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5日訊】在這個蕓蕓眾生、千人千面、百人百性的大千世界，每一個人的人生命運都很難由自己掌握，尤其在這個特色社會主義的中國國度內，本來很正常的人變得不正常了，本來很正常的事都面目全非了。個人的命運只會隨著專制統治者的品質優劣而變化，其人生生存方式則完全由統治者的喜怒哀樂的變化而決定。我，這樣一個為國為民從警十八年，因忠於職守，多次立功受獎並二次身負重傷，歷經八次手術終於落下了終身殘疾的警察怎麼也不可能想到，自己也會成為一個”違法人員”和”犯罪分子”，從而到處流浪顛沛，並在流浪顛沛中飽覽人生的情趣，盡嘗世情的冷暖，給自己留下一個又一個的記憶，一個又一個的詛咒與緬懷……
一、一位老人
在這裏，我要深切地懷念一位老人，一位與我人生有緣並深刻地影響過我的老人，一位真正中國人意義上的優秀老人，他就是王永瑞老人。
王永瑞，山東省荷澤市人，生於一九一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教師出身，於二○○四年三月不幸病逝，享年九十歲。他，也是我的朋友王丹的外祖父。
但是，我對老人的緬懷絕不是因為他是我朋友的外祖父而感情用事。像我這麼一個出生入死多少次的強硬漢子從來不會感情用事，在這個世界上唯一能夠打動我的感情的只有一條，那就是對待人生真善美的態度和對這個社會的奉獻精神。除此之外，都不會使我大動感情。因此，當我驚悉老人在今年三月不幸病逝的消息後，我掉了淚。在湧動淚水後面的感情世界裏，我再一次重現了老人的形像及與老人接觸期間的畫面。
記得那是在1997年的十月份，我在被江蘇省徐州市公安局以”支援動亂，向動亂分子捐款”和”接交不應該接交的人”為由宣佈辭退後，我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的”人民警察辭職辭退辦法”中的”因公致殘”和”負責傷正在進行治療的不得辭退”規定，向省廳、公安部提出復議和申訴。但是，在政治高於一切，從來都不講人道和法規的官僚衙門內，我的所有努力都是如泥牛入海，我只有拖傷帶病，邊流浪邊申訴。當時在北京公安部走訪無果後，我找到了王淩雲老師（王丹的母親），向她訴說曲哀，王老師很是同情我，她看我很苦悶，說讓我到她的老家山東荷澤市的她父親的家中去玩幾天散散心，我欣然應允。就這樣，我坐火車來到了山東荷澤。下車後，王立超（王丹的表弟）把我接到了家中，家中只有一個老人，立超說這是他爺爺，他們爺倆在一起生活。我一看老人精神矍鑠，身體硬朗，便問他有多大歲數了。老人操著一口純正的山東話告訴我說：”今年已經八十三歲了。”我說：”不像，看起來只有七十多歲。”老人問起了我的情況，我說是王丹的朋友，原來在公安局工作，因向絕食學生捐款等原因被公安局辭退，但我是在公安戰線致殘並正在負傷治療，正在依法申訴。老人看了看我已致殘的左眼和剛受傷不久尚在浮腫的右斷腿，歎息地說道：”唉，這麼重的傷怎麼還能被辭退呢？這法律還有什麼用呢？”我說：”您這更能看到我們追求民主法治的重要性。”老人說：”天不早了，吃點飯去吧。”他轉而告訴立超說：”立超，家裏沒有好吃的，帶郭同志到外面去吃飯吧。”我說：”不用了，家裏有啥吃啥。”老人說：”不行，不行，一定到外面去吃。”我勸老人同去，老說他自己在家隨便吃點就可以了。無奈，我便和立超到街上去吃飯。記得當時，我囊中羞澀，再加上立超不讓我掏錢，在飽餐了一頓自助餐後，由立超付了五十多元錢。其實，那時立超沒有工作，生活也很困難。吃完飯後，回到家中和老人又聊了起來。老人講他在解放前就做教師工作，在荷澤一中教歷史，王淩雲老師他們夫婦都是他的學生。他向我講述了歷經抗戰和三年內戰的動蕩流離生活之苦，同時又不無感慨的講到了所經歷的中共建國後的反右，大躍進，文革等歷次政治運動中所看到了淒慘景象，記得老人不無痛心地說：”你說這中國人咋就這麼命苦！”我看得出這位歷史老人是動了感情的。我說：”我是在中共建國後長成的人，我們所知道的歷史只是中共的科教書上的。歷史事實的被隱瞞，被欺騙已經養成了我們這一代人的愚昧無知，看來很難得到糾正恢復。”老人說：”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終有一天能得到證明。”我看到老人桌子上放了許多寫滿了字的稿紙，我問老人：”是你寫的嗎？”老人說：”是的，這是我給王丹寫的我過去的回憶。王丹在錦州監獄，我去看他時他說叫我寫一寫過去的事他在裏面好看著充實自己。這不，我已寫了不少。”老人指著已寫好的一堆稿紙告訴我。我真沒想到老人的記憶力還是那麼強，視力還是那麼好。當夜，我久久未能入睡，思考著老人講的一切。
