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森：新書、新生

【大紀元3月30日訊】今天是復活節，這在西方社會是一個很重要的節日，今天也正好是袁紅冰教授和曾錚女士的新書發佈會，我覺得這個時機選得很好。當年，耶穌是帶著人類的罪惡去受難，在三天之後復活，我覺得這幾本新書的問世預示著新生，預示著人類的希望。
　　
今天早晨，電視播出了一條很重要的頭條新聞，昨天，在中亞的吉爾吉斯坦發生了政變，就是說在中亞這個極權國家的政府垮臺了。這是繼格魯吉亞以及烏克蘭以後第三個中亞國家被顛覆。有很多人說，這是美國人的勝利，我想也許中亞是會在中亞的利益上得到很大的一塊，但我覺得這是人民的選擇，是人民的勝利、自由的勝利、民主的勝利，倒不一定是美國人的勝利。美國人並沒有把他的價值觀強加給吉爾吉斯坦人民，是吉爾吉斯坦人民自己選擇了民主和自由。
　　
昨天晚上，我把袁教授的《回歸荒涼》看完了。看完後，我覺得就像心水剛才所說的，袁教授寫這本書真是不容易，他能把小說寫成詩，寫成散文，一般人是很難做到的，這是很大的手筆。他雖然反映的是兩個年輕人的愛情故事，但是我們從中可以看到整個知識份子的一個狀態，就是不管是年輕知識份子也好，年老的知識份子也好，都在墮落，都在腐敗。他們離中華民族的文明越來越遠，他們之間的關係是赤裸裸的一種權益關係，金錢關係。為了權益和金錢，他可以出賣自己的肉體、靈魂。我企圖在小說中找到一個好人，可是我從頭看到尾，沒有一個好人。他們的這種腐敗，是一種人格的腐敗。所以有時候我們說中國沒救了，不是說社會沒救了而是說人格沒救了。
　　
說到中國的知識份子，其實我對中國的知識份子是有些看法的。中國知識份子這個群體很奇怪，他和西方知識份子群體很不一樣。也不是說中國的知識份子是從1949年以後才變成這樣的，而是兩千年以前他們就是這個樣子的。中國的知識份子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他不要求在學術上有很大的成就，但有一個成就，就是要做官。官做得越大，成就越大。所以任何一個知識份子，只要你給他一個官做，他馬上就把他的學術研究給放棄了。這在中國知識份子中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像李白、杜甫甚至屈原，無不如此，一旦官場通達，一個字都寫不出，不做官了，失意了，做出來的文章名垂千古。現代知識份子也是如此，當然還包括那些把自己給賣了的知識份子。我記得在北京有「四大不要臉」，一個是郭沫若，一個是，他們把自己的靈魂都給賣掉了，他們看著獨裁者的眼睛在行事，他們根本就沒有知識份子的歷史觀和骨氣，連軟骨頭都算不上，根本就沒有骨頭。只能算是茅坑裡的蛆，在骯髒的社會裏活得更快活，中國養了很大很大的一群蛆，寄生在這個政權上面，非常的可悲。這就是中國的一個現狀。所以在袁教授的書中，我對此感觸很深。當然袁紅冰也是一位知識份子，當然他是個有骨頭的知識份子，不過他是個偶然，他離中國知識份子的隊伍越來越遠了。
　　
感謝袁紅冰教授給我們帶來了這麼好的一本書。我覺得袁教授他是一個有獨立思想的知識份子，而且我更加感覺到袁紅冰教授他是從內蒙古走來的一匹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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