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4日訊】龐德和Ｔ•Ｓ•艾略特是我們北京人一向所說的“哥兒們”。但細看兩人作品，卻不無不同。這主要體現在他們關於未來與現在的看法，而這，對於瞭解新近出版的漢譯《龐德詩選比薩詩章》
不無補益。
在《比薩詩章》之開首，龐德提出了他自相矛盾的時間觀。當然，這是在詩學意義上的時間觀。龐德說道，“我與世界爭鬥時／失去了我的中心／一個個夢想碰得粉碎／撒得到處都是–／而我曾試圖建立一個地上的／樂園。”他又說，“有一個畫好的天堂在其盡頭／沒有一個畫好的天躺在其盡頭”。
老龐看來是很矛盾的。他的偉大的關於《詩章》的構思，在某種意義上是說，是建立在這樣一個思想基礎上的；我們是否可以說，詩人主張二律悖反式的思考呢？如果確實如此，老龐也許比現在要更偉大一些。除了今天的新左派可能不以為然。那麽，艾略特又是怎樣看待他自己的時間觀的呢？在他著名的《四個四重奏》的開篇，詩人極為明確地寫到，一切的過去和未來都是現在。熟熟老艾的人對於他的“現在主義”，恐怕都是並不陌生的。
但是我們卻很少看到老龐和老艾在時間觀上不同的有關分析。二人的觀點何以如此大相徑廷，其原因是不難從他們的政治態度和哲學態度上找到的。而一旦發現了其中的原委，老龐身上一向以來閃閃發光的假面就會毀掉大半。而老艾的思想確是一板一眼，頭頭是道。
和老龐不同的老艾的名言，除了他的時間觀，他的“四月的殘忍”；他的世界的毀滅是“撲”的一聲；他的“空心人”，等等，都意謂著他的對於那個時代的悲觀之看法。
悲觀乎如老艾，還是樂觀乎如老龐，這是一個問題。
事情還要從他們生活的那個特殊的年代說起。一戰以後的歐洲，處在兩次世界大戰間隙。所有別出新裁的思想，在二十世紀初以來呈現的強大慣性已沿續至此時。時局產生的特殊的土壤，使新思潮的到來格外有勁。人們難以辨其真偽，善惡。比如，在義大利，在德國，興起了法西斯納碎主義，在當時吸引了大批的信眾。他們在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相信未來的蠱惑下，以毀滅今天為其未來開道。其主要的思想罪行，就是沿續一種在地上建立天堂的夢想。而建立此種夢想，勢必要摧毀地上的一切，並把他們歸類為一種一直以來的先驗的罪惡。而這樣的罪惡的複載者，就是建立了天堂觀念的猶太人群體。此其一。
其二是，這些未來主義的信眾們大多厭惡了“萬惡”的資本主義制度。加上德國在一戰後的經濟大蕭條和惡性通貨膨脹，德國人本性中的德意志至上的理想大規摸破產。一種反對西方傳統自由主義的社會主義理想，或者說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開始越過興登堡的死屍彌布全德國。人們在那個魔鬼的呼哮聲中完全麻木了，完全麻醉了。每一個人都變成了瘋狂的准詩人。而在大小詩人之中，最最引人注目的詩人，那就是龐德！
從老龐自身的觀點而言，他第一是一個未來主義者。而他的未來主義，是以他所謂“愈古老愈現代”的面目出現的。雖然他的詩中大量引用了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的傳統與神話，但是，他的著言點卻無疑是要在這些老東西的體系上，來一個黑格爾或者希特勒式的體制革命（包括政治體制和文化走向）。極為可笑的是，他在企望重新認識與歸類他眼中的西方文化時，他的所謂的體系，居然容入了大量莫以名狀的中國文化與中國文字。他的這些漢字的出現，建立在他嚴重對抗西方文化的，可悲的，像沙灘一樣薄弱的基礎上。他的對於中國文化的誤讀，到達無以復加的程度。在他的《比薩》中，與其說他是在吟詠我們的泰山，不如說他是在用泰山這個一般西方人無從瞭解的詩歌意象，達到他為西方文化唱一唱挽歌之目的。而對西方傳統的自由主義文化唱挽歌，既不意謂著在西方興起東方文化–更不意味著他要創建一種優越的新文化–而可以阻斷歐洲的老文化。這在當時的環境裏是極為滑稽的舉措。而對於西方傳統的民主主義的蔑視，卻帶來不可估量的災難。
英國自由主義大師哈耶克在其《通向奴役的道路》一書中，用一條小小的注釋，對老龐可憐的經濟與社會思想以及他的對於以英國自由主義傳統所做的荒謬的否定如是說，“我們這一代人已經看見了無數誹謗密爾頓的英國人和美國人–並且他們當中的第一人，龐德是這次戰爭期間從義大利發表廣播演說的人這或許是深有意義的。”
哈耶克是針對老龐對他的詩歌鼻祖密爾頓大不敬而對他進行抨擊的。在哈耶克看來，“那些不但‘說的是莎士比亞的語言，’而且所抱的‘也是密爾頓的信仰和道德的英國人似乎都已經消逝殆盡了。”
而尼采的要對一千個人施加一千具枷鎖的，他所謂的“人類的目標”，在第三帝國的統治者手中，早已有效地魔化為“上帝的鞭子了”！
而所有這些讓人興奮的新理想，使得愛因斯坦和湯瑪斯。曼逃之夭夭；而讓海德格爾，福特文格勒們卻看到了“新世界的曙光”，這裏當然也包括了龐德！
