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6日訊】四十年了，歲月川流不息，如今本人已過天命之年，許多事情早成過眼雲煙，可當年發生在一所普通中學的一幕幕情景卻在腦海中日益鮮明。我明白了，那是一段值得記錄的歷史，也是不應忘記的歷史。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拋出了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點燃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平民百姓哪個會想到這樣一篇文章竟改變了億萬人的命運。
年初風景獨好
1966年3月8日5時29分,河北省邢台地區隆堯縣東,發生了6.8級強烈地震,造成了大量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邯鄲與邢台相距不到一百公裡，震感特別強烈。我在邯鄲五中上初一，父親是學校校長，家就住在校內。地震發生後，教職工和家屬大都住在雙人床搭起的防震棚內。
那時全國學習雷鋒活動正向深入發展，大家都在認真學習雷鋒日記。我印象最深的一本書是《怎樣做人，為誰活著》。那時大家人生目標基本一樣：我活著是為了他人活的更美好。
當年社會風氣之好難以想象，說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一點也不過分。大家日子雖然都不寬裕，但沒人斤斤計較，都是禮讓為先，互相幫助。乘公共汽車都會自覺排隊，遇到老弱病孕更是爭相讓座。丟了東西不用擔心，肯定沒有人拿走，如果原地找不到，找警察或是當地人，一般丟不了。
五中學校設施條件很差。可通過大家義務勞動，校園內窗明幾淨，整齊劃一。看不到紙屑雜物，沒有痰跡污垢。學校經常組織學生上街義務勞動，打掃公共衛生。校內總有數不清的同學為他人義務理發，縫補衣服，復習功課……
五中有十二個初中班，五百多名學生，四十多名教職工。教師大都在食堂就餐。我當年不到13歲，學雷鋒幹別的活插不上手，沒事就到學校食堂幫忙。食堂有兩位師傅，高高瘦瘦的老師傅叫韓景春，他的脾氣不好，誰買飯排隊用筷子敲碗，他準會沖出來黑著臉吵上幾句，嚇得人不敢吭聲。他炒得一手好菜，味道特別可口，尤其是壇子肉，幾十米外都能聞到香味。年輕師傅姓李陽泉，十幾歲參加八路軍，隨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作戰時腿部負傷。走路有點拐。雖然是老革命榮譽軍人，但他為人十分謙和，總是滿臉堆著笑。我經常幫李師傅打掃衛生，洗菜，清理煤堆，兩位師傅時不時給我點獎勵，給我一塊烤紅薯或燒玉米。那個香甜，我到現在都忘不了。
學生當中我最佩服兩個人，一個叫張崇陽，他上初三，是學生會主席，長得一表人才。他學習拔尖，對人熱情。他家離學校很近，平時總是在學校忙忙碌碌，辦黑板報，組織體育比賽，搞文藝表演。他學雷鋒的強項是義務理發，由於技術好，態度好，找他理發的人絡繹不絕，無論早晚，他從不拒絕。記得有一次他拽著我耳朵後面的幾根長發說：這是誰理的？來，快剪掉，我最受不了這種偷工減料。
我佩服的另一個同學叫鄭秋園。當時全國體育運動乒乓球一枝獨秀，他是學校乒乓球冠軍，曾獲得全市中學生乒乓球單打亞軍。他是上海人，特別有氣質。只要他拿起拍子，總是圍著裡三層外三層的人給他叫好。我和他都是學校乒乓球隊的，盡管他很耐心地教我，但我的技術和他相比差太遠了。
