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9日訊】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是決定事業成敗和考驗個人品德的試金石。而「堅持真理」和「修正錯誤」又是事物的兩面，有機地結合，不可分割。從一定意義上說，錯誤的具體修正比堅持真理的一般表態要更加困難，更為重要。真理如果不在實踐中經受檢驗，不斷總結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並堅定地修正錯誤，它就不能與時俱進，繼續成其為真理，而過時落後，成為謬誤。這種科學觀經過胡耀邦發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辯論後，更加明確。
一個無異是自殺的致命弱點
然而人們常常有意或無心違背這種科學觀，先是看不到錯誤，後是知道錯了而不承認，最後是知錯而不改。這裏有認識問題，更重要的是利益問題。承認和改正錯誤，可能意味著物質利益，名譽地位，特別是權勢的喪失。因此，修正錯誤比堅持真理更為困難，在邏輯上似乎說不大通，但在實際生活中，越是重大的問題，護短幾乎是普遍現象。有些口頭上強調自我批評是如何重要的人，往往最不願批評自己的缺點錯誤。他們千方百計，或從深奧的經典著作中尋找片言隻語作為理論依據為錯誤觀點辯解；或從密封的檔案中尋找失真的歷史材料，來歪曲掩蓋真情，更簡單的是利用權勢乾脆打壓、禁止對錯誤的揭露、批評和探討。
想想吧!半個世紀以來，我國在施政中犯了多少嚴重的錯誤，傷害了多少說真話提批評的好人，使國家在發展中走了多少彎路，耽誤了多少無比寶貴的時間，給國家造成了多大的損失？可是，我們對這些錯誤及其後果，作過多少清查統計和交代，對國民作過多少認真具體的檢查，聽取過多少批評建議，對錯誤的原因有過多少深刻的檢討，提出過哪些具體的改進辦法和防止重犯錯誤的保證？恰恰相反，每犯嚴重錯誤之後，受害的老百性既不敢怒，更不敢言，那些憂國憂民敢於在內部高級會上提出批評意見的人，無不受到打擊迫害。一句話，我們錯過了不知多少次改正錯誤的機會。每想到這裏，就不免感到一種絕望的痛苦。
順便指出，壓制批評意見，以思想言論治罪的專制，在中國上下通行幾千年，沿襲至今，處理方式不一，但無實質性的改變。這恐怕是中國政治生活中一個無異是自殺的致命弱點。
正是在這種絕望的情況中，人們忽然看到一線曙光。那就是在胡耀邦同志領導下出現的忠於實事求是原則，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尊重事實，尊重民意的新形勢。
不顧中國政治傳統的創舉
胡耀邦的領導有一些鮮明的特點，區別於我國其他的領導人。第一，胡耀邦珍視但不沉湎於我們黨在中國民族民主革命中的輝煌成績。面對上述我們多年來的錯誤屢屢而從未清理的現實，他當時把工作重點放在查找糾正歷年來我們犯的嚴重錯誤。這種敢於不顧中國政治傳統的創舉，難度可想而知。他面對的是那些片面強調我黨一貫正確的教條思維和在黨內高層唯恐失去權力的強大的保守勢力頑強的抵制。他以非凡的勇氣，獨特的智慧，無私的奉獻精神，在短短的（可惜太短）幾年執政期間，領導全國完成了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兩大功勳一是破除了既違反科學又壓制民主的被認為不可能錯誤的「凡是論」；二是平反了多年來無法無天的專制統治所造成的堆積如山的冤假錯案。被扭曲的真理得以反正，被踐踏的正義得以伸張。這樣傑出的領導人，在新中國開國以後是絕無僅有的，在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中可能也是空前的。
第二，胡耀邦的工作出發點放在處理具體的人的問題上，執政後第一件大事就是為成千上萬被冤屈的受害者平反。他一反把人當作階級鬥爭的工具的冷酷教條，而是把人當作有血有肉，有平等權利的人類社會的成員，對人尊重關心，體現了高尚的人道主義精神。在全心全意為這些不幸的同胞伸張正義遇到極大的困難時，他發出了「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的誓言和號召。考慮到極左思潮對歷次政治運動的災難性的影響，他力爭對受害者徹底平反，不留尾巴。他敢於承認1957年的「反右派」作為一場反歷史潮流的政治運動是完全錯誤的，對當時的受害者，主張一風吹，一個「右派」都不留。這種願承擔責任的高姿態和對所有不幸的同胞的愛心反映了他內心深處對人們與生俱來的基本價值的尊重和對他（她）們苦樂甜酸的體貼入微。雖然「人道主義」在中國曾被不公正和不科學地列為貶詞，但我認為經過人為的慘痛的階級鬥爭洗禮後的中國，缺少的恰恰是胡耀邦這樣的偉大的人道主義者。
實事求是原則最忠實的信徒
第三，胡耀邦的政治思維和廣闊視野也超出他同時代的許多領導人。他是實事求是原則的最忠實和最堅定的信徒。他的思維不為現成真理捆死，經常提出新想法，和同事們探討，鼓勵啟發而不是壓制不同意見。對新生事物，不管是來自哪國，叫個什麼主義，都根據事實判斷是非長短，不抱成見。對經過實踐檢驗證明是錯誤的東西，不論來自何方，堅決抵制和改正。他領導的糾正對待真理的主觀唯心論和反對「兩個凡是」的個人迷信的鬥爭，標誌著一個新啟蒙運動在沉睡的中國大地上興起，其影響之深遠不可估量。參與這場鬥爭的先進人物不少，但胡耀邦的領導起了關鍵性的作用。那種認為有永遠不變絕對正確的真理，無須實踐檢驗修正的唯心主義受到重創。
