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2日訊】我是平頭百姓，體制內職員，拿退休金老婦，不是作家。我的專業是手眼身法步，唱念做打舞，不懂文學和文學理論。我寫的東西很不像樣。我今天站在這裡，不過是講兩句心裏話。
先說說我對 「跨疆域寫作」主題的看法。「跨疆域」寫作和旅遊不同，不是你想跨就跨，想不跨就不跨。對此，我有些初步又粗淺的體會，可概括為八個「沒想到」。當初寫了有關父輩幾個故事請朋友看，替我掂量一下，寫得行不行？順便也以這樣的方式給自己過六十歲生日。沒想到被朋友介紹給一本雜誌，刊出了。刊出後，沒想到被人上了網。傳開後，沒想到有出版社的人說經過刪節處理可以編成書，出版。出版後，沒想到暢銷。暢銷後，沒想到被禁。被禁後，沒想到有那麼多的盜版（約120 萬冊以上）。大陸的「往事」被禁和盜版後，沒想到獲獎。獲獎後，沒想到授獎者被傳訊，獲獎人被列入「資產階級自由化代表」。有了這樣的曲曲折折，起起落落，那你和你的書肯定「跨疆域」了。也就是說跨不跨不在作者，在於禁。一禁就跨。其實，文學的「跨疆域」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立足本土。
文學，需要情感，需要想像，需要思想，還需要形式。我以為更需要真實。對社會而言，有一部真的歷史比有一部好的文學更為重要。如果我們所看到的歷史敘述存在許多的遮蔽、歪曲、假象和謊言的話，我們的文學多少就要有一些「擔待」，擔待起一點表達、表現真實的義務和責任。文學藝術作品得以世代相傳，正如英國人毛姆所言 ——蓋因「它是人類經受種種苦難艱辛和絕望掙扎的最後證明。只要米開朗基羅在西斯廷教堂天頂上畫出那些人像，只要莎士比亞寫出了那些台詞，以及濟慈唱出了他的頌歌，數以百萬計的人便沒有白活，白白受苦，也沒有白死。」可見，真實是文學藝術的終極價值，而非一般價值。何況中國歷來就有於「正史」之外，寫「野史」、「筆記」、「掌故」的傳統。它們因未受到主流意識形態的「修理」，而有可能更家接近於本體的真實。
想寫出真實嗎？你就要面向現實，用自己的眼睛面向現實。從創作方法看，我們這個國家是最提倡現實主義的。它一直被當作口號寫進文件、寫入教科書，全世界可能沒哪個國家像我們這樣的。可是，一旦提筆寫真實，問題就來了。現實題材幾乎就成了當代文學藝術的「雷區」」和「禁區」，更別說觸及「鎮反」、「肅反」、「三五反」、「反右」、「三年饑荒」、「文革」的題材了。聽說今年「抗戰」題材也歸入了「敏感類」。最近有篇文章認為「今世不會再有蔡元培」，即被上邊指責為 「越線」。上個世紀的後五十年如此，現在依然如此。問題在哪裏？在於完善又隱蔽的官方查禁制度？當然，與它們有重要、密切之關係。這些機構和制度也非今日才有，早在元明清就被皇上發明和使用了。要不然咱屈原、李白——這兩個世界文化名人為啥只能產生於春秋戰國、大唐，而很難活在有了東廠錦衣衛的明朝呢。但這不是今天的議題。我所想到的是，如果沒有了外在壓力，我們個個就都直逼魯迅了嗎？就「讀魯迅的書，走胡適的路」了嗎？換句話說，我們巴望的不就是寫作自由嗎？真的有了自由，就有了佳作？我懷疑。恐怕仍是孔雀開屏，難得一見。
由於我們有意忽略作者和現實的關係，犧牲了許多的實在性和現實性，對生存的本質和生存的批判就勢必變得或軟弱、或曖昧。在金錢、利潤、市場的操弄下，踏著「奔小康」 的整齊節拍，甚至把當代史、苦難史權做了床上史、狂歡史。某些文人、作家也並不比普通百姓高貴多少，他們同樣膽怯市儈、苟且無聊。寫作是為了能生存的更好，自己也願意被權勢利用。人之處世，無論是強硬的反抗，還是柔軟的妥協，還是介乎強硬與柔軟之間的活著，都是姿態，也是常態。但在精神表達上當是實在的，很實在的。因為在人的生存意志面對現實的時候，無一不是本色、本質、本真的自我呈現。