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日訊】近日得空，才把先前存下的秦暉先生的《“郎旋風”中看東歐》看完，受益非淺。秦先生的分析很深刻，對政治民主化的分析很有說服力，怪不得那個“閑言（洗岩）”在起勁兒地攻擊秦先生呢。
秦先生指出的一點很值得注意。他說，“在中東歐的不少國家都出現了‘左派復興’後轉軌進程反而加快的現象。波蘭的大眾私有化立法在四屆右派政府時期都未通過，左派上臺後很快就通過了。匈牙利的國有資產主體在劇變後第一屆右派政府執政的四年中基本未動，左派上臺後四年就基本賣光了。類似情況在保加利亞與塞爾維亞等國也存在。”
這種現象本不陌生。美國與中國走向建立外交關係，堅決反共的尼克森總統起了很大作用，毛澤東也不諱言，他喜歡與美國右派執政黨打交道。以色列尋求突破以巴僵局，據說也是在右翼的沙龍政府手上才真有希望。
不過，在共產黨國家實行改革、向市場經濟、民主憲政轉型過程中，左派與右派的這種角色作用方面，注意的人大概還很少吧。
前共產黨國家的左派，與傳統歐洲的左派有一定區別，在他們手上推行私有化，如秦先生指出的，“他們多為劇變前的精英階層，資源多門路廣，即使民主制下無法弄權，在公平競爭的市場轉軌中他們還是有一定優勢的”，顯然與歐洲的社會黨人有明顯的不同。他們既然身為左派，在共產黨傳統尚存的社會裏推進市場化改革，看來比右派們要方便一些。
更值得注意的是俄羅斯與中國。
與波蘭、捷克、匈牙利等中東歐國家不同，這兩個國家原本“亞細亞生產方式”根深蒂固，與歐美國家、中東歐國家區別很大。在這裏，“左派”們行事，更有其特點。
在蘇聯時代，經戈巴契夫改革，左派右派之分已是按國際通行的標準，求改革欲民主的為左派，保守派被視為右派，而戈巴契夫堅持共產黨理念而又開明地追求政治民主，是為“中派”。一番政治較量，左派的葉利欽將蘇聯推向解體，將俄羅斯社會推向私有化，這時，典型的共產黨官僚集團的本來面目顯現出來：在“分”的時候耍手腕，然後“改分為賣”，“一些權貴通過‘內部人交易’（這恰恰正是中國現在流行的做法）把國家耍賴沒有拿出來分給老百姓的那些資產（而不是分給了百姓但他們不知珍惜又拿去換了酒喝的資產）攫為己有”。這樣的轉型，雖然表面上轟轟烈烈，甚至有“休克療法”在其中，實際上卻有很大的問題，但在政治民主有一定進展的社會環境下，總算還能得到民眾的支援，只是民族問題很要命又沒有速戰速決的希望。
面對俄國，中國似乎很是自豪，但是權貴資本的發展卻更為嚴重。在這裏，左派右派與歐美社會相反，保守派自居為“左派”，而無論反共與否，追求市場化改革與政治民主的人們卻被視為“右派”。這“左派”與“右派”們，都有新老之分，執政的卻是一種很特殊的“中派”人物，既不同于戈巴契夫和趙紫陽那樣具有國際視野與政治民主追求，也不像葉利欽那樣能夠直接訴諸民眾，卻是把權力控制的一套臻於極致，令世人側目。他們堅持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把共產黨理念塗上一種特殊的色彩，放棄了馬克思學說追求人的自由發展的基本理念、工人爭得民主的諸多政治要求，把“與一定的生產發展階段相聯繫”的理論分析方法，偷換為實用主義、機會主義的各種手法，實際上是以權力施展及其攫取社會財富為實踐標準。
然而，“左派”更敢於推進權貴資本主義，畢竟已成為俄、中兩國的特色。民間所謂鄧式改革的“打左燈、向右轉”，若是一般地指資本主義，也還算有積極意義，畢竟中國沒有經過資本主義，能走出一條非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之路，也是一大貢獻，但是，“向右轉”其實是轉向“權貴資本主義”，而且是在政治改革停滯不前的情況下迅速發展，是任憑權力為所欲為還不准人們非議。
這種與一般情況不同的“左派”不左，是目前中國真正的特色。
－－轉載自《議報》第17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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