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8日訊】（大紀元首發）我全家真慘，這是全中國最底層的幾億勞動人民的一個縮影。——摘自民工曹建綱寫給我的一封信
曹建綱是一個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底層民工，但面對如此平凡的一個人，我卻無時無刻不感到生存之於他的沉重與高壓。按他的話說，「死了還真是一了百了，痛苦的是活下去」。這個「我家全靠我打工給家用，我不管苦和累，不管風霜雨雪，什麼活都做，每天天不亮就出去，天不黑不回家」的湖南籍民工，曾經無數次地想到過自殺……。那麼，究竟是什麼——或者是怎樣——把他一步一步地推到生存的絕境？這個與無數人都頗有牽連的問題，再一次迫使我們今天去作出正確的回答，體味中國已經出了問題的社會制度——尤其是醫療制度——與巨大代價的悲酸。
曹建綱，男，1973年出生於湖南，老家在湖南省湘潭市霞城鄉聯合村油麻沖4號，現在廣州市番禺區大石鎮打工，離我很近。這個至今也沒有娶老婆的男人，有一個破碎不堪的家庭，因為重大疾病的緣故，他的父親在今年二月初一那天永遠地離開了他；他的母親目前仍在治病；對於他的姐姐，他說：「她也沒錢，所有的一切，她只能出力。」在極度貧困與昂貴得不正常的醫療費之間，曹建綱體會到「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人財兩空」。失去父親，面對仍然重病的母親，所有這一切使他開始徹底懷疑醫療制度，充滿憤怒、自恨與自卑。他憤懣地對我說：「全世界最沒用的，就是我！」
我記得我們曾經無數次痛陳醫療產業化的罪惡，如醫療制度，醫生道德，尤其是昂貴的醫療費用，對於大多數上不起醫院的人來說，完全如黑洞一般。中國的醫療制度，問題究竟在哪里？一個字：錢。這好比糧食問題，最直接的說法就是錢的問題。有錢才能住院看病，有錢才能消費、生存。民工是最求實在的一個重要勞動群體，他們厭倦「三皇五帝」、遙不可及的那些高談闊論，因為他們面對的問題是實際問題、具體問題，至於這問題的背後究竟是一個怎樣的背景，以及如何根治這大背景的毛病，這是他們關心不起來的。
1998年，曹建綱的父親中風，花了幾千塊錢，卻被「治得不能勞動了」，走路一瘸一拐。2003年，他的父親再次中風並癱瘓，醫療用了1.5萬塊錢左右。曹建綱說：「醫生每天只要錢，人不好不管，不給錢就不開藥。父親不想拖累我們母子，幾次都拒絕再治，我們全家只能一起哭。」從1998年開始，一直到2005年，在這7年左右。他的父親一直在吃藥；母親患上高血壓，也一起吃藥。在他父親去世之前，他的叔公在2004年的死給了他沉重的打擊。這一年，他叔公中風，因為單身，無人照顧，沒錢治療，自殺幾次都不成，把床燒著了，全身受傷了，爬到大路上又被人抬回，死時幾乎是餓死的。
2005年正月初二，在這個過新年的歡天喜地的早晨，他的父母卻雙雙煤氣中毒，怎麼叫都搖不醒。曹建綱說：「那天全家就我一個活人了。」他馬上打120，救護車卻只能一次拉一個，先拉他母親到醫院，卻不給治，因為沒交錢。他父親中毒時間最長，卻治療最晚，上救護車時還吐了很多血。這個高度恐懼於雙親都將離開他的曹建綱，唯一的辦法是到處借錢，面對自己昏迷的親人，每天唯有淚水長流。他父親兩次醒了，已與死人無異，在貧困無力的情況之下，曹建綱作出了一個痛苦的抉擇：每天只給父親打吊針，省下每次治父親吸高壓氧的50塊錢給母親用。
醫療之代價是難以承擔的：雙親住院不到五天，就用了7000塊錢——第一天用的是3700多塊錢。這個費用，令曹建綱激烈反對，他說：「事實上，連不需要的東西也給用上了。」貧困，逼迫他立即停止讓父母繼續住院。他忘不掉那無奈悲屈的一幕：「我抱著父親上車，下雪很冷，父親只是看著我，我沒哭，父子相對看著。僅有的幾件衣服因為脫不下，上高壓氧時都給剪破了。回家之後，父親只能躺著，我摸著他的頭，他只能一動不動地看著我……」此刻，他恐懼地意識到父親很有可能永遠離開他，恐懼之餘，他感到寂寞、煩躁和厭倦。他痛恨地說：「醫院治死人不管，只管收錢，醫生越來越沒有醫德了。」
