儘管滄桑變遷，但他們爲當權者獻計獻策的功能都是不變的。由是，中國真正的知識精英仍然、也只能靠邊站了。當然，也有少數“望洋興歎”的“知識精英”。他們以一貫的“軟性”的和觀望的態度，充當著政治“反對派”的角色。與“智慧階層”相比，他們是先行先覺者，佔有道德優勢，缺少的是在“體制內”參與政治。與國內知識精英相比，他們享有免于恐懼的自由，以及西方社會可能給予的資源。不足在於他們在國內的影響力和號召力在逐漸減弱。加上他們本身並不想走得太遠，因爲他們已經走得太遠了－－這似乎是個悖論，西方現代文明一經染上“中國特色”，一切就都“走樣了”。某些年輕學子，在西方“深造”後，會“理直氣壯”地高舉“中國可以說不”的愛國大旗，用諸如什麽“話語”之類的“生詞”，挑戰西方的所謂“霸權”（究竟是什麽，連他們自己也說不清楚。套用時下已被用濫的“新鮮詞”，就是患了所謂的“失語症”）。一些異議人士，離中共控制越遠，思想跨度越小（這不僅僅是地理概念。從“基因學”的角度分析，似乎不能排除其中“党娘親”文化“血緣”的潛在因素）。難怪近年來這種流放式的“洋插隊”，也變成了中共懲治異議人士的一種手段。對中共權力（而非制度）更替的關注與期待，使得他們中的許多人不知不覺地曖昧起來，並繼續扮演著用“繞口令”般的套話重疊起來的反對派角色。正是這樣一些曖昧與不清楚，使中國真正的知識精英和政治反對派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了。傳統的神話中國製造了毛澤東神話。鄧小平神話。市場神話。現在又在製造無所不能的專制加民主神話。在這些神話中，凡人不存在了，大家都是造神運動的參與者和製造者。蕓蕓衆生呢，則是被“衆神”用來顯靈的“道具”。他們不斷地將災禍降臨在衆生頭上，讓這些被盤剝殆盡的小民百姓成爲天地間龐大的、任其宰割的“弱勢群體”，在受難者的痛苦呻吟中，頻頻傳頌“衆神”的“仁慈”與“神通”。
“重新上路”
與父親當年被扣不准離境相反，達文則是不准“入境”（在這一點上香港果然堅持“一國兩制”原則）。在內地與港澳之間的往來日益便利的今天，這似乎讓許多朋友感到不解。其實，原因很簡單。同其父一樣，達文對中共從不抱幻想。同時，而立之年才移居香港的達文，對故土感情深厚，他無法不去想那些“仍然生活在恐懼中的億萬大衆”，因此他選擇了與中共面對面地“鬥爭”。他以獨立創辦的〔前哨〕爲陣地，無情地批評和鞭撻中共暴政。他認爲中共是真正的反動派。中共一黨專政是變相復辟的封建主義，是對民主革命的背叛，是對現代文明的反動。鑒於此，達文上了中共“禁止入境”的黑名單。在回歸後的香港，作爲一個中國公民，達文卻不能返回近在咫尺的家鄉探親訪友。僅此，就不能不讓那些和劉老先生一樣的恐共者心有餘悸。不能不讓達文和真正的政治反對派“重新上路”。常聽說，災難也是一筆財富。那麽，人爲的制度性的集體災難也是如此嗎？讓我們拒絕這些“財富”吧。讓我們以自由人的姿勢而不是以被奴役者的躬勢昂首直立吧！
二OO四年八月於巴黎驛道且閑莊
──轉自《觀察》(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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