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經濟人”與道德的底線

秦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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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2月6日訊】■“經濟人預設”不但不是對性善的價值否定,而且即使是在事實判斷的意義上,這一預設與那種“人對於人是狼”的說法也全然不同。道理很簡單:人們沒有見到狼群中存在市場,更不能設想狼與羊進行交易。

■“經濟人預設”假定人是合理自利的,即他們不會搶劫,也不願被搶,每個人都有捍衛自己合法利益的權利和能力。於是經濟學只能預設交易,不能預設慈善,也不能預設搶劫。

中國要搞市場經濟,這應當說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成爲社會共識了。而市場經濟的理念是以所謂“經濟人的理性”爲邏輯預設的。但有一種流行的看法認爲:這種預設就是所謂“性惡論”,它屬於“西方文化”,它把人都看成壞蛋,而且“鼓吹自私自利”。假如真是如此,以這種預設爲基礎的市場經濟就不僅與所謂“東方文化”對立,與任何道德理想對立,甚至也不是“初級”階段所能允許的了———不是說“人之初”性本善嘛。

其實恰恰相反,“經濟人預設”不但不是對性善的價值否定,而且即使是在事實判斷的意義上,這一預設與那種“人對於人是狼”的說法也全然不同。道理很簡單:人們沒有見到狼群中存在市場,更不能設想狼與羊進行交易。相反,在弱肉強食的獸群中倒真是可以看到“強者分配一切”(從食物直到配偶)的。因此毫不奇怪,在中外思想史上,倒是極端“反市場”的某些流派,如最強調“強國弱民”、“重農抑商”的中國傳統法家才主張(或者口頭上雖不說而其實非常相信)人性皆惡:“夫以妻之近及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韓非子》),因而除了“法、術、勢”之類厚黑功夫,法家是什麽也不信的。不久前在活報劇《切·格瓦拉》中,編劇安排幾個女性“美帝國主義者”高聲怪叫“人不爲己天誅地滅”以顯示“西方性惡論”之醜惡。滑稽的是,這話偏偏是一句純粹的中國古代名言,流行於國人尚不知“西學”爲何物的時代。而所謂“西方的”性惡論,即使在“人對於人是狼”那樣極端的表述中,也只是在作事實判斷,決不至於在價值意義上對“不爲己”者作出“天誅地滅”的詛咒。

“經濟人預設”也許可以說是人性局限論,但卻不能說是“性惡論”。否則提出“看不見的手”之說的亞當·斯密怎麽會用比寫《原富》更多的精力去寫《道德情操論》,“不找市長找市場”的西方人怎麽不去崇拜“趙公元帥”,更不崇拜爲30個銀幣出賣耶穌的猶大,而要崇拜爲救人類不惜自己被釘上十字架的耶穌?

其實,“經濟人預設”在價值判斷上當然不是反對行善、利他,在事實判斷上也不是懷疑人會有善心或利他之心;說穿了,它只不過是基於一個誰都明白的常識,即一個人做點好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既然如此,人們在考慮制度安排的出發點時當然就只能從人有可能爲惡的低調假設著眼,而不能把制度安排建立在聖人永善的高調假設上。所謂“預設”不是經驗判斷,而是邏輯判斷,不是說人只能如此,而是說你無法禁止人如此,因而也就不能排除人如此的可能。所謂“先小人後君子”(這也是絕無“西化”色彩的中華名言)就是這個意思。因此再高尚的人,他的權力也要受制約,再平庸的人,他的權利也要有保障;政治上的憲政民主,經濟上的“經濟人”預設,都是由此出發的。

“先小人後君子”當然不是否認人可以爲君子,更不是慫恿人們去做小人。恰恰相反,“先小人後君子”是爲了消滅僞君子、真小人,以便成就更多的真君子。即使鏡花緣式的君子國未必能夠建成,這樣的安排也會使小人受到制約而君子受到鼓勵。“先小人後君子”是要消滅那種“使天下人不得自私,不得自利,以我之大私爲天下之大公”(黃宗羲語)的“家天下”禍患,而增加“天下爲公”的可能。即使主觀上難以保證人人爲公,至少這種安排可能促使人客觀爲公。換言之,人性局限預設是立足於公認常識的一種底線設置或曰低調預期,以此爲基礎的制度安排能夠杜絕人性越過底線落入惡的深淵,但這種底線是向上開放的:人們不知道它是否能猛烈推動人性向善的提升,但至少它決不會妨礙這種提升。更簡單點說,以“經濟人預設”爲基礎的安排可以禁止搶劫,但決不會妨礙慈善。

總之,關於“經濟人理性”的預設並不是斷定人必定自私而不可能利他(因此不能用某個或許多利他的事例來證僞這種預設),更不是鼓吹人們應當自私自利(因此不能用關於自利心如何可惡之類的價值判斷來否定這種預設)。這種預設只是相信沒有什麽能保證人人無私,也沒有什麽能保證某個人事事無私,因此制度安排的出發點只能是:你如果無私、利他、行慈善,當然再好不過;假使你出於利己之心,這種安排也可以使你的行爲實際上有利於、而不是有害于社會總福利。顯然,這樣一種安排就是市場經濟。

問題在於,這樣一種預設必須是邏輯上一貫的:它不能對一些人作經濟人預設,而對另一些人作“道德人預設”。“經濟人預設”假定人是合理自利的,即他們不會搶劫,也不願被搶,每個人都有捍衛自己合法利益的權利和能力。於是經濟學只能預設交易,不能預設慈善,也不能預設搶劫,儘管現實生活中慈善與搶劫都可能發生,然而這兩者都不應當成爲制度的基礎。

可是如今我們有些論者總是在假定“轉軌經濟”中的一些人具有經濟人理性的同時,把更多的人們設想成豁達的無私者,既不知道也無能力維護自己的合法利益。前一時期有則一度流行的“公益廣告”說,“看成敗,人生豪邁,只不過是從頭再來”,就是這種思維方式的典型。這個廣告明言是針對下崗者和其他弱勢群體的。然而這樣的“豪邁人”如果作爲高調道德宣傳,它就不應只面向弱勢階層;如果作爲現實安排的預設,那就與“經濟人預設”相反,它假設弱者是不在乎自己的利益的,即使被迫無奈損失了一切,也“只不過是從頭再來”耳。

而從經濟人預設出發,就應當承認一切人在改革中都有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並力圖得到更多的傾向。權貴如此,平民也如此。我們不能只對前者運用“經濟人預設”,承認只能滿足其利益來換取其放棄特權,而對後者卻運用“豪邁人預設”,設想他們可以爲轉軌作出重大犧牲而無怨無尤。這樣的“雙重預設”不僅在道德上不可接受,而且在邏輯上我們也不能回避這兩種預設的衝突!人如果真的可以被期望“豪邁”到如此地步,還有必要(或者說有可能)搞什麽市場經濟嗎?

──轉自《右派網 》(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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