另有一個同學叫何敬兵（化名），他學習不好，調皮搗蛋。經常和男同學打架，往女生抽屜放賴蛤蟆，小蛇，把女生嚇得魂飛魄散。老師管不了他，便把他交到教導處。教導處主任管不住他，就轉給我父親。我父親和他談話前總是先找老師調查，表揚一番後再指出缺點，這讓他很服氣。談一次話能好上個把月，時間一長老毛病又犯了。他敢和任何老師頂嘴，惟獨十分欽佩我父親，總是說，我就聽田校長的，別人的水平都不行（我父親教育何敬兵的方法後來真救了自己）。
當年學校的老師們的形象還是那麼清晰地鑲嵌在我的記憶中：
吳玩雪：女，英語教師，當年四十多歲。她是海外歸僑，有日本血統。她帶著兩個兒子，長子陳建和與我同歲，次子陳仕和，比我小一歲。我因為提前上學，進了中學，他們都上小學六年級。但學習成績非常優秀，人特別老實本分。不知吳老師是不是基督徒，她好善樂施，向來主動幫助別人。冬天雪後她總是第一個掃雪，下大雨她總是披著雨衣清理下水道。其他老師有事，她主動代課……盡管那時幾乎人人都在做好事，但我從來沒見過她那麼好的人。此後幾十年，我再也未見過比她更好的人……
許月山：男，生物教師。北京人，當年三十六七歲。他家在北京，獨自在五中教書。他總是那麼精神飽滿，衣著板正，走路一陣風，快言快語。他的生物課就是學生們的節目，從他進教室，到宣布下課，教室鴉雀無聲。大家聽著他妙趣橫生，旁征博引的講解，仿佛進入了夢幻般的世界。下了課同學們都圍著他求教，他有問必答從來誨人不倦……
潘功久：男，安徽安慶人，俄語教師。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專業畢業後曾分配到全國供銷總社。因為對統購統銷錯誤提出過一些意見被打成右派，發配到北大荒，後來才到五中。時年三十出頭，他沒有結婚。他身體單薄但精力充沛，多才多藝。他一拉起手風琴，同學們就圍著他唱起歡樂的歌。他是校隊乒乓球教練，常常是教我打完球，再一起到滏陽河遊泳。
徐鐵實：女，天津人，當年三十多歲，音樂教師。好說好笑，熱心腸直脾氣，她走到哪哪就熱鬧。
艾翠巧：邯鄲人：女，語文教師。大學畢業剛分到五中工作，她長得漂亮，留兩條長辮，說話輕聲細語，工作勤勤懇懇，總是面帶笑容。
王書亭。女，教導處主任，時年四十歲左右。她也是白洋澱人我們老鄉，一口鄉音沒變，令我感到特別親切。當年她十幾歲就參加革命，後來保送到幹部學校學習。幹工作風風火火，為人剛直不阿，認準的理絕不讓步。她煙抽得厲害，每天兩盒海河牌香煙，左手指頭都薰得變了色。
學校領導班子由三人組成：
支部書記趙國治。時年三十六七歲，高小文化，是四清後分到學校的黨務幹部。他不懂業務，但也不怎麼管事，總是說，咱們都聽老校長的。他沒有業余愛好，也很少與師生交流。我對他印象最深的是，每到夏夜，他和兒子總是挨著樹摸知了猴。裝上一大瓶，用鹽水泡了，第二天煮了吃。
我父親田博祥是校長，時年不到五十歲，他早年肄業於天津職業中學。我的老家是白洋澱，抗戰爆發很快成為淪陷區。我父親1938年參加八路軍當教員，解放後一直從事教育工作。到五中任校長之前是邯鄲市文教局教研室主任，在邯鄲教育界頗有人望。他與人為善，平易近人，大家有事都願向他請教。他向來徇徇善誘，以理服人，在教師和學生中有很高威信。不過經歷了多年政治運動，他說話辦事極為謹慎，生怕惹出漏子。
副校長韓慶隆，時年四十歲左右。他風華正茂，血氣方剛。懂業務，敢管理。他願意負責，書記和校長又不爭權，大家都覺得五中是韓校長說了算。他批評人往往不留情面，平時很少與人主動打招呼，讓人感到難以接近。
那時的人很窮，單位也不富裕。可是大家公私分明，丁是丁，卯是卯，誰也不沾公家便宜，父親甚至不讓我吸他辦公室的鋼筆水……
