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2日訊】(新唐人熱點互動採訪報導)
安娜：那您說到這我就想起來，在中國官方的宣傳中，一直都有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說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那您說到中國跪下去了，這真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反差。我想問一下王軍濤先生，在這件事情發生之後，您認為在中國大陸的這些不同階層的人們，他們是一個什麼樣的反應呢？
王軍濤：我覺得就這一句話，大家都感到很震驚。當然大陸裡面應該說媒體封鎖訊息封鎖的非常厲害，我在這個事情出來之後，我在媒體上搜尋了一下，實際上一開始官方都是封鎖消息沒有報導，後來報導的消息前後不一致。再有就是說，因為大陸現在網站相當多，有獨立網站，獨立網站相對來說報導的數字也是引用官方的，但是評論它是引用外面媒體的一些評論。
我覺得中國人的看法比較典型的反應，實際是海外華人的網站，我也看了一下，基本上包括像一些八卦的網站都報導這個消息，總的來說大家都感到震驚。特別是在大家看到《紐約時報》的評論，和中國十幾年前發生的「六四」連接在一起的時候，大家感到中國這十多年來沒有什麼進步，而且政府在繼續殺人。
安娜：我們知道中國的政府，一直在海外搞比如說像文化交流，然後做一些現在講叫公關活動來展示它這種在進步、在比較和平，而且現在海外和國內都流行「和平崛起」這個詞，那您認為在這個事情發生之後，國際上還會相信中國共產黨這個政府可以會和平崛起嗎？
陳破空：我首先要說的是，國際上有一個廣泛的領域說，把汕尾東洲鎮的屠殺事件比喻成繼「六四」以來的第二個「六四事件」、第二個「天安門事件」。事實上第二次的都不只，我們所知道的報導出來的就有很多起。去年六月十一日，河北定洲發生了徵地所屠殺村民的事件，這個有錄像帶，當場就有六個村民倒在血泊之中，推土機、坦克車都出動了，這是一個血案。
另外，去年底在雲南昆明的關渡村，也發生了同樣的血案，一千個武警和打手開進了那個村，去強行徵地的時候，當場就有幾個老人，有的是被嚇死、有的被撞死、有的被打死。還有其他像湖南衡陽半夜拆遷，也是撞死人和打傷人。
所以像這樣的血案，這次只不過是廣東汕尾東洲鎮這個血案得到了有效的報導和廣泛的傳播，事實上沒有報導出來的和報導的比較輕微的非常多，我想遠遠不只第二個「六四」，是二十個「六四」都不止，如果要清點的話。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中共的本質從「六四」以前到「六四」以後，從來沒有發生過改變。
它們在建高樓大廈，在集中調動國家資源，在花高成本搞政治工程、搞面子工程，並且從中漁利，從中撈取好處的時候，利用這些工程套取巨額利潤的時候，是不顧人民的死活，強行徵地、強行拆遷，暴力徵地、暴力拆遷，製造了無數的悲劇，它們是不會顧這一切的。
同時它們在這過程中，大量的轉移國家資產，這有它們短期的套利的目的。所以在這個時候我們看到他們所宣傳的中國，什麼上海的高樓大廈，北京仿古的所謂的古蹟，破壞了有建好的所謂的古蹟贗品。還有廣東的所謂高速公路。我想這一切都是中國的表面現象，就像一個所謂的人造美人，用幾十隻手把自己打扮成一個美人一樣，它的本質並沒有改變。
安娜：您說到這，不知道王軍濤先生您怎麼看？
王軍濤：其實大概在六、七年前，國內一個著名的藝人江棋生先生，他是當年在八九年的對話團的主要骨幹成員，人大的博士。當時他就在一篇文章裡講過，他說「其實小六四天天在中國上演」，就是根據中國官方的數字來看，前年平均每天有一百六十起這種群體性事件。
安娜：每天平均一百六十起？