在這個基本點上，請問有誰能夠例外？識文斷字的我在獄中奉命記錄難友的言論，是本真。抓捕關押的「八九」精英審訊時痛哭流涕且和盤托出、是本色。正是基於人的生存的現實，才形成了少雕飾的現實主義美學。現在大陸很時髦 「人文精神」。在「人文」二字裡，是不是且慢說「文」之優、之潔、之雅，我們立馬要做的是直接顯現「人」——顯現那些現實化的生存訴求和生活場景，顯現那些卑賤、平凡的無數的「中國化人生」。任何精神終歸來自生存境況！就從這一點看，且慢高奏社會主義文藝繁榮凱歌，要緊的是要有一點人道主義傾向吧？有了現實精神，有了人的精神，再加上點文學訓練和技巧，那咱就一定能多多少少地「跨疆域」了。諸君，在下不知說對了沒有？
第二點是關於文學中的思想。文學是不直接表達思想的，特別是政治思想。大陸關於文學與政治之關係可能永遠難以理清。自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大概是對過去強調思想性的反撥，我們現在的文學是以遠離思想為高潔，以維護其審美純粹性為至尊。實際上，作為表現當代中國社會的人要抹去政治意識、思想意識在民族文化心理深層的滲透作用和控制作用，幾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們刻意地迴避它，抹掉它，肯定會削弱文學作品的文化意義和歷史價值。至少在大陸是這樣的，我敢說！當下，一些人基本鄙棄了人類、歷史、民族、國家等厚重觀念，感官的享受，人的情感慾求，實惠的物質生活等世俗性社會事物，統統納入作家審美的新視野。這是好的、對的，它屬於個人生存的正當性。要不，怎麼我那麼喜歡馬連良，沉醉於他的泡澡，遛彎，修腳，下館子，抽大煙，擺弄翡翠鼻煙壺。甚麼時候想起他來，總好像背上挨了一記黯然消魂掌。但是我們過度釋放這樣一些世俗的、慾望的，屬於人之本能的東西，是否會產生返祖現象呢？一個資深編輯告訴我：現在看小說，無論中篇還是長篇，三頁之後一定要上床。我說：「好，太好了。以後學校的文學課與生物課合併來上，有描述、有圖片，醍醐灌頂，效果絕佳。」我不知這是文學墮入生物境地，還是生物提升到文學天空。不過，話又說回來，你要把慾望下面掩蓋的利益關係合理開掘出來，對人與人，人與環境，人與社會，人與內心的關係做出既符合現實也符合歷史邏輯的解釋,那麼，就要有多維視角了。除了世俗視角，恐怕還要有別的視角。越是世俗的生活，越是要有理性的認同。這理性不就是思想、歷史、道德、政治和哲學嗎？有了理性認同，才談得上高尚的人文關懷。總之，文學要有思想，至少要有一點思想。但是我反對大陸一些人提出的「文學重返思想」的口號。我說這些，並非標榜自己具備「理性認同」和「人文關懷」。我知道自己幾斤幾兩，像發黃的一片葉離開老樹而飄落，而這樹早已是無花無果了。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同意「民族書寫」的確認與提倡。當前，不僅是價值體系混亂，語言表達體系也是混亂的。大陸書寫之亂是與一系列經濟、社會、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巨變、驟變相勾連，誠然，也與當下創作中堅骨幹「個人化寫作」相關。去年，我跨海去了台灣，在台北中央研究院閱讀史料的同時，也有機會閱讀文學作品。我發現海那邊的文學書寫也有些亂。數千字的作品，無一個標點。我的兩隻眼睛，不知該怎麼看；要朗誦的話，就不知該怎麼喘氣了。語言表達體系的紊亂是個甚麼問題呢？說好聽了，是與時俱進，我們全體在打造新式的、開放型的中國文化。說句不好聽的，就是文化身份的喪失。一個民族，一個人連身份都沒了，你是誰？誰認你？
