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4日訊】（大紀元記者成容採訪報導）吳葆璋先生從事新聞工作四十餘年，曾是新華社駐巴黎記者，89年因不滿中共殺害無辜百姓而辭職，後受聘於法國國際廣播電臺中文部主任，直至退休。他的記者生涯經歷兩種制度，獨裁和民主，他表示中共搞統戰，特別是在海外搞宣傳統戰這一套，包括許多中外人士都沒有看清它的實質：把海外獨立媒體變成中共的喉舌。
記者：中共在海外對媒體搞統戰，具體是怎麼回事？
吳先生：這件事情在海外有了很多披露，但我能告訴你的是，讓我感到很吃驚的是，前年在中宣部的領導下，成立了一個跨部委的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專門處理對外文宣的工作，在這看的很清楚，除了一些宣教以外，還有一些組織的措施。所針對的對象是各大機構的電臺，廣播，報紙，也就是做這裏邊的人的工作，想通過各種關係影響這裏邊的報導方針，使他們能夠把中共所需要的東西報導出去，把中共所不需要的東西不報導或少報導出去，這就是他們所有的努力。這是值得密切關注的事情。因為所有的海外的媒體，只要有一點獨立性，就是他們所針對的目標。
記者：您能舉一些具體例子嗎？
吳先生：2000年我被中國駐巴黎參贊叫去，說要和我喝咖啡。我去了咖啡店發現他來的時候帶一個大口袋來。開宗明義，他上來就講，吳先生，我現在要和你談法輪功的問題。就是在你所領導的法廣不要再報導法輪功了。我問為什麼？他說這是邪教，我給你帶來一大堆材料。我才明白他那個口袋是他們印的小冊子，錄影帶，CD。 我說，第一，你別忘了我們談話的地方是法國，不是中國。第二，我所領導的機構是一個獨立的機構，法輪功的事情，沒有經過任何獨立的媒體調查，你們把他打成邪教，我們就跟著你們說他是邪教嗎？這是不可能的。法輪功的事情被你們弄得政治化了，而且國際化了，我認識的人，包括阿拉伯人，印度人，我這個法廣有點象個小聯合國。各國人都有。他們不一定知道法輪功是怎麼回事，但他們一聽到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他們都非常憤怒，他們認為這是人所不能共恥的事情。所以在這件事情上你不讓我不報導法輪功，我是失職的。我作為一個獨立的正直的新聞工作者，我是不能不報導法輪功的。
另外，我的廣播是對華廣播的，法輪功這麼多學員，無故受到了這樣迫害，他們一些人逃到了國外，在國外仍然受到各種干擾和迫害，他們在國內的親友一定想知道在國外的法輪功親友的情況，國外的親友也一定想知道在國內的法輪功親友的情況，這正是我們要做的，也是我們應該做的。我也希望你們能從新審視一下法輪功，特別你也是一個負責任的官員，應該如實的把國外輿論和國外法輪功學員他們的真實情況報告回去，不要按領導意圖做報告。
我想我這段經歷，在英國，在美國，在德國，只是中國官方在法輪功的這個問題上，在對外宣傳上，在搞統戰上的一個例子而已。他們這方面工作是大量的。比如在全世界外交部網站上，只有在中國網站上開闢了反對法輪功專欄。這件事情讓曾是外交部的人感到好笑，這件事情和外交有什麼關係。他們發動大量人力物力，在一個問題上，在一系列問題上，想讓你接受他們的觀點，不只是說服你，而且用各種辦法誘導你，控制你，威脅你。這就是他們全部的工作。有記者問我，中共的特派人員已經打入了海外的媒體機構，你瞭解不瞭解這樣的情況？我的回答是，我呢沒有證據來說明誰是派進的人員，但是有一點我可以肯定，中共當局是不會放過你們這樣有影響的國際媒體的。這點是絕對肯定。