邢台地震住防震棚給了大家共同交流的機會。孩子們高興的不得了，建和用二極管裝了礦石收音機，讓我羨慕不已。在他的指導下，我也裝了一個，沒事就聽著玩。可大人們總有數不清的愁要發。
山雨欲來風滿樓
地震鬧過去沒多久，階級鬥爭的弦開始繃緊了。反映階級鬥爭的文藝節目越來越多，憶苦思甜成了每周的必修課。學校經常請老紅軍、老貧農、老工人回憶解放的苦難經歷和革命鬥爭歷史，學校食堂在每次憶苦會後還要做糠菜飯讓學生們吃。
同學們開始知道，原來人與人之間的存在著階級敵對關系，這種關系是水火不相容的。要使無產階級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就要提高革命警惕，繃緊階級鬥爭這根弦。隨著社會上政治鬥爭火藥味越來越濃，學校內個人家庭出身成了學生議論最多的話題。根紅苗壯的同學整天高談闊論，出身不好的同學漸漸被疏遠。出身不好，有問題的教師噤若寒蟬，整天灰溜溜的，生怕招惹上是非。
學雷鋒活動被學習毛主席著作取代。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成了每天的必修課，學生們比賽看誰背的毛主席語錄多。我媽媽五十多歲，解放後參加掃盲班認識字也不多。她和學校為數不多的家屬組織起來，每天背誦老三篇。媽媽非常認真，回到家還讓我聽她背誦。不長時間，她居然能一字不差地把《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兩篇文章背下來。
我父親雖然每天忙個不停，可他的眉頭越皺越緊。他知道運動快來了，自己恐怕難逃噩運。他在59年因為對大躍進有意見，被人告發，被打成右傾分子，後來雖然經過甄別，但是有這條小辮子讓他整天提心吊膽。
我父親雖然經過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考驗，但如今搞政治只講出身。父親出身富農家庭，我的曾祖是秀才，他是不大的地主。媽媽說他一輩子沒幹過活，一年到頭吃大米白面，有人服侍。逢年過節，他都要準備面和肉給窮人挨家挨戶送，他的人緣非常好。到我爺爺這一輩，孩子多年景不好，分家後都成了勞動者，爺爺一年到頭幹活，只是在農忙的時候雇人幹過短工所以被定為富農。我大伯和父親天資聰明，從小學習刻苦，成績很好，可是家裡供不起。大伯後來讀北大全靠他岳父資助，我父親後來考上免費的天津職業中專。
我大伯是田家門裡最有成就的人。他叫田綏祥，北大沒上完提前休學。1924年加入共產黨，並在國共合作期間加入了國民黨，曾任安新縣黨部書記。受到當時國民黨河北省主席張歷生賞識並提攜。張歷生當上行政院副院長後，我大伯任國史館庶務科長，還當上了“國大”代表。他在黨內受董必武直接領導，長期從事地下工作。解放後擔任國家外貿局長，後受夫人親屬政治問題連累，調中央高級黨校任哲學社會科學系主任， 1963年因病去世。 但他的復雜經歷，在文革中還是給我父親帶來了無妄之災。
人變成了獸
1966 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過了《五一六通知》，自此標志著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5月26日，北大聶元梓等人寫出了第一張大字報。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指出“一個勢如暴風驟雨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在我國興起！”