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5日訊】告別血腥的一九八九之後，許多國人便匆匆地開始了“逃離中國”。這個過程以“用腳投票”為特徵，顯示了國人特有的“東方式的聰明”。這一選擇，雖然暫時的避開了北京城籠罩著的巨大恐懼（當然，不少人是被迫地）。但同時也意味著其中的一些人，將自己送上了“自我放逐”的不歸路。對這些人來說：十五年來，重返家園只能是夢中的美麗神話。□中的“艱辛”與“腸斷”，只有圈中人才能體會良深。不幸的是，筆者恰恰是這部分人中的一員，我們有著一個共同的稱謂－－－流亡海外的民運份子。
十五年來，一方面我們必須在西方社會的生存壓力下，承受著流亡生涯的全部傷痛。另一方面，吾輩這些不甘虛度年華的流亡者們，又以最大限度地展開自身生命價值為目的：承擔起“追尋自由與反抗專制”，這一道義責任中所包含的全部複雜內容。對於這些複雜內容，可以有多層次，多角度，多種範疇的理解和表達。例如對“民主政治追求”與“個人行為責任”，“中國社會現實”與“民主運動實踐”之間關係的探討等。於是我發現：所有的問題都涉及到一個深刻的歷史真實，即薩特在《辯證理性批判》中提出的：“人創造歷史而又為歷史所制約”這樣一種論斷。換句話表達：即我們投身於任何“追求中國民主進程”運動中的政治選擇，都必須以付出參加者“自願犧牲”人性中的自由選擇權利為代價。“逃離中國”只是意味著我們與“黑暗專制”的告別，獲得人身自由的開始。然而，“逃離中國”絕不只是通向幸福歡樂的坦途，它像懷著喜憂參半複雜心情的歷史編劇，既在歷史的變化中挖掘著我們人性中的本能，使我們日益遠離那已變得光怪陸離的叢林世界，以保存我們賴以生存的人性尊嚴和價值；但是另一方面，隨著時光無情的逝去，我們生命中的原質性和原創力也在不斷地萎縮，理想的光芒漸漸地暗淡。面對大洋彼岸鐵幕籠罩下的故土，關注著中國政局的變化趨勢不可逆轉地前行，我們：“獲得了天空卻失去了大地”－－－這大概就是海外民運無可□避的現實“困境”了。
當袁紅冰先生提出了：“海外民運如何從歷史邊緣重返歷史中心舞臺”的政治命題後，我們又聽到：“海外民運必須結合中國大陸的現實狀況重新定位”的建言。如何超越已深植在我們心靈深處的與中國現實脫節的疏離感。如何擺脫已“運動”了十五年之後，仍在“政治名相”掩飾下的那種深刻地孤獨。也許這就是海外民運發展到了今天所必須正視的歷史責任了。對於“現實困境”與“重返中心”的認真思考，幾乎是所有真正的民運人士無法逃避地政治考題。雖然，出於某種不可言表地無奈，我們中的一些人以“歷史可理解”的方式，在“善意的與統治者互動”中盡力表現著他們對中國問題的思考。他們對社會現實的批判，也絕非是狹義的“文化批判”或“文化否定”，而是社會進步普遍意義上的“制度批判”。他們歡迎現代文明的到來，承認民主化是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然而，他們也並不願意公然挑戰“武裝到牙齒”的統治者。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旗幟下，他們成功的原諒了自身的人性弱點（當然，這之中絕不包括揚建利等真正的勇士）。而正是在這個思想層次上，海外民運才沒有跳出對中國社會變革理論那種病態的解說。至少，海外民運沒有為急劇變化的中國大陸提交出一份像樣的“病理學”或“診斷書”。
就這一點來說，近年來，在中國大陸嚴酷政治環境下湧現出的一批“自由主義學派”思想者們，他們是從另一種角度來思考中國的政治變革與社會現實之間的關係的。與海外民運理論家們超然冷峻的政治理論不同，他們的闡述更充滿著對中國人前途和命運極其憂慮和關切的情懷。“獨立中文作家筆會”成員中的許多作品，即傳達了這種人文胸境。而進入了網絡化時代的今天，他們的影響正日益穿透著專制的鐵幕，引起了國人深入地思考。而在大洋此岸的海外民運中，卻仍未想到什麼是我們的“命運共同體”。各路英雄豪傑們，仍然陷入在虛幻的場景中難以自拔，誤解，嫉妒，排斥，對抗充斥在自己賴以生存的“命運共同體”中。因此，在我的理解中，袁紅冰先生提出的：“海外民運如何重返歷史中心舞臺”的命題，恰恰需要從“如何重建民運道德文化”的角度開始解答。我對此所產生地思考；正是對維繫自己“命運共同體”世界的關注。這也許是在理性表達之外的對“歷史可理解”的更情感式的解讀。然而，在某種意義上，感性比理性更能觸摸到我們命運的深層。