記者：前段時間，中共國內國外重炒自焚，把美聯社又請到國內，後來美聯社就出了一篇和中共口徑一樣的文章，您對這件事情怎麼看？
吳先生：關於自焚，有個最簡單的問題。發生這樣一件事情，如果需要瞭解真相，必須通過多方面的，多家的，獨立自主的媒體自主地進行調查，才能得出結論。你不能說在我家發生一件事情，我做一個調查，然後得出結論，這是非常荒唐的。任何有一點常識的人都覺得這裏面是隱藏著不可告人的東西的。所以他們堅持這樣的做法，是為了繼續詆毀法輪功。我始終認為法輪功是提倡另外一種人生哲學的運動，不是什麼邪教。因為我見過邪教，在中國的農村，在法國，我都見過。這種邪教是藏在小角落裏，不見人的活動，搞這個東西。法輪功根本不是這麼回事。在法輪功被禁止以前，多少個中國的官方媒體，電視臺，用多麼洪亮的聲音說出“法輪大法”這四個字，怎麼一夜之間他就變成了邪教？我知道他們曾到天安門去，為了爭取一點活動的空間請願，那麼這樣的活動觸怒了中國官方，它就要製造出一個罪名，說你是邪教。還到處告你，和外國人說你是邪教。這等於它們自己把法輪功的事情推到了國際舞臺上。適得其反。國際上，包括我所認識的一些法國的國會議員，無論左派，右派，他們都有人強烈的反對鎮壓法輪功。認為不管是一種信仰，你對他有什麼看法，不能這樣做。即使是一個邪教，也應該通過法律途徑來解決，也就是通過真正的法律程式，法律傳訊，到法庭打官司這樣來解決。不是半夜把人抓去，弄到牢裏，打得死去活來。這是中世紀的做法。所以很多國際有志之士已經開始明白,中共所宣傳的法輪功是一種x教只不過是羅織的罪名。正像它們幾十年來羅織了地富反壞右，黨內走資產階級道路的人，反革命叛亂分子，右派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它們一定時期就要製造一批政治上不可接觸的人，製造這麼一個階層，通過打擊這個階層，實現它們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一次又一次製造階級敵人。而且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明白了它們這個做法，像趙紫陽這樣的人他們都明白了，不放棄無產階級專政，談不上民主和法制。它們說我們現在有法制啊，你有什麼法制啊？如果一個國家有了法律就是法制，那秦始皇那個時代早就有了法律了，秦漢時期中國就是法制國家了，是吧？所以它們在無產階級專政這點上始終沒有放棄，這是最危險的，它們還堅持這樣一個教條，用這樣一個宣教，來鎮壓它們認為任何不順眼的人，任何它自己認為不願意跟著走的力量。企圖以這個東西來製造一種假像的穩定，就是把這種穩定建立在多少人無辜死亡這樣一個基礎上。這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教育下做出來的這樣一個事情。有很多人，我認識的國際人士中，已經明白了，對法輪功的指責就像當年對右派的指責一樣，沒什麼區別，只不過是中共政權製造的又一次政治鬥爭。
記者：英國BBC前段時間搞了一個中國周，請問您對這個有什麼看法?
