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6日訊】（大紀元記者馮長樂採訪報導）教皇約漢保羅二世(港臺譯作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悵然離世，使全世界的信徒都沉浸在悲痛中，這些天世界各地的信徒都在為他祈禱。中國北京的天主教徒們連日來在各個教堂舉行彌撒，為教皇祈禱。今天記者採訪了北京天主教徒郭雁鳴先生。
郭雁鳴先生出生在一個幾代人都篤信天主教的家庭中。為了忠實自己的信仰，他吃了無數的苦。1957年反右期間，18歲的他被中共以「反革命罪」投入監牢6年，文革時下放河北農村勞動改造，後又去東北，1980年回到北京。現年66歲的他，因為沒有退休金，沒有任何福利待遇，所以為了生計還不得不繼續工作，他說：我一生中都在遭受宗教迫害中。
記者問：教皇保羅二世去世了，世界各地的信徒都在舉行儀式紀念他，為他祈禱。很多國家降半旗致哀。您是否能談一談北京的天主教徒們得知這個消息後的感想，北京的教徒們都舉行了一些甚麼活動？這些活動有沒有受到當局的控制？
郭雁鳴先生：從禮拜天早上神父宣佈為教皇祈禱，到現在各個教堂都在為教皇舉行追思彌撒。我去的是宣武門教堂。舉行追思彌撒那天，人很多，教堂全天開放，教堂裡擠滿了人。平時彌撒是7點15分開始，但那天晚了，因為要等從大興來的中國神學院的神父和修道生。當時還有很多國外的記者、香港的記者等，都在現場採訪。
在彌撒中對教皇的評價還是很高的。他為世界和平反戰爭反暴力做了很多工作。監控也許會有的。但作為教徒，我們不怕這個，我們本身行的正做的正，也不牽扯政治問題，他看不看都沒有關係，他能看到我們更好，這些真實的東西可能還能感化他們。
教皇生前曾經多次表示過要訪問中國，因梵帝岡一直沒有跟中國建交，很可惜教皇一直沒能來中國。這是很遺憾的。中國的情況比較特殊，中國講政治比較多，共產黨是無神論的。跟梵帝岡沒有外交關係。 當然教會不單純是一個外交的問題，它還要參與很多世界的事務，所有全球的信徒都是教會的羊群。教皇絕不會要這個「羊群」扔那個「羊群」的，教皇不會這樣做的。
記者：請您介紹一下神父的職責？
答。神父是管理教徒的人，終身不結婚，把自己整個生命一生都獻給教會的人。
記者：甚麼是彌撒，它本身的含義、意義是甚麼？
郭雁鳴先生：彌撒的意思就是一種聖祭，祭獻的意思。耶穌受難時被釘在十字架上，我們做彌撒就等於是重新祭獻耶穌，把耶穌祭獻給天主的這樣一種儀式。彌撒兩個分部份，一個是宣讀聖經、講道，二是祭獻。內容有不同，慶禮的，有追思的。我每天都去教堂做彌撒。
記者：教皇去世後，世界各地都在廣泛報導，是個大消息，可是中國好像很少報導，寥寥數語。
郭雁鳴先生：是，我看了很多報紙，比較正規的報紙報導是寥寥數語，《華夏時報》報導的比較多，佔了一整版，介紹了保羅二世的生平事跡，介紹選舉教皇等。
記者：被中國政府稱為「地下教會」是怎樣的教會，他形成的原因是甚麼？
郭雁鳴先生：地下教會是中國政府一直打壓的，就是在天主教會裡成立了一個政治機構，叫「天主教愛國會」，實際上「天主教愛國會」就是政府的一個御用的工具，為了統治教會，干預教會事物的，那麼地下教會就是不承認、不服從這個愛國會，反對它的。所以他們就會打擊不服從這個「愛國會」的這些人。實際上教會愛國會他們說是橋樑，實際在過去起的並不是這樣的作用，他實際上是監督迫害教會的。不光是天主教、基督教徒也同樣受到同樣的迫害。
解放初期成立的時候它最早叫「三自革新委員會」，1957年革新委員會起不到作用，都是教會的混混，影響很壞，57年就成立了「愛國會」，把一些神父主教都給拉進來了，教友都得聽神父的，這是他們策略的改變。
記者：感覺這個三自革新委員會到愛國會都是凌駕於教會之上的。
郭雁鳴先生：對。還有甚麼佛教學會，伊斯蘭學會都是一個性質的。
記者：就在全世界教徒為教皇祈禱的時候，中國政府逮捕了幾名河北省的天主教神父，中共一貫對外宣稱在中國宗教信仰自由，您是不是就您的經歷來解釋一下甚麼是中國宗教信仰自由這個問題？您認為中國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未來會不會有所變化呢？
郭雁鳴先生：我認為不會有多大變化。他們是外鬆內緊。因為中國是無神主義。無神論是執政黨，肯定害怕有神論，中國人處於信仰危機中，對馬列主義、共產主義人民都失去信仰，整個中國人的信仰基本是空虛的，心靈是空虛的，如果教會的位置太高，當人們都認識到宗教能帶給人的是甚麼後。。。
其實這對他們是好事，社會道德都會有很多進步，但對於執政黨而言，他們總是人為的考慮一些問題，這就是觀點不同吧。現在社會風氣日益下降，因為人沒有信仰，沒有道德約束，沒有心靈寄托，就法律而言，逮著就算犯罪，逮不著就不算。法律不能改變人心，不能使人向善，也不能社會風氣變好。而宗教有這個力量。至於抓人這個事情我還不知道。
談到自己的遭遇與被迫害的經歷，郭雁鳴先生告訴記者：
當時香港有緻上海神父的一封信，梵帝岡非則（音）通訊社有一篇通訊，都談到愛國會是過去革新委員會的換湯不換藥，當地政府也印發了學習文件，我們就把這個文件翻印了，發給教徒，說是給教徒看看，就是為了這個，當時我們5人被捕，我那個時候才18歲。我是最大，還有一個是16歲，他剛考上東北音專，沒去成，判了八年徒刑，後來又發到東北，沒多久就病死了。
1957年反右時，我就是反對他們這個愛國會，被他們給打成反革命了，判決書上寫的是：對黨和政府仇視，反動思想根深蒂固，都是一些政治空帽子。57年到63年，蹲了六年監獄，63-69年由強迫勞改就業，69年以後下放農村變成農民，農村也搞階級鬥爭，我永遠是活靶子，也沒有機會成家，後來我離開那裏，到東北投靠親屬去了，到東北後才算脫離政治迫害，因為自己有技術進了社辦廠，39歲成了家，結了婚。
我是1980年回到北京的。因為那個時候我有兩個孩子，孩子不能在農村，一定要到北京去受教育。回到北京我的父母家，住在一個8平米的小棚子裡。可是我們家四口人的戶口到1989年才給上，過去那些年我們都是黑戶口。黑人。下放農村時候，戶口被銷掉了。沒有我們的戶口。到處打工，這樣艱難的熬過來了。沒有退休金、沒有養老金。我就是靠打零工過來的，現在兒女大了，還好一些了。因為我有信仰，有天主的護佑。
對於自己的冤屈，我也多次反映過。宗教局回答是。現在也沒有給你戴帽子，過去錯就錯了嘛，現在已經改變了，那是時代的錯誤。
記者：非常感謝您接受我的採訪。
郭雁鳴先生：不客氣。(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