8月5日，毛澤東在中南海貼出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 8月8日，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並檢閱首都百萬遊行隊伍，並戴上了紅衛兵袖章。8月19日，從北京開始，全國開展了空前的破四舊運動。所有地富反壞右以及走資派家庭都成了紅衛兵抄家對象。（資料引自高皋、嚴家其文章《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五中校園內空氣日益緊張，炊事員老韓頭早年曾與土匪幹過事，因脾氣不好得罪過人，有人想借運動找他算賬。他聽說這次運動比哪一次都厲害，六月裡的一天上吊自殺了。
離五中不遠的滏陽河是大家遊泳的好去處，每年天剛熱我們就迫不及待下河遊泳。文革爆發後，河裡斷不了沖來溺水的屍體，那年夏天嚇得我們再也不敢下河遊泳。
始於北京的風暴很快影響到全國。五中的同學們也開始了串連、寫大字報，指名道姓對老師進行批判，接著很快轉為人身攻擊。
五中的情況很特殊，支部書記趙國治是貧農出身，又不怎麼管事，運動一來，他完全置身事外。我父親雖然是一校之長，但由於他是三八式老革命，加之平時不得罪人，對他的批判大都限於口頭和大字報。地主家庭出身的副校長韓慶隆成了走資派代表，對他的批鬥日甚一日。戴高帽、掛白牌、坐噴氣式、站在桌子上曬太陽，經常被打得鼻青臉腫。
其他出身不好或有歷史問題的老師日子也不好過：
吳玩雪被定性為日本特務。家被抄了不知多少次。紅衛兵小將們一心要找到她當特務的証據，可是她家除了一個小小的礦石收音機，沒有任何証據。氣急敗壞的紅衛兵們只得將幾套不太大眾化的衣服沒收剪碎，自那以後吳玩雪老師一年到頭穿著那件深藍色卻被洗成藍灰色的舊學生裝。
學校內除了個別貧下中農出身的教職員工，幾乎所有人都被抄過家。我們家被抄了兩三次。那時大部分家庭一貧如洗，我家值錢的就是書籍還有祖傳的碑帖拓片。這些東西都被紅衛兵們拿走焚毀了。那時，大家也顧不上心疼，連命都保不住，誰還在乎身外之物？
許月山由於是右派，自然成了第一批鬥爭對象。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天上午，他被一群學生摁住，把他的頭頂剃了個大十字，只保留了四個角。一幅十分可笑的形象，令紅衛兵們興高採烈。那天中午我遠遠見到他，立刻躲到樹後邊。我不敢看他，好像看到那副形象就是罪過。所幸當晚不知哪位好心人幫他剃掉了所有頭發。就在那天晚上，母親把我父親的頭發剪光了。學校所有自覺心虛的男教工都不約而同地剃光了頭發，一些女老師也把頭發剪得非常短。
文革開始時徐鐵實老師已經懷孕好四五個月，可是批鬥她的學生不管這些，照樣讓她掛著大牌子，一站幾個小時挨鬥。她的頭發被剃得像狗啃過一樣。直到後來流產，紅衛兵們還是不依不饒。那麼要強的人，真不知她是怎麼熬過來的。
當年的五中校園，只要年紀稍微大些的教職工，幾乎無人能幸免。有的老師僅僅因為曾經批評過某些學生，就會遭到報復。那時，學生們誰也不上課了，每個班都有批鬥對象。一個個曾經備受尊敬的教師，成了學生們的發泄作踐的對象，誰想踢幾腳就踢幾腳，誰想吐幾口就吐幾口……有位老師因為處過幾個對象，就被定性為流氓，掛上“我是大流氓”的牌子，敲著鑼在學校示眾。