王軍濤：對，每天平均一百六十起，去年總共是有七萬四千多件，大概每天有二百多件，在經濟增長速度是百分之九的時候，群體性事件成長的速度是百分之三十。這種群體性事件中國用了一個非常微妙的字，就是政府它發明一些詞來掩蓋這些真相。
安娜：就是中共政府它是發明一些詞來欺騙老百姓，可是我們看到尤其是在一些大城市，這些白領他們過的日子比較好，他們有車、有房子、跟海外有一些聯繫，日子過得是不錯，他們都相信中國是越來越好，如果說經濟、各方面人民的生活水平各方面都在提高，您可不可以為我們介紹一下，中共是用什麼樣的手法，用什麼方式發明一些詞來對老百姓進行欺騙？
王軍濤：我舉個例子，就像進行經濟改革，在九十年代中後期開始，中國的城市開始出現大量的城市貧民，我們都知道原來農村情況很惡化，出現了大量城市貧民，當時朱鎔基先生還願意證實一些問題，他當時就發明了一個詞叫「弱勢群體」。
安娜：現在有一位洛杉磯的郭先生在線上等候，請郭先生講。
郭先生：主持人您好，各位嘉賓好。我剛才也聽到了高律師的發言，我覺得現在你們現在這些來賓或者是高律師的發言絕對是有國際水平，因為我是台灣來的，我也長期關心台灣的民主運動。我現在有一個困惑，中國大陸發生這種事情，台灣的政治人物，或是台灣的政治CALL IN節目都沒有關心這個問題，我覺得這非常諷刺的，我覺得台灣不管泛藍泛綠這些政治人物，只關心自己的權力，不關心隔壁鄰居的人權，非常近利。
台灣政治人物常常講兩岸關係，他們都想要怎麼樣去討好中共的政權，我覺得這個方向非常的錯誤。兩岸關係像中共用槍殺老百姓這個案子的話，你都要提到兩岸上面來講，這才是長遠的一個正確概念，因為台灣自身是民主國家，所以我覺得我呼籲台灣的政治人物要關心中國大陸的民主人權。
安娜：謝謝郭先生，非常感謝您關心大陸民眾的民主化和人權，那正好陳破空先生剛剛從台灣訪問回來，能不能請陳破空先生來談一下？
陳破空：對，我剛剛去台灣待了一段時間。我對台灣的朝野的人物就反覆的說一個道理，我說台灣不管你將來選擇怎樣的國家前途，你們有一個前題，就是大陸的民主化。中國大陸沒有實現民主化，你們選擇什麼樣的政治前途都是條件不成熟的，也是不現實的。我想中共對台灣在兩岸問題上是採取打經貿牌，它是想從經濟上拖住台灣，進而從政治上拖住台灣。
那麼現在台灣那些泛藍少數政治人物也迎合了這個經貿牌，在兩岸關係中只講經貿，不講人權，不講民主；而泛綠的政治人物那一邊，由於目光太內向，太本土化，太短淺。那麼也造成了完全不關心中國或中國大陸的情況。事實上我們知道民主和人權是不分國界的，這是第一個道理要明白。第二個就是說，當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沒有得到自由和解放的時候，我想這樣人類的自由和解放是要打一個折扣的。
另外當中國大陸兩岸關係是無法迴避的時候，不管是泛藍或泛綠都要思考，怎樣在兩岸關係上高瞻遠矚.的把握兩岸關係，比如說用民主和人權來統籌兩岸的政治關係，用法治和平等來統籌兩岸的經貿關係，使兩岸關係在一個國際文明的準則中去進行運作，這樣其實對中國大陸有利，也對台灣有利，而且中國大陸的民主化說到底是台灣安全的前提。
安娜：王軍濤先生您有什麼要說嗎？
王軍濤：我覺得台灣政治家的短視這是一個表面現象，實際上就從我的了解來說，像汕尾事件這種事情發生，對於台灣各界來說也是一個震動。但是我也注意看了台灣媒體的報導。台灣媒體和西方媒體有一點不太一樣的就是說，我覺得他們比較受到大陸的限制，他們比較遵從這種限制。
這個也是情有可原，就像《紐約時報》的紀者，或是像《華盛頓郵報》的記者，像這些美國的或是其他西方的記者，他們在重大的問題上他不理睬大陸的都不一定，像《紐約時報》就不止一次拿到中國大陸的內幕性的新聞，但大陸也拿他沒有辦法。