吳先生：現在西方有些記者，特別是歐洲的一些記者，他有一種迷思。他就認為在中共體制下仍然可以進去做一些甚至中共不大喜歡的事情。因為開放改革了，或由於各種原因。這個中國周具體情況我不太瞭解。.但是我知道所有的即使用英文進行的敏感一點的題目都被中共取消了，都發不出去。從這意義上，我不知道BBC此舉的真正目的是什麼。是要在中國創自己的牌子呢？還是要真正為中國和世界的聽眾更好的瞭解中國做一點貢獻呢？我在這個問題上是有所懷疑的。因為如果真正想客觀深入報導中國會有其他辦法的，用這樣一種秀的辦法，我從一個西方人的角度看，不知道這要花多少納稅人的錢，而這些錢是不是花的太冤枉了一點？
記者：BBC它有個節目叫《問答時間》。這次他們在上海做的，中國觀眾是看不到，都是在國外播放，用英文。對這樣一個節目，您怎麼看？讓一些中國人的覺得，BBC 也可以在我們中國自由做節目了，中國也有觀眾說中國十年前是不可能有這樣的事情發生的。
吳先生：是的。中共接受BBC 去做這個東西，目的很簡單。就想在它開放改革的臉孔上再加一道好看的油彩。向世人說，你看我開放了，我改革了，但事實上不是這樣的。實質上他們實行嚴格的新聞封鎖。對所有的節目進行非常縝密的審查，只有他們通過，即使是用英文講的東西，他們通過的東西才能過。他們通過的東西是什麼？就是歌頌開放改革，歌頌世界貿易，歌頌中國GDP又上了多少，中國的文明有多麼偉大，讓人明白或不明白這樣偉大的文明是不是就是共產黨的？所以這樣的東西雙方都有需要。西方記者的迷思給我的感覺是要向統戰高手的中共玩一點統戰，我是從好的意思上理解BBC的動作。但是中共正好把球接過來，在自己臉孔上再加一道開放改革的油彩，僅此而已。
記者：另外，中共在海外限制它不喜歡的媒體，像大紀元，新唐人這些講真話的媒體，它們都用什麼樣的手段呢？
吳先生：它把媒體拿去劃一下類，分個左中右。左派，儘量提供新華社的新聞，在採訪上給以特別的照顧，讓他們搞一些時髦的獨家的東西，就是從業務到技術安排上給以充分的照顧。中間派的報紙，它們採取拉攏的做法。請你吃吃飯，談談話，給你提出要求，有些事情是不是不要報了，應該反擊啊，做這種事情。對立場堅定，非常獨立不願受控制的媒體，有幾種做法。一是他們通過掌握的媒體攻擊這些個媒體，通過他們指派的媒體指責獨立的媒體，說他們是賣國，漢奸，什麼髒話都可以說，詆毀這些媒體。另外一種做法是切斷他們的廣告來源。因為當地的媒體都是當地的廣告，當地的商人經過中國大使館的工作不給這些媒體廣告，斷了他的財源，收入。除這以外，它對這些媒體，這也是它們工作的重點， 對編輯記者做個別的工作。請他們吃飯，用各種軟硬的話跟他們交涉，或者你退出這個媒體，或者你寫東西的時候要按他們要求的寫。厲害的時候他們動用當地國的力量來反對這個媒體，甚至威脅它們的存在。中共有一筆經費來支援所謂的民族主義政黨或它們的兄弟黨，比如說資本主義國家的《人道報》駐北京的經費是由中共出的。另外。在五十年代，它們培養一些人為它們的亞非兄弟國培養遊擊隊員、軍事幹部，還給與金錢和武器裝備的支持，這麼一大筆錢作援外的。文化大革命之後，鄧小平決定把原來援助民族解放運動和兄弟黨的經費收回來，用於對外宣傳。這就是我所知道的，在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共的對外宣傳經費的主要來源。那麼，現在估計可能也不止這一種來源了。所以，他為了在海外立足，在海外搞統戰，特別是搞對外宣傳，爭取海外的媒體，不僅有強大的班子，陣容，縝密的工作計畫，而且有強大的經濟來源。
記者：聽說您也是新唐人的觀眾。這段時間新唐人對亞洲廣播的這顆衛星，就是歐洲的衛星公司把合同終止了，亞洲的觀眾看不到新唐人，如果有一天您在法國也看不到新唐人，您會怎麼想？