其二。老龐以反對高利貸為他的《詩章》的中心思想。這個古怪的想法本身，就是他對法西斯主義之迷戀的結果。誠然，１９３８年第三帝國的確消滅了失業，其經濟增長率高達百分之三十。然而，這樣的一個經濟奇蹟，是以怎樣的對人的異化為其前提的啊！
哈耶克也許沒有或不願意面對老龐的偉大詩歌文本。但是他對於老龐的定位，也就是他對於老龐在那個自由主義和納碎主義較量的年代裏的自我選擇，對於一個痛斥羅斯福經濟政策的詩歌狂人的毫無意義的和豪無價值的政治思想所抱的幾乎是不宵一顧的態度，反映了在那個鬼迷心竅的年代裏，真知卓見者的清醒與膽識。（也許人們總是把詩歌和一個空洞的理想或理想主義連在一起；把一個詩人的對於未來的不著邊際的理想之歌，與他對於罪惡的責任感分割開來；即便這個詩人本身已墮落成一個殺人犯，人們還是要從他的詩歌文本中，發掘那些子虛烏有的所謂的人的價值。雖然他的詩歌文本比其老龐來，已經是一堆極為可憐的廢物。）
其三。任何對於本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否定，從歷史的經驗來看，都是一種莫以名狀的選擇，其後果往往是可悲的，甚至是罪惡的。這同樣涉及老龐對於漢文化在那個特殊年代的特殊興趣。
《比薩詩章》的編者很有眼光地收入了一篇批評老龐的文章，取名為《痛擊法西斯主義》，該文作者查理斯•伯恩斯坦寫道，“當龐德作為偉大的藝術家，其政治觀點被原諒時，法西斯主義就勝利了。當龐德的政治觀點，被用來全盤否定他的詩歌創作方法時，法西斯主義就勝利了。”我們還可以加上一句，當黑格爾為了他的德意志絕對意志而對歷史削足適履時，人們一開始是興奮的，但荒謬一旦呈現在人們的面前，人們就完全有理由對之斥之以鼻。
正如伯恩斯坦所言，“在詩歌或其他藝術中，對先有或原始或偶遇的材料的運用，仍然值得我們從政治上進行考察。這些材料是作為無法更改的成品獨立自主地存在呢？–還是它們被一個侵透著為作者的思想傾向所決定特殊含義的框架所套用，或是它們已墮落退化成簡單的符號，空洞的能指–……。一種唯心的普遍真理與一種欺騙性的敍述虛構的雙重組合，只不過是那些不願意生活於此時此刻的人所演的皮影戲。”是的，他的話起碼有兩層含義。一是，沒有，也不可能有一種抽象的對於歷史與未來的虛枉之言。任何對於過去與現在的那怕是詩的陳述，也必須敬畏歷史。
二是。如果詩人在他所處的年代強姦歷史，那怕他以詩的名譽，和詩人的所謂的瘋狂，也無法讓他的作品擺脫最終的虛偽。這是很殘酷的判決！
由此看來，老龐的詩歌，他的意象派試驗，他的對於漢文化的運用，是不是都會隨著他的反自由主義思想而一無所值了呢！這當然是一個極為嚴重的問題。在此，又是人們所說的二律悖反救了他的命。正是這一點，使其詩作一直以來是被當做詩作來看的，而不是以複雜的文化現象來看待。無獨有偶，比如在黑格爾前提錯誤的局部論述中，也有著某些真知卓見一樣。老龐的詩作幾幾忽同構於天地，他的無可比擬的，無數的細節，使他的作品突破了他本人的觀念。在這樣一個意義上，他的詩名與他的詩作，得以以“朦朧詩”的定位流傳下來，甚而受到人們的褒揚。而這實際上是他對於他所受用的無限多的體裁之駕馭的失敗而至！就像伯恩斯坦所說，是他對於他的體材之專制態度的失敗所致，這是十分耐人尋其味的。這裏包括那些真正懂得他的人，和那些本來就對於詩歌行拆爛汙之態度的庸眾和假詩人。
我們沒有在這裏深入涉及老龐對於漢文化所採取的態度，以及他的所謂的方法論。然而作為中國人，我們明顯地發現了他的在骨子裏對於我們漢文化的極大的陌生感和無知。尤其是，他根本就絲毫也不具備我們漢文化的思維特點。我們的先人說過，大道無形，大辯不言，大音希聲一類為西學所不曾言，也不能言的詩歌與哲學思維特性。我們老祖宗的文本完全是啟發性的，無邏輯的，箴言體的。我們從他們的偉大論說裏可以感覺到他們的內斂的語言張力，但是他們卻並不想解釋一切，論證一切。幾千年來，我們在西方“解釋學”的意義與方法論上來理解他們的言論（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他們的語式，他們的現在時。我們從未看到過我們的老祖宗企望實現“體系”（如果這個詞可以做動詞用的話）這個世界的野心。我們也根本不可想向，像龐德那樣如此大規模的“亂寫”出現在我們的古代漢語的文本當中。！只有西方的文人才可以這樣來構思其作。而這，如果是在西方的別一個什麽詩學者筆下，倒也罷了；而偏偏是一個鼓吹漢文化的老龐，事情就變得不那麽美妙了。（在另一方面，老龐的意象派風格的詩作，似乎有了一丁點與我們漢文化在表面上的靈通；而他轉向《詩章》，則意味著他的對於中國文化的一閃即逝的“領悟”之結束。）
嚴格來說，龐德對於中國文化的瞭解，和許多對於中國文化同樣十分迷戀者如馬勒，如尤瑟納爾，甚至奧登一樣，只不過略觸皮毛而已。以此一異象來對抗他所在地域之文化；一如在我們中國人裏，確有一些乞望以翻譯體文本和全盤西化之精神，來辟開中國新詩之前途的虛望中人，都一樣是南轅北轍，晝夜顛倒而已。
──轉載自《議報》第190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