第二天早晨起來後，我出去買了一些早點，一進院子看到老人正在用扇子扇著茶爐子，煙霧繚繞嗆的老人直咳嗽。我忙走過去幫他，老人說：”不用，已經著了，我給你熬點稀飯吃，去去火。”頓時，這位清瘦的老人一下子在我面前變得高大起來。我感到了無比的親情友情之火在烘暖著我。老人還很善於活動，交往。每天都要散步幾裏路，來找他玩的老人也都是他過去的同學同事。有一次，一位老人去找他給他帶去自己家蒸的包子，老人家非叫我品嘗一個，至今那包子的餘香揮之不去過了三天，我和深圳的朋友馬少方聯繫上了，少方了解到我的情況後說：”你跟共產黨講不了理，別說你有傷他不管，就是殺了你又怎樣？歷史上被殺了多少人你不是不知道。”他讓我去深圳謀生。於是我向老人辭別，老人依依不捨的說：”跟你拉呱才有意思，以後再到這來玩。”我說：”我一定會再回來看望你。”和老人分手後，立超把我送到了汽車站。
二、第二次見面
和老人第二次見面，已經是2001年的事了。
二00一年元月二十二日我走出了中共為我構陷的二年冤獄，次日便是大年三十。我在向王淩雲老師報平安並問候中國新年時，問到老人的近況，王老師說老人身體很好，還常念叨我，我說一定去看望他。在五月份，我去北京公安部上訪，專程經荷澤去看望老人。看到老人身體依然是那麼硬朗，其為快慰。他問到我近幾年的情況，我把分別後到深圳、上海等地謀生被強行遣返徐州，又因為農民上訪受迫害呼籲被中共政治迫害以莫須有的罪名判刑二年等事向他簡要敍述了一遍。老人同情地望著我說：”這麼說你又受罪了，真是好人難做啊！”我和他談起王丹去美流亡之事，老人感慨地說：”恐怕我很難見到他了。”我安慰他說：”自古以來，在這個專制社會內，歷朝歷代都有多少愛國忠義之士被害得有家不能奔，有國不能投，只要這個社會制度不改變，這種現象就不會消除。”老人說：”我這一輩子看了不少，經歷了也不少，就是沒看到真正的變化，真希望中國人再不要互相殘害，政府就不能對人民寬容點嗎？”我說：”希望政府寬容是不可能的，只有人民覺悟了才制約政府和建立一個制約政府的制度，我們會為之而努力。”談了二個多小時，已近傍晚，由於我要趕晚上的火車，便告辭離去。臨去時，老人要我多注意，並囑我有機會再來相敘，我答應會再來看望他。
由於二○○二年又因”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犯罪”被取保後審一年而不得離開徐州，到二○○三年才有了自由。是看中秋節前，我打聽到老人在老家鄉下居住，我便趕往荷澤來到鄉下一個叫趙王李的村莊，老人住在老家的兒子家中，也就是王立超的爸爸家。一個小四合院很是幽靜，老人獨居二室，很是乾淨。他見到我十分高興，拉著我的手說：”上次來連頓飯都沒吃，這回你可得多住幾天，咱們得好好拉拉。”我說：”明天我還要去濟甯會見一個朋友，今天看到你仍然很健康，我很高興，也就不多住了，以後會常來看你。”他告訴我到明年十月份是九十壽辰，我說我一定來拜賀。他說：”歡迎你來。”老人依然是顯得那麼精神飽滿，精力充沛。交談期間，他拿出了鮑彤先生的一篇關於中國改革出路的文章，說：”鮑彤先生說得很好，中國共產黨如不進行政治改革，中國就沒有出路。外面的力量打不垮中國，只有中國共產黨自己毀掉自己，這和當年蔣介石在失敗時講得一樣，就是，不是共產黨打敗了我們，而是我們自己打敗了自己。看來，確有道理。”我說：”共產黨是靠實事求是起的家，它今天已不再實事求是，篡改歷史，歪曲事實，脫離人民，報喜不報憂，假大空必定害了他們自己。”老人強調說：”特別是對歷史的不實事求是更嚴重，譬如說在抗日戰爭問題上，當年是國民黨政府正面抵抗日本，僅國民黨的將軍就死了一百四十多名，共產黨僅僅是一個軍，就死了一名左權將軍，怎麼能和國民黨軍隊的犧牲相比呢？”說著，他又找到了一本《炎黃春秋》，說：”這裏面有一篇關於抗戰的文章，說明了國民黨在抗日戰爭的作用。”我接過來一看果真如此，我頓時為老人的認真負責精神而肅然起敬。老人還向我講了二句民謠，說蔣介石是”外戰內行，內戰外行。”毛澤東是”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細品起後確感到有道理。就這樣，我們聊了三個多小時，晚飯後，又聊了一個多小時。近十點鍾，我勸老人休息，可老人仍不見疲倦。
次日上午，我因去濟甯會見一個朋友便提出告辭，老人不讓我走。我說到明年十月份過九十大壽一定會再來，老人高興應允。他還踏著泥濘的路面執意送我出院，來到大路上，然後與我握別……
三、最後一面
我怎麼也沒想到，這竟是最後一面。正當我躊躇滿志的想在今年十月份為他祝賀九十大壽時，突然在王丹的信中得知，老人已於今年三月不幸病逝……
唉！天不予壽，人能奈何？！雖然已步入九十高齡的人已算沒有多少遺憾了，但遺憾地是老人對歷史的認真，對未來的祈求仍難以使他安眠，他那對中國人飽經憂患的擔心仍在高懸，我不知道如何祭典老人，我只知道那一字字、一句句對歷史的見證使我難以忘卻，我只知道那顆對受傷者善良的心使我倍受感動，我只知道一位八十多歲的老人在煙霧繚繞中咳嗽著為一個流浪者”去去火”在煎熬著稀粥是何等的不易和充滿著什麼樣的感情！
懂得了這些，便懂得了老人，懂得了歷史，懂得了自己如何去走好未來！
如是，則為祭！
－－轉自《北京之春》04年9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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