以前大家爭著打掃校園衛生，文革爆發後成了牛鬼蛇神的專利。那批人每天天不亮就起來，排成隊向毛主席請罪，然後打掃廁所，接著清掃院落。白天掛著牌子，帶著高帽挨批鬥，吃完午飯接著幹臟活累活，晚上向毛主席請罪後，還要寫半夜檢查才能休息。
上司向我父親發難
我父親推成光頭真難看，好像一下子失去了尊嚴。但他總算是幸運的，紅衛兵小將的頭頭就是何敬兵。他不發話，別人不敢輕舉妄動。無論如何沒有把我父親打成牛鬼蛇神，僅僅大字報批判已是謝天謝地了。
但危險隨時可能發生，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最先發難的竟是我父親的頂頭上司，曾經共事多年的文教局副局長黃某。此人一貫極左，他有一個習慣，就是無論參加什麼會議都留下詳細的筆錄，時間、地點、人員一應俱全。他積累了幾十本筆記，每逢搞政治運動，他就把當年某人的發言找出來秋後算賬。多年來，他就靠這一手整了不少人，自己青雲直上。這一次，他整理了十幾頁材料舉報給紅衛兵，而這些材料完全可能將我父親置於死地。
炊事員李陽泉、何敬兵等人成了五中革命造反派頭頭，剛剛搞完四清的教導處主任王書亭也是成員之一。何敬兵向來不主張鬥我父親，他見到揭發材料後征求王書亭意見。王書亭丈夫也是邯鄲市文教局副局長，她對黃某為人十分厭惡。當即表示文革都是群眾造走資派的反，哪有上級造下級的反？何況黃某就是文教局的走資派，有什麼資格揭發別人？於是大家決定把把黃的材料壓了下來。這讓我父親躲過一劫。
黃某不僅揭發我父親，而且整理筆記後揭發了不少同事和下屬，這樣一來也給自己招了災，後來他成了文教局中挨鬥最慘的頭頭。
文教局另一位被批鬥對象是王書亭丈夫。文革一起，他就被打成了叛徒。當年他是抗日武工隊隊長，有一次他和另一個隊員被日本人堵在地洞裡（不是地道，無法逃跑），他們把槍砸壞後投降了。事後在碉堡內線的配合下，殺了看守的日本人，又回到了自己的隊伍。這件事早有組織結論，可是趕上文革就因為這一條，差點沒把他鬥死。
文革期間，一個人隨時可能有飛來橫禍。我有一位要好同學叫馬景生，他父親是省建四公司很有水平的領導幹部，因為他的四個兒子分別叫馬愛華、馬愛國、馬愛中、馬愛民。造反派說他是想復辟舊社會，熱愛蔣介石的中華民國，便把他整得死去活來。
未實施的獸行
這段經歷我還是忠實紀錄下來吧。我曾在距邯鄲六七十裡的峰峰新市區上小學。四年級時，我曾和班主任老師王耀英多次頂撞。我和同學曾到一中偷過鋼筆，偷完後在上衣口袋並排掛著好幾支炫耀，結果很快被查出來。她撤銷了我的班幹部，還讓我停課檢查，對此我一直耿耿於懷。
文革爆發後，我聽同學說，小學校長金建民投河自殺了，王耀英被打成了牛鬼蛇神。我特地回到新市區，找到當年對她不滿 的同學，想乘機打她出氣。
學校那天沒人，聽說一些紅小兵已經去王耀英家了，正在她家開批鬥會。我和同學便一同趕去。到門口一看，王老師站在她家的桌子上，脖子掛著大牌子正挨鬥，她家的牆上貼滿了標語。王老師披頭散發，汗水順著她的鼻尖往下淌。滿屋子紅小兵一個勁喊口號，讓她坦白交待問題。王耀英老師在抬頭時，與我的目光正好相對。她的一只眼被打腫了，成了黑紫色。就在那一瞬間，她顯得那麼驚訝疑惑，好像是說，你是怎麼找到這兒的？
就在那一瞬間，我退縮了。我沒想到她已經到了如此地步，原來的報復心頓時化為烏有。我再也不忍看到眼前的一幕，也沒有勇氣繼續留在那裡，迅速拉著同學離開了。以後的多少年，王老師的眼神時常浮現在我眼前。打那之後，我再也沒見過她。
瘋狂與困窘
1966年，是瘋狂的歲月。那時各單位都是大字報，到處都能看到批判鬥爭的場面。體育場、劇院經常召開大型批鬥會，大街上時常有牛鬼蛇神戴著高帽子、大牌子遊街示眾。