因為大陸這個政府本身也是個欺軟怕硬的政府，他碰到美國人之後他也要讓他三分。而台灣如果有那個記者敢於深入到汕尾或是是直接去接觸這些問題的話，他馬上就要對這些媒體採取措施，這就使得台灣的記者只能去翻譯一些西方媒體的報導。就是這樣，在對西方媒體報導進行翻譯的時候，有一些西方媒體的報導，像評論，他就沒有做太多。就我現在來看，台灣有些評論作得還有一些、、、。
安娜：《紐約時報》這一類的西方媒體他們對於這種事件直接報導，就比較硬，中國就讓三分，那麼如果臺灣媒體也是比較硬，那麼中國會不會也懼三分呢？
王軍濤：就可以把他們抓起來。到現在為止，就我研究一九八九年一直到現在，大陸對境外媒體採取的措施，如果有港臺的記者涉嫌到所謂國家機密，中國馬上就把你抓起來，如果西方媒體它會讓警察打。比如說像原來有一個記者，美國一個大的電視臺新聞單位的記者，脊樑骨被打斷了，打成了終生殘廢，中國一般來說它們不抓，因為它們只要抓住美國政府馬上就要介入，所以中國讓警察用流氓手段來對付他們。
就像前一段時間在太石村的時候，當英國《衛報》的記者班傑明先生到當地去採訪，就讓黑社會把他給打得出去，但警察不敢抓，因為抓了之後馬上就會牽涉到國際糾紛。但是港臺記者是抓了不止一次了，從八九年到現在抓了好多，而且一抓了之後就判刑，說你是間諜什麼的。
安娜：我們現在有三位觀眾朋友在線上等候，我們先把他們的電話接下來，第一位是紐約的譚先生。
譚先生：剛剛就陳破空先生所說的，從四九年開始以後，中國人民跪下了。中國人民真正站出來是一九一一年，我這就想到了共產黨常說的，毛澤東是開國有功，建國有過，文革有罪，其實這是個大大的誤會。毛澤東最大的罪惡就是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實從本質上來看就是共產王朝，毛澤東自己等於當皇帝了，全國人民好像表面上沒有向他下跪，但精神上其實已經向他下跪了，包括周恩來。我想毛澤東在歷史上的地位和袁世凱、張勛是一樣的。袁世凱復辟了八十三天，張勛復辟了十二天，毛澤東比他們兩個本事都大，到現在為止復辟了五十六年，共產王朝傳到了現在傳到胡錦濤，傳到了第四位了，最後有一個祝願就是說，希望胡錦濤是共產王朝的宣統皇帝，而不是乾隆皇帝，說完了。
安娜：謝謝譚先生，我希望胡錦濤先生也能看到我們這個節目，聽到您剛剛所說的，謝謝。那您們二位對譚先生所說的有什麼看法？
陳破空：我想剛才譚先生講的非常對，因為我們在比較歷史的時候不能只是正向的比，也要橫向的比。從正向的來看，從唐朝時代，唐朝時代的大臣還要向皇帝去下跪，要啟稟陛下，看上去好像那個時候還挺封建，挺保守落後。那麼現在看來，所謂的政治委員沒必要對胡錦濤去下跪。
但是我們橫向的比，當初的唐朝，不僅在經濟產值上占世界的總產值的一半以上，而且當初唐太宗提出的八個字說「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在那樣一個時代，可以說橫向的和世界比，那是最高的一個思想了，最有水平的一個思想了。
唐朝當時的開明程度，那是吸引了外邦來朝，萬邦來貢，所以從那個橫向來比的話，唐朝在思想上諶稱天下第一。那麼現在的中國，表面上它正向比好像比那個時候沒有跪拜禮，沒有這些表面上的東西，但是如果說橫向的比，跟周圍的民主國家，不要說跟那些歐美國家完全不能比，就是跟亞洲的國家也不能比，跟華南地區，什麼台灣也好，香港也好，甚至新加坡都不能比。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我想中國今天是最落後的時候。
(待續)
(據新唐人電視台《熱點互動》節目錄音整理12/22/2005 7:15:1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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