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8日訊】趙紫陽先生遭受非法監禁，從個人說是生命的巨大銷蝕，但他利用這段黑暗歲月，在世界風潮聲中博聞苦思，使自己的精神得以淨化，思想得以昇華，實現了自我意識的質的突破，使漫長沈默中的人生邁上嶄新的民主主義臺階。
當他在被幽禁的書房中回顧50年“革命”歷程，特別是最後10年高層執政生涯時，留給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決策的專制性。2004年與友人談話，著重談到鄧小平的專制特點： “他不喜歡討論，他喜歡高度集權，甚至決策人越少越好。”“他不喜歡權力分散。起草十三大報告的時候，他打電話來特別強調：‘你可不要有三權分立的意思呀！一點影子都不要有！’”（《叩訪富強胡同六號》）他與友人宗鳳鳴談到“在最高決策層的人事上，我們前臺的人沒有發言權，只是徵求一下意見，真正有發言權的就是兩位老人（鄧、陳）。只要兩位老人達成一致意見，就能定下來。鄧小平認爲這個人不錯，就調上來，認爲不行，就讓下來。還有他的話你必須聽。這是東方政治，也是中國政治的特點。”（宗鳳鳴：《理想、信念、追求》，以下引用時稱“宗書”）趙承認，鄧、陳二人博弈，總書記的角色最難當，他嘲笑自己不過是黨中央的“大秘書長”。
這些苦澀和無奈的回憶迫使他追尋這種專制機制的根源。他悟到問題出在共產黨所依據的理論。他找到專制之根就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裏，他說：“列寧在回答第二國際共產黨究竟是群衆專政還是階級專政的問題時說：‘不能把二者對立起來。’列寧說：‘群衆是以階級來劃分的’，無產階級是由無產階級有覺悟的先鋒隊共產黨來領導，而共產黨是由最有知識、最有智慧、最有威信的領導集體和領袖來領導，這樣，自然演變成：群衆專政就是階級專政，就是共產黨專政，就是領袖專政。”“這就清楚而又透徹地說明了專政體制産生的根源所在。”（“宗書”218頁）
不錯，列寧創造了共産主義專制的理論，但上面所引的轉述不夠嚴謹。事情的原委是這樣：1920年共產國際二大，坦納代表發言說，他所瞭解的無產階級專政實質上只是工人階級中有組織和有覺悟的少數人的專政。“有組織和有覺悟的少數人”指的是黨。列寧同意坦納觀點，認爲“在任何資本主義社會裏，真正覺悟的工人都只占全體工人的少數。所以我們必須承認，只有覺悟的少數才能領導廣大工人群衆，引導他們前進。”（《列寧全集》中文1版31卷206頁）由此得出“無產階級專政”實質是“黨專政”的結論。列寧的論證並不以此爲限，他進一步指出：“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爲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同上23頁）因此，“黨專政”實際是由“領袖專政”來體觀，列寧自負地稱它爲“真正的‘寡頭政治’”。（同上28頁）這番議論引起黨內爭論。1920年俄共九大，反對派斥責“領袖專政”、“寡頭政治”的獨裁性質卻被列寧視爲幼稚可笑的胡說，列寧認爲：“是黨專政還是階級專政？是領袖專政（領袖的黨）還是群衆專政（群衆的黨）？――單是問題的這種提法就已經證明思想混亂到了不可思議的無可救藥的地步。” （同上23頁）列寧的反駁是一派強詞奪理！難道指責“領袖專政”的獨裁性質就是“思想混亂”，狂熱推銷領袖專制反倒是“思想正常”？本來，從民主觀點看，社會各階層、各團體在法律面前皆處於平等地位，所謂“階級專政”（一個階級對非本階級的全體公衆專政）已屬荒唐可笑，再把它引申爲“黨專政”，進而概括爲“領袖專政”，說穿了，這一切不過是列寧精心打扮和巧加裝飾的共產黨的專制主義和獨裁理論而已。共産主義運動史充分證實，由於強制實施“無產階級專政”，即強制實施“黨專政”→ “領袖專政”，才有了史達林暴政，才有了毛澤東暴政，才有了從齊奧塞斯庫到波爾布特滅絕人性的暴行。趙紫陽晚年能夠從自身在高層周旋的經歷，挖出這種專制制度據以建立的理論依據，無疑是認識的一次飛躍。