過去在大陸所謂的民族書寫，是被階級鬥爭、社會主義建設、政治運動所扭曲。對此，大家已有了明確的批判和認識，我不多談。那麼現在呢？現代科技、一體化經濟、大眾傳媒、生態危機等給中華文化帶來了既是現實的、也是長遠的威逼性、脅迫式的影響，且影響範圍日趨深廣。我們和我們的文化便在激進保守之間掙扎，在崇尚西方和弘揚傳統之間穿梭。這樣的煎熬擠壓下，很多人倒了。或前仆，或後仰，或東倒，或西歪。但另有很多人站起來變得聰明強大，能夠在外來壓力下反激出內在自尊（包括人的自尊和文化自尊），在認同世界先進宇宙觀、文明體系、審美價值、健康心理和道德勇氣的前提下，堅守民族化又超越民族化。堅守是指專注於文化、文學的本土性，超越是指摒棄或置換原來的意識形態內涵與審美價值判斷標準。具體來講，有人的做法是憑藉全球性的經驗去關照和描述中國的民情風習、事件演化、歷史變遷。比如龍應台的時評佳作，便是得益於這種全球性文化經驗的一個印證。有人的做法是自覺承接中華文化傳統的基本元素，以現代文明的面貌寫出中國當下的人文景觀。例如董橋先生筆下的《小風景》，讀來興味無窮。說是小風景，匯聚起來則是大風景了。有人是在審美層面上，一方面汲取西方文化的有關自由、博愛等普遍價值和意識流、碎片化、心理技術、黑色幽默等現代及後現代手法；另一方面則頑強地堅持中國文學傳統。這個傳統包括章回敘述，首尾連續，故事性強，巧用文言、方言、俚語，修辭精緻等。例如張愛玲、白先勇的作品，在《琉璃瓦》下點燃《第一爐香》，藉著《那晚的月光》去結識《永遠的尹雪艷》。那些首尾呼應、曲折盤旋的情節猶如香煙繚繞。待繚繞的香煙散盡，留下的是不忘的情節、難忘的人物。這些作家也已老去或即將老去，但他們卻是無法抹去，無法企及的。時代不斷成就人，也不斷毀了它所成就的人。但他們是例外。
「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台灣老作家王鼎鈞先生說，這首唐詩表面上是新娘問新郎，你看我的化妝合不合潮流。實際是詩人把新作送給權威人士看，問我的文章夠不夠標準。這裡為甚麼要用比喻？王先生說有時是因為不方便直說，更重要的理由是天下事直說說不清，直說也說不完，要能不言而喻。這樣，「畫眉深淺」就成了一個典故，一個符號。作品也是符號，在有所顧忌的環境裡，「符號簡單，代表複雜；符號有限，代表無窮」。說出來的是謎面，未說出和說不出的是謎底；文學是謎面，人生、社會是謎底。「想以寥寥數語說出人類的歷史，只有借了文學的方法」（王鼎鈞：《宗教信仰與文學創作》）。我想，這既是方法，恐怕也是我們「跨疆域」寫作的奧秘吧。
最後，再說囉嗦兩句有關自己的話。自從「往事」發表，有人置疑：「你的記性咋這樣好？大人們四十年前的談話都記得？」有人發問：「你寫的是歷史，還是文學？」我無法回答。信則信，不信則不信，說文說史皆可，不文不史、非文非史亦可。因為這些都不重要。再說，當下的判斷並非是最後的判斷，我們認為很棒的東西，或許會很快被後代拋棄。有兩位分別來自上海和新疆的讀者來信讓我感動又愧怍。他們說：「章先生，在作者簡介裡，你為甚麼要寫明『具博士生導師資格』？這很庸俗，建議刪去。」我想刪，可書禁了，無法做到。現在我要藉此機會對他倆和說好（說「往事」是里程碑）說歹（說「往事」是反黨宣言）的所有讀者表達深深的敬意。作品是作者的終點，卻是讀者的起點。閱讀是對創作的「再創作」。他們不僅能按文學慣例返還作者的原意，還能突破慣例，創造性地對作品加以綴合，解讀出新的、更多的含義、推導出新的評價，甚至是驚世駭俗的、超出文學範圍的高見。所以讀者不僅是讀者，他們還是導師。我以為這是比「跨疆域」還要重要的。
於是我要說，何必「跨疆域」。
2005年6月作於北京守愚齋
2005年7月22日講於香港會展中心
轉自《燕南》(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