吳先生：我想法國記者無疆界組織已對此發言了，我完全同意他們的意見。這完全是中共在背後運作的結果。我想記者無疆界組織會想一切辦法使新唐人和那家衛星公司的合同能夠繼續下去。如果不能繼續下去的話，也想把為什麼這家衛星公司終止合同的真正原因揭示出來。我個人看法，從1996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埋藏了關於中國人權問題的提案以後，某些西方資本與中共政權已經實現了在中國的反民主的慕尼克。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現實，但是很多人卻回避這個問題，不願意這樣想。這表現在中共政權和西方國家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我說給很多法國人，他們都不懂，怎麼會和一個共產國家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這裏邊的得與失，它的目的到底是什麼，實在不清楚。所以我覺得新唐人這樣一個問題也完全是在這樣一個大的國際背景下發生的，但是這種狀況不會持續很久，因為他們個人有個人的目的，個人有個人的利益。而且歐洲人他不可能永遠做一個不承認歐洲價值的歐洲人。這種人可能在一時維持一定的局面，做一些事情，但長久以來，如果一個歐洲領導人沒有一個歐洲憲法裏面規定的歐洲人標準，不符合歐洲人的條件的話，我想這樣的政權也不會維持很久，因為歐洲是民主的，在實踐著民主。
記者：吳先生，您做新華社的記者幾十年後，又到法廣工作，在這種自由國家做記者，您覺得這兩者的區別是什麼？
吳先生：兩者最大的區別是一個是結構的區別。在新華社，和在中國的其他單位都一樣，是兩套人馬。就是說有一個新華社的編輯部，有一個新華社的編委會，但是同時有一個新華社的黨委會，有各級的黨總支和黨支部，它是一個雙重機構。那麼在所有遇到的重大問題上，人事問題上，報導方針問題上，編委會只是外面的一個牌子，真正要說話的是黨委。這個稿子能不能發，應該怎麼發，真正的決定權是從黨系統下來的，這個編委會是虛設的。在西方我所在的法國這樣新聞機構是沒有這樣的雙重機構的。從西方人的觀念來看，他也付不起兩套人馬的錢。所以我在法廣工作那段時間，每一個記者都是一個責任編輯，就是說你自己所有電臺裏的採編播都是一個人做，這是一個責任制，沒有一個播音員的制度，就是你給我寫稿子，我給你念，沒有這樣的。另外，這個法廣是外交部出錢辦的一個國際廣播電臺，法廣的所有的報導方針他是不應該干涉的。在我退休以前，我沒有發現有什麼人明確的跟我說你要發這個，你不能發這個，就像中共中宣部向所有的報紙，廣播電臺都要下指示，這是一個結構的區別。
另外一個是報導方針上的區別，最大的一點就是說中共它的新聞機構不是真正的新聞機構，是宣傳機構。新聞機構與宣傳機構區別在哪里呢?新聞機構它以新聞為主，有什麼事情，有聞必報，重大的事情必報，有客觀的分析。一個宣傳機構它完全要根據一黨或一個國家,一個政府的利益來決定新聞的取捨。即使要報，決定給它一個什麼色彩，要往哪引導讀者和聽眾，這是新聞導向問題。在西方很簡單，事實是神聖的，評論是自由的。這幾個字大家共同來遵守，共同來做。你不能違背事實，事實是神聖的，你不能碰它，不能竄改。評論是自由的，對這件事情怎麼看法，個人有個人的看法。所以他這個工作方針就比較開放。在這樣情況下，工作效率是比較高的，每個新聞記者，他的稿子不需要另外的人再去審查。但是工作上有個整體的部署，做什麼不做什麼，大體上，因為時間有限，儘量做得好一些。在中國記者寫的稿子送編輯部，編輯部說我做不了主，送總編室，總編室一看，我也做不了主，怎麼辦，送中宣部。另外一點91年我曾經到BBC來過，訪問的時候BBC亞洲部的主任跟我提一個很有趣的問題，他說，我們注意到中國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是人員變動非常大，上上下下波動非常之大的一個階段，可是為什麼在文革時期新華社記者始終是一個人呢？我這樣回答，你們一定研究過這個十年不換的新華社駐倫敦特派記者到底是不是記者，大家哈哈一笑。這一點說明，在新華社的隊伍裏邊還有為中共其他部門服務的人員，這一點也是和西方真正新聞機構的區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