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8日訊】他出于人道与博愛的情怀，听從內心良知的聲音，堅持用不流血的方式“在民主与法治的軌道上解決問題”。
經受了長達十五年的幽禁之后，趙紫陽先生以85歲的高齡郁郁而終。面對這樣的不公不義，我無法用言語表達我內心的沉痛。至于用行動來表達，比如，親往他的家中吊唁慰問，就更不可能了——我剛剛被告知，那“絕對不行”。
中共加于趙紫陽先生的，是三重的不公正：
一，對“六.四”事件的定性完全錯誤。作為深深卷入這一政治漩渦的當事人，我從未听說哪個學生或知識分子曾意圖推翻共產党；至于“有組織、有綱領、有預謀”則更是天方夜譚。
二，說趙紫陽先生“支持動亂、分裂党”，這純屬妄加罪名。作為按照當時的党章國法產生的最高領導人，他出于人道与博愛的情怀，听從自己內心良知的聲音，正确地預見到血腥鎮壓的嚴重負面后果，堅持用不流血的方式“在民主与法治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當自己的正确意見不被采納之后，他不是同流合污，而是毅然辭職（僅僅是辭職而已！僅僅是不忍看學生娃們流血而已！）；在“真理”和“謬誤”、“高尚”和“卑鄙”、“自我犧牲”和“一已私利”的艱難抉擇之中，他勇敢地選擇了真理、高尚和自我犧牲——這在如今中共的高級領導人當中實屬鳳毛麟角。趙紫陽先生以自己罕見的高貴品格，為共產党這個聲譽不佳的群體贏得了極高的贊譽，把這樣一個人入罪，不能不說是中共當政者的奇恥大辱！
三，“六.四”血腥鎮壓之后，對趙紫陽先生依法應享有的大部分公民自由的剝奪，根本就于法無据。這不僅是不正義的，更是非法的。照此辦理，法网就可以由當政者任意戳出一個個大洞，中共所謂“建設法治社會”的宏愿就不過是徒托空言。這是不能用“政治需要”加以辯護的，因為，“法治”意味著憲法和法律的至上性，而絕對不可以讓憲法和法律屈從于由當政者任意解釋的所謂“政治需要”。
一個好人普遍地不得好報的社會絕不可能是一個好社會。歷史無情，這樣一种坏社會遲早是要被淘汰的。然而，這不是因某种神妙莫測的、与人的行為与意志無關的什么“歷史必然規律”自動地起作用，相反，僅僅是因為有足夠多的志士仁人為好社會不屈不撓地堅持奮斗——這其中理所當然會包括共產党內眾多的正直明智之士。中共內部的健康力量仍然在成長，我們不應當有意無意地抹煞這一客觀事實——千真万确，它是事實，而不僅僅是什么善良書生的主觀愿望。這個事實，我把它稱作“趙紫陽現象”。
我所說的“趙紫陽現象”，主要包含兩層意思：一方面，這些共產党人仍然審慎地遵守著共產党的內部規則即党紀——按照改良主義的、而不是革命的价值標准，這樣一种行為方式是合理的，在目前的現實情況下，我們沒有理由作更多的苛求。另一方面，這些共產党人卻是真正地大徹大悟了——他們正在經歷一個“自由主義轉型”。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整個一套束縛著每一位共產党人的思想理論，從根本上說，乃是西方文明當中一個反主流文明的極左异端（或說支脈）即馬克思主義，和東方專制主義傳統相結合的產物；它在政治學上最恰當的正式名稱，應該稱作“極權主義”（不是“集權主義”）——這是一种二十世紀才出現的、十足現代型的超級專制主義，与古往今來的普通型態的“專制”大為不同。它有兩個亞型，其一為納粹主義，一种極右翼的極權主義；另一亞型即列宁—斯大林主義，極左翼的極權主義，而毛澤東思想不過是這一極左的極權主義的民粹主義改進型。
馬列主義和西方主流政治文明即自由主義民主是根本敵對的——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种敵對性尤其是指向自由主義的“自由”，而不是“民主”。這是因為，純粹的（極端的、激進的、直接的、完全徹底的）“民主”即“多數人的統治”、“多數窮人的統治”、乃至“多數窮人的絕對統治”，和馬列主義并不沖突——不但不沖突，相反，正是馬列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這种“巴黎公社式的民主”一旦付諸實踐，一定演變為要么是無政府狀態下的多數暴政，要么是魅力型（“克瑞思瑪”）獨裁領袖煽動和操控下的多數暴政，“文革”就是一個絕好例證。這是一种自毀式的民主，這种民主越是純粹、徹底、完全，就越是走向自己的反面。只有當“民主”和“自由”緊密聯合、結伴而行，民主才是一件可持續的、值得維護的好東西。
自由主義民主的“自由”，就是我們日常所說的法治、人權和憲政——用任何人、特別是任何立法者或立法机构不得刪改的至上性憲法，切實有效地約束每一個人、首先是約束政府（涵蓋立法、行政和司法等一切政治性權力）的行為，使得每一個人理應享有的憲法性基本自由權利神圣不可侵犯。顯而易見，這里的“任何人……不得刪改”的“任何人”，一定要包括多數人、絕大多數人，甚至，一切人在內；也就是說，多數人的意志絕非神圣，它同樣要受到憲法的強有力約束和限制。這就是為什么那些極端民主派、激進民主派、革命的民粹主義民主派要詆毀這一套約束和限制，硬要把自由主義的“自由”歪曲成反民主的專制、說成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原因所在。在自由民主的擁護者看來，“專制”是“自由”的對立面，極左派卻偏偏要說，“專制”是“民主”的對立面——若照此說，“多數人的專制”、“多數暴政”，自然就成為一句語義悖論。
以上這一套自由民主的主流話語，不要說中國共產党人極為陌生，不夸張地說，大多數中國人——包括台灣人和海外華人在內——至今仍然不甚了了。這就愈加突顯出“趙紫陽現象”的難能可貴。我所說的“大徹大悟”，就是指共產党人的“自由主義轉向”：從純粹民主，轉向自由主義民主。之所以稱之為“現象”，乃因這不是僅僅局限于趙紫陽先生一人的特殊事態，而是正在大批大批的共產党人身上發生的典型現象。我這樣說是有事實根据的，遺憾的是，為他們的安全計，我不能披露這些事實。趙紫陽先生則已經辭世，當政者的任何權力都不再能傷害到他，我今天可以說了：早在若干年前，趙紫陽先生就曾不止一次托人傳話給我，說他對我的“漸進民主”主張非常贊成；而“漸進民主”的主旨之一，就是要促成中右派即溫和的自由主義（自由主義左翼），和中左派即社會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右翼）兩大主流的聯盟。盡管近來政治寒風吹得正盛，我認為仍然有理由相信，“胡溫新政”或遲或早，總要沿著這條政治改良之路繼續前行。但這是另一個大題目了。
歷史和人民終將給趙紫陽先生以崇高的評价！
趙紫陽先生千古！
2005年1月19日 草于北京北郊
轉載：《人与人權》www.renyurenqu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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