不僅如此，趙公還將中共專制與國民黨專制做了對比。他認爲，根據列寧的“專政”理論建立的專制政體一旦建立就會永無變動、永無休止地運轉下去。“這和國民黨建立的專制政體不同。他們分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聲言到一定階段要還政於民。”（宗書118頁）可見，共產黨的專制以其持久惰性與毫無民主期許而成爲頑固不化之物。這種政體不會産生自我調整、自我應變的需要，一旦它的威勢耗盡，只能自我消亡。趙紫陽說：“過去這種高度集權的專制政體，是靠‘權威’來推行的。那就是說，如果沒有權威，這個體制是難以運作的。而這個權威又是在革命戰爭年代的歷史條件下才得以形成的。今天已沒有這個條件來建立起新的個人主義的‘權威’了。人們不認可，沒有合法性。”（宗書269頁）從操心維護專制政體的穩固、推動它的良性發展，到承認它 “沒有合法性”，這就是認識的飛躍。沒有這一飛躍，就不可能推動他的思想向民主主義發展。
1986—1989年，趙紫陽在鄧的俯視下籌劃民主改革步驟，從中顯示了他的民主思維。他提出：“我們真民主搞得很假，人家假民主搞得很真。假民主搞得很民主，真民主搞得不民主。”（《信報》1994年6月16日22版）這個見解一針見血，表明趙公在體制內已具備有關民主的真知灼見。他當時計劃在黨政分開、朝野對話、社會自治、輿論監督等方面廣泛推行漸進式民主改革，企圖藉此改良一黨專制體制。儘管只是一些設想，並未付諸實踐，卻因阻力太大而聲迹漸消，趙的滿腔熱情終於雲散。不過，這一經歷無疑有助於他在漫漫長夜中對“專制”與“民主”的換位思考。思考的重要結論是：（1）必須廢除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這一理論不放棄，民主政治、法制建設難以實現 ”。（宗書218頁）“搞市場經濟，還是無產階級專政那一套，這兩套很難長期在一起，矛盾會很多。”（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2）必須採用普世性民主價值，走適應民主潮流之路。他說：“西方的議會民主道路看來還是比較成熟的。因爲可以實行篩選，可以消除情緒化。國家領導人和議員，如不代表人民說話，人民就不選你。”（宗書381頁）這兩個結論說明，趙公已擺脫共産主義專制觀念而服膺於合乎世界潮流的民主主義價值。這是從專制到民主的決定性思想轉變。
在此基礎上，他的民主觀進一步深化。1998年丁子霖、林牧等5人發表《自由與公民權利宣言》、《社會公正與公民權利宣言》，曾秘密送達趙公手中，得到的回應是：完全同意宣言的內容。（崦嵫：《趙紫陽的悲劇》）這是趙逝世後，丁老師向媒體宣佈的。從這兩個宣言的內容可以看出趙公晚年民主思維所達到的深度。
前一宣言指稱：大陸中國“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不自由國家”。（1）“時至今日，中國普通公民的財産權依然沒有得到法律上的確認。”（2）“時至今日，中國的執政者依然把一個事實上已不能代表全民利益和意志的政治黨派強加于全體公民頭上。他們以立法的形式使這個政治黨派淩駕於政府及所有其他政治黨派和團體之上，並使國家的軍隊成爲隸屬於這個黨派的軍隊。”（3）“時至今日，中國的執政者依然沒有放棄對公民的意識形態統制。”（4）“時至今日，中國的執政者依然沒有放鬆對各級選舉的控制。”（5）“時至今日，中國的現行法律體系事實上依然是執政集團權力意志的體現和維護其權力的工具。”