有一個細節我至今記憶猶新：當時邯鄲叢台公園內有一座高高的拱橋。有個學校的紅衛兵貼出標語，說這麼陡的拱橋就是和勞動人民過不去，限令公園把橋拆掉。後來又有一個學校的紅衛兵印出傳單說，只有地主資本家老爺才過不去這樣的橋，勞動人民別說過橋，上山都沒有問題。謝天謝地，那座橋總算保留了下來，直到今天還在使用。
政治上的狂熱並不能改變生活現實的窘迫。口口聲聲要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紅衛兵，盡管一天到晚瞎折騰，但每家每戶的生活並不好過。城市裡的學生大都穿著補丁衣服，粗糧也不能完全管飽，細糧（大米白面）只佔供應指標的百分之二三十。那時的報紙廣播一天到晚宣傳，發展經濟，保障供給。可商店空空如也，有點東西都排很長的隊。每月每人供應三兩植物油半斤肉。就連高溫肉－－患豬瘟死後高溫消毒的肉都限量供應。
記得有一次我和幾個同學看大字報回來晚了，一路議論說，這會兒如果有十塊錢，就夠咱們吃喝一頓了。有個同學說，就是有兩塊錢你也花不出去，你看有一家商品開門沒有。大家各自摸了半天口袋，一共湊了五毛錢。走了好遠，總算碰上一個藏在路邊牆角的小販，買了半斤炒花生，一人分了十幾粒……
大串連開始後，紅衛兵們紛紛遊山逛水，再也沒有心思理會搞運動，牛鬼蛇神們的日子稍微好過一些。我先後到了上海、南京，年底到了北京，並在12月28日參加了毛主席接見活動。那一次，我和來自全國的幾十萬紅衛兵守候在長安街兩側，毛澤東和中央領導乘車檢閱了紅衛兵隊伍。大家拼命歡呼，整個大道成了沸騰的河流。我在日記中寫道，這是我最幸福的一天，我見到了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偉大領袖毛主席。
黨中央要求移風易俗過革命化新年，不少家庭在這一天憶苦思甜，要吃糠吃野菜。我們家連餃子也沒敢包，肉也不敢燉，還像平常一樣，早晚窩頭咸菜，中午面條饅頭就算過年了。就這個我們也非常知足了，我們總算還能在一起過團圓年。爸爸說，他認識的許多學校領導都在牛棚住著，有的被打死了，有的被打殘了。哪年頭，大家特別需要交流，可誰也不敢交流。沒有誰互相拜年，也沒有誰敢隨便串門。我記得非常清楚，就在那年新年前後，王書亭偷偷來到我家找我爸爸說事。正巧有我的同學找我。王書亭怕被發現，竟鑽到了我家床底下……
六七年造反派開始奪權鬥爭，接著軍隊開始介入地方文革，革命委員會成立後又開始了紅色恐怖－－清理階級隊伍。我父親終於未能幸免，造反派認為，我伯父是國民黨安新縣黨部書記，我父親必然是國民黨。記得那天早晨，我從家裡走到校園。一夜之間校內貼滿了打倒國民黨員田博祥的標語。我父親當天即被關進牛棚，開始接受批判鬥爭……
尾聲
文革真是一場由惡魔導演的巨大災難，將善良泯滅，使獸性發，把道德化為烏有，將法律踐踏腳下。我記錄的僅僅發生在河北省邯鄲市第五中學的，掛一漏萬的小小片斷，還有更多更值得銘記事實恐怕只能永遠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中。由於擔心記憶錯誤，我曾找到父親當年的同事訂証事實，當年的教導處副主任，年近八旬郝夢周說，當年發生在五中的事確實不好。但平心而論，和其他學校相比，五中文革還是最平和的，哪個學校沒有打死幾個人呀。
筆者寫下這段文字只有一個目的，提醒大家保持警惕，永遠不要讓這樣的悲劇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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