其實，不論是海外民運中的同仁，還是在大陸的“自由主義學派”思想者們，我們面臨地是同一個“政治死結”中的“□論”。令人無奈的是，這個“□論”早在中國落入了中共的專制魔掌時，就已深深地根植在中國人的命運之中了。也許這個命運將伴隨著幾代中國人的終生。面對於此，國人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宿命的，它將導致悲觀主義，最後放棄人性的價值和尊嚴；另一種是反抗的，它力圖在“□論”的困境中以“譚士同式”的精神走過中國人完善自我的過程。這是更高的人性層次。我把它理解為袁紅冰所倡導的“英雄人格哲學”，在這個層次上，已有許多中國人（其中包括那些不知名的普通人）這樣做了。不少人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就海外民運而言，有“揚建利式”的理想主義支持下的捨身求仁，也有王炳章“重建中華民國”旗幟下的慘淡失敗。他們都秉持著對追求社會制度進步普遍意義上的批判精神，同時又並不停留在僅僅是作為思想理論研究的某種假說上。他們均試圖創建一種能喚起人們希望和力量的，以根本改變中國命運歷史性努力為方向的操作模式（雖然這兩位書生都沒有成功）。他們都認為：在海外民運中，大家以相互理解為取向的“交往行為”中，包含著對人的價值，尊嚴，作用，地位等的肯定。即對人性主體的肯定。而在專治制度扭曲下，以“功利取向”目的性行為所導致的普遍虛偽，已刻意掩飾了人們內心世界“劇場化行為”對自身所帶來的傷害。而深受專治文化毒害下的海外民運，也不可避免地陷入其中。他們都曾長時期的困擾於這個怪圈中（我們又何嘗不是？）。於是，我們只好用一句話自嘲，曰之：民運文化使然！而在我看來：當代海外民運文化的根本症疾就在於此；醫治這個症結就在於民運圈中人士的自我反省。（雖然筆者自知人微言輕，無法提出袁紅冰先生倡導的：“海外民運道德文化重建”這樣一個龐大命題）。但面對中華民族苦難深重的嚴酷現狀，海外民運難道不應該跳出自身文化所造成“怪圈”嗎？我們難道不是更應該從豐厚的歷史，文化，民族等多重層面及多維角度來思考中國這個“政治死結”所帶來的“□論”嗎？
作為肩負推動中國民主化歷史重任的政治力量－－海外民運；汲取歷史教訓，廣泛開拓視野，尋求超越自身限制的積極路向：即通過坦誠的對話－－－各組織，各區域之間的平等交流，促進我們的相互瞭解，像民運發展史上曾出現過的地理連接那樣（我們不是已成功建立了遍佈世界各國的分部了嗎？），來再造民運文化精神紐帶上的“絲綢之路”。如能這樣，雖然我們無法立即解開鉗固在中華民族歷史宿命中的“政治死結”。但至少有助於我們穿透“中國□論”的迷霧，從而把握住中國社會發展脈動的“實感”。當然，我們也不能對各種複雜的思路或取向作簡單的評判。筆者深知：就海外民運的現狀（乃至整個中華民族歷史命運之□論）而言，也許只能有待於民運理論家或思想家們從哲學，歷史學，乃至人類學的層次上才能夠闡述清楚的。而在實踐層面上，筆者仍以為：我們面臨是又一種形式的“萬里長征”。不過盡管如此，民運中人的相互探索仍然是非常有意義的。這也是雖然不成功，但我們還是“樂此不疲”的籌辦各種“民運會議”後面的深層原因了。
對民運文化的思考（本質上是對流亡政治文化的思考）。對於竭力改變政治流亡運動的艱難處鏡，摸索走出從“逃離中國”到“重返家園”的歷史性轉變，有著不可忽視的特殊意義－－－即在推動中國民主化進程中尋找到新的轉型路向。不必諱言，海外與大陸的脫離是我們所面臨的根本困境（由於鐵幕的隔阻）。但筆者仍然認為：一個成熟的政治運動，不僅僅在於應對自身的全部歷史文化進行反思，亦應對整個民族文化，歷史經驗，社會現實等問題進行理智省察。而後者體現的是對整個人類命運的終極關懷。民主運動要走向成功所需要的真正力量正在於此！
作為一個已流亡多年的漂泊之人；作為民運隊伍中的一名小卒；我無力真正回答“海外民運必須結合中國大陸的現時狀況重新定位”這樣一個政治現實感，壓力感如此之大的問題。在以往逝去的歲月中，我們（至少我本人）有著太多太多的“無奈”，也付出了太多太多的“教訓”。寫下這篇小文，只是有感於這些天來我們又要“開會”了。只希望這個會不要再次“運動”的不可開交（尚不知道，只覺得籌備初始就極其不順，□中原因“撲朔迷離”，非我等草民可以解答）。因此覺得與其“花錢不討好”，還不如靜下心來想一想：下一步，我們究竟應該怎麼走？
潘晴
2005/01/14於紐西蘭
－－轉載自《新世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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