（6）“時至今日，中國的執政者依然沒有放棄對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等等公民自由權利的壓制。”（7）“時至今日，中國的執政者依然沒有放棄對宗教和信仰自由的壓制。”（8）“時至今日，中國的執政者依然沒有停止對學術活動、藝術創作的設禁與審查。”“凡此種種，都與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及兩個人權公約的原則相抵觸。”宣言說：“我們願意看到中國的執政者以理性和明智的態度，來面對進入下一世紀必將提到議事日程的現存制度的根本性變革。” 宣言對現實狀況的揭露，全面展示了專制主義在這塊多難土地上所強加的禁錮以及社會轉型中未來的民主遠景。趙公同意宣言內容，說明他對當前社會弊病的認識所能達到的深度以及他的民主觀念對社會轉型的設計所能展示的遠景。從這裏看到：他已經不認同中共的“領導”地位，不認同軍隊的“黨化”，不認同中共對意識形態的統制，不認同中共對公民自由、民主權利的壓制，他的民主主義可以說已經完整地樹立。
後一宣言指陳：“中國在共產黨執政的50年裏，前30年把所有公民變成了無産者，後20 年放手讓一部分先富起來。前30年通過剝奪和強制把公民的幾乎全部私有財産變成了公有財産，後20年又把名義上屬於全民和集體所有的財産包括相當一部分新增國有資産變成了一些人事實上的私有資産。”宣言在歷數權力與金錢結盟、大肆掠奪社會財富、弱勢群體飽受摧殘、整個社會腐敗成風、舉國上下民怨沸騰後，嚴正要求：（1）“必須通過立法把公民委託政府保管的公共財産和資源（扣除用於公共事業和公共福利的部分）按平等原則歸還、分配給每一個公民，由他們自行決定所得份額的使用、繼承或轉讓；必須把收歸集體所有的農村土地歸還給農民個體所有，由他們自行決定所得土地的使用、繼承或轉讓。”（2）“必須大幅度地削減各級政府官員的數量，最大限度地限制政府權利；取消政治黨派干預政府、社區與民間事務的特權；改變各政治黨派尤其是執政黨從國庫開支其經費的做法，一切費用均應自行籌集。”（3）“必須嚴加懲處貪污與賄賂，尤其要通過立法堵塞黨政官員一切‘灰色收入’的渠道；必須對鄉一級以上直至中央一級黨政負責人實施嚴格的‘陽光法案’，實行公開的輿論監督。”（4）“必須按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及相關的兩個人權公約修改憲法和現行法律體系，切實保障公民的自由權利，尤其是公民言論、結社和政治參與的權利；應該允許工人組織、參加獨立工會，農民組織、參加獨立農會，以維護其自身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應該從現在起有步驟地開放報禁、黨禁，實行公民直接選舉，以建立起有效的權力制衡與監督機制，防止政府權利的濫用。”宣言的這些要求說明，它是一個激進的改革綱領，是一份挑戰中共專制特權、要求徹底實現民主制度的呼籲書。趙公既然同意這些分析和呼籲，那麽，以此判斷他在國情認識與未來走向方面已經毫無保留地皈依民主主義而徹底抛棄專制政權，應該是無疑的了。
回顧紫陽先生人生之路，可以觸摸到他的思想發展軌迹。12歲入團、18歲入黨，他積極參與中共爭奪政權的血腥之戰。從基層領導逐漸升遷爲高層領導，得到黨的中堅和領袖的賞識。葉劍英向鄧小平、陳雲推薦說：“紫陽同志是一個非常講究黨性原則的幹部” ，這個評價證明，他已完全融化於黨的規則與潛規則中，成爲中共人格化象徵。“文革 ”後，在全黨反思中，他走到反思前列而銳意進取。在高層，他對外來思潮最敏感、接觸最廣、吸納最強。諾貝爾獎獲得者、自由派經濟學家弗裏德曼夫人與趙會談兩小時，認爲他“思想清晰，論事客觀，誠懇可信”。