曹建綱到醫院查賬，竟有幾百塊錢對不上，而醫院竟說他反倒還欠400塊錢。在無意間，他甚至聽到一個收錢的護士說：「寧願多收，不能少收！」對此，他找不到任何一種有力的辦法去解決無限壓榨的醫院，無奈之餘，只能期盼父親在這世上多延續一些時光。這時，他想到應當讓父親在生前看到兒子建立家庭，以換取父親略感安慰的內心，於是，他約定相親的女人來到父親面前。但事與願違，「父親斜著眼看了看我身邊的女人，我能感覺到他不太中意。相親的女人看著他，後來就走了。」此時此刻，他莫名地升起一種嫌棄的情緒，他想到：沒有煤氣中毒之前，父親歪著嘴流著口水，穿著破衣服；回家之後，父親不能吃飯，不能拉屎拉尿，慢慢地不能進食，人越來越瘦，已經不像個人樣……
為了盡可能讓父親延續生命，治癒母親後來癡呆的病症，曹建綱決定南下廣州打工籌錢。萬萬沒想到，二月初一獲悉噩耗：父親去世了！而這一天，他卻身在廣州，已看不到死前的父親。絕望的他，再一次想到了死，甚至想到讓母子二人一起死，徹底拋棄這個讓他們一家走投無路的世界。他說：「為了治病，我已經欠了5000塊錢債，而母親還在治，我也將欠更多的債。」經歷過這些生死別離與沉重負擔，他全憑作為兒子的孝道與責任，最終決定治療母親。於是，他看書、上網，查找治母親病的方法，用了很多方法，但還是治不好。他充滿感情地感歎道：「在這個世界上，我再也得不到父母的愛了。以前過節回家，還有母親給我做飯洗衣服，現在我到哪裡都一樣了。」
曹建綱已經32歲了，從25歲起的7年之間——這個人生精力最旺盛的階段——，他全憑自己一人努力打工，支撐起這個支離破碎的家庭。諸位都知道，每個人都有自己最大的心理承受能力，一旦這個能力無法接受現實的重創程度，人就將全然崩潰，走向極端。如果拋開曹建綱那已經癡呆的母親，他便幾乎一無所有，生存的意義究竟還有沒有？他眼看著自己的親人一個接一個地離開他，身為民工，他唯有以他的血汗來阻止這樣的悲劇繼續發生。但也不排除假如哪天他的母親也與世長辭，他又將選擇走一條怎樣的道路？他沒有可資追逐的愛情，無盡的孤獨、無助、擔憂與恐懼將他的心時時牽緊。沒有醫療保障的農村，沒有主動援助的政府，他只渴求在這生存的邊緣重新找到另外一些溫暖的援手去彌補貧窮與窘迫。
我也有病重多年的母親，也有因為搞建築而傷殘的表哥、堂弟，還有各種複雜病症的親人都體驗過醫院的殘酷與冷漠，甚至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也處於病中。如此共同的體驗，使我的內心與曹建綱這樣的民工聚攏。於是我們開始感歎這荒謬的社會：多少人揮金如土，一頓飯就是民工幾個月的工資，一個死板的會議就可佔有一定比例的國家經濟資源，更不必說軍事現代化和各類耗資億萬的工程，這些林林總總的「資金流」，卻永遠流不到底層人的錢包之中。沒有錢，只能等死，或者搶奪、竊取，還能怎麼樣呢？那些踏踏實實工作、拿本份錢的人，還有沒有一個足以緩衝其矛盾的國家制度、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政府有法律援助中心，卻沒有醫療援助中心、經濟援助中心，這是我們國家的空白與漏洞，為此，我深深覺得那些公權力者應該為此帶頭做些什麼，並被我們所看見。
附：曹建綱聯繫方式
電話（小靈通）：020-8094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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