他出色地將中外思潮結合，從而抓准了社會大變革的關鍵：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這一綱領使大陸經濟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也創造了中共建政史上從未有過的社會寬鬆環境，他因此成爲改革派領軍人物。但這一切都是在幕後垂簾者鄧小平監視下進行的，鄧規定的“改革”是在一黨專制框架內的體制性改良，用趙的話講就是黨的“自我調整，自我完善”。當時，他對民主制度的設想是：“在我們黨的領導下，有計劃、有步驟、有秩序地發展一種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趙就六四事件自辯書）他的社會變革思想局限於此而未曾突破。至於拒絕戒嚴、反對鎮壓，主張遵循民主、法制途徑解決社會矛盾，儘管其中體現和平與暴力的對立、正義與反動的對立，但究其實，他的目的只是爲了平息社會動蕩，另尋出路，以使中共長治久安。因此，總的看，趙當時具有鮮明的民主傾向卻非黨內民主派。直到他英勇地拒絕參與暴力鎮壓，因而喪失一切權力而被長期非法禁閉，才於反復自省中突破共産教規和中共特有的專制思維而進入民主主義廣闊空間，實現了社會觀念的突變。他在晚年成爲與專制暴政絕然對立的民主主義者。
紫陽先生晚年思想轉變長達15年，其中自然會有演變過程，並非一蹴而就。舉兩個例子：（1）宗風鳴先生記錄趙的談話大體上在1995至1997年，其中有這樣一句轉述：“他的觀點是：目前，中國如果沒有共產黨的領導非亂不可。但他主張順應世界潮流，要實行民主政治。”（宗書328頁）這個觀點是自相矛盾的。要中共控制就不會有民主政治，反之，要民主政治就必須排除中共控制。既要中共“領導地位”，又要實行“民主政治”，只是空洞的幻想。1998年丁子霖等5人發表《自由與公民權利宣言》，其中包括對中共“領導地位”的否定：“這種不經公民同意擅自把某一特定黨派定爲一尊的做法，今天已很難得到人們的認同。”趙既然表示完全同意宣言內容，說明他否定了中共 “領導作用”的合法性。2004年趙同友人談及中共，這時從否定中共“領導作用”的合法性進而否定中共的存在價值：“就是北京人說的‘沒治了’。沒有辦法了。”（《叩訪富強胡同六號》）這樣，自然也就不存在“沒有共產黨的領導非亂不可”的問題。這就是思想的演變吧。（2）戈巴契夫回憶1989年與趙會見時，趙曾自語：“一黨制能夠保證民主發展嗎？它能夠有效地克服消極現象和黨內政府內的腐敗問題嗎？趙紫陽說，如果不行的話，就勢必要提出多黨制問題。”但到1990年代，據宗先生轉述：“他不主張發展中國家實行多黨制，認爲那樣會發生變亂。”（宗書294頁）這樣就從“多黨制”思路退回“一黨專制”。1998年，趙同意丁子霖等發表的《自由與公民權利宣言》，該宣言稱“人的自由是每一個人與生俱來的固有權利”，其中就包括公民結社自由。同意“結社自由”表示趙又贊同多黨制。2004年趙與友人談及“一黨專政下搞商品經濟，肯定會産生腐敗”，“共產黨控制所有資源的基本事實不變，腐敗就控制不了。”（《叩訪富強胡同六號》）趙的分析實際上又回到與戈爾喬夫談話時對多黨制的考慮。這可能就是自省中的反復思慮的過程吧。這種反復思考正是走向真理的必然性。
斯人已去，夕陽如血。緬懷先生的民主主義胸懷，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共產黨的領袖晚年皈依世界民主大潮的真實形像。如陳獨秀先生從共產黨的第一代領袖經過曲折道路最終皈依自由民主主義一樣，這兩個鮮明的形像給我們深深的啓示。
（2005年2月6日）
──轉載自《議報》第185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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