這種思想的新啟蒙首先在經濟領域引起反響。人們跳出了書本上和領導上欽定的這種主義或那種禁區的思想牢籠，擺脫了姓資還是姓社的學院式的爭論糾纏，首先在經濟改革開放方面邁出了大步，向多元化的市場經濟和國際接軌進軍。像魔術一樣，短短的幾年中，在經濟領域中給人民以更多的自由導致了生產力空前的大發展。
順理成章，成龍配套，按科學規律，經濟的多元化和市場的自由開放必然也應該導致政治思想和體制的改革發展，從少數人甚至一個人獨裁的專制體制逐步轉向民主法治，包括實現憲法規定的思想言論自由和人民對國家事物的參與，批評，監督和其他權益的保證。可是，在一個專制統治傳統根深蒂固的中國要實現政治大轉變必然是一個萬難的任務。「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不止一次指出政治改革的必要，但顧慮重重，沒有起步。最主要的顧慮是唯恐改革導向政治多元，大權分散以至既得利益的喪失。胡耀邦無私無畏，進取精神更強，他的主導思想是，只要對人民和國家有利，自己下「油鍋」都行，沒有什麼制度不可改正發展，也沒有什麼個人或黨派的私利權位不能放棄。他是真正的辯證唯物主義者，真正相信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人民才是高於一切的國家的主人。
不白之冤令中國痛失良機
事實證明，他的思想境界對中國大權在握的既得利益者來說，高不可攀，格格不入。他受到主觀和客觀條件的局限，尤其要受中國元老政治的制約，有如泰山壓頂，難以自主。外人也看得出來，對有些來自各路保守勢力的指示，如大反所謂「精神污染」和濫用「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罪名壓制改革開放等敗筆，他並不同意，但沒有硬頂而採取權宜之計，消極應對。人民對此能體會諒解，但他的這種怠慢態度逃不過神經過敏的元老們的眼睛，最後不得不付出代價。特別是他對思想先進的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要求加快政治改革的心情志向更加接近同情。他（她）們提出的民主要求和表達方式如上街和平遊行，在近代文明國家都是常見的，但在古老文明的中國的當權派不能容忍，而把這些新生事物都視為異端而歸罪於胡耀邦主張採取的寬容政策。
攤牌的時候到了。1987年初，沒有通過正式合法的程式，幾個元老背著人民組織了一次批胡的突然襲擊，就不明不白地把一位最受人民愛戴的總書記攆下臺。這位全心全意為成萬上億的冤案受害者和家屬平反的偉人自己反而受冤屈而鬱鬱身亡。這不僅是胡耀邦個人的悲劇，最可悲的是中國失去了在胡耀邦領導下向現代文明快步進軍的千載難逢的良機。
胡耀邦不是「聖人」，當然會有失誤和弱點，但無論是大節還是小節，他將作為中國甚至是世界的一位少見的傑出的領導人載入史冊。
坦陳中國的確存在人權問題
最後我還想補充幾行小注，我記得1986年胡耀邦總書記曾會見美國《華盛頓郵報》的副董事長和發行人凱薩琳•葛雷厄姆和她率領的該報幾位名記者。我作為葛雷厄姆的朋友和中國記協書記也在場陪見。胡耀邦廣泛地談到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當被問到中國的人權情況時，我設想他大概會像我們的人權問題發言人那樣辯解搪塞一番，沒想到他坦然地正面承認中國的確還存人權問題，需要繼續認真改進。這種實事求是和敢於自我批評的風度給客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特別是葛雷厄姆本人就是一位正直的美國人，知道爭取人權之不易。在「水門事件」中，她冒坐牢的風險，堅持揭露尼克遜的違法行為，直至把總統拉下馬。她可能是胡耀邦會見的最後一位外賓。不久，胡耀邦被攆下臺。當我後來在美國再次見到葛雷厄姆時，她很誠懇地對我說，如果那次會見給胡耀邦造成了政治麻煩，她感到遺憾和抱歉。
談到中國的人權問題，我認為最有發言權的應該是胡耀邦。從革命早期的反AB團和整風搶救到建國以後的反右派，反右傾和文革，一場接一場，他都親身經歷，既挨整，也同情和幫助過挨整的同志。尤其是在平反冤假錯案的鬥爭中，他深入瞭解各種複雜案情和無數受害者的遭遇和痛苦，為他（她）門的解脫，排除萬難，費盡心機。當他向世界公開承認中國的人權問題是需要認真改進的時候，他說的是真話，表現出中國領導人的真誠、勇氣和改革的決心，提高了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威信。
作為唯物主義者，不可否認，中國的人權記錄和許多國家（西方和東方）比，的確存在相當差距。過去連人權這個詞在中國，都屬資產階級概念，人們至今還小心翼翼，不敢輕易觸及。像言論自由這種起碼的人民的政治權利在21世紀輿論一律的中國實際上還是非法的。在胡耀邦大力平反冤假錯案的過程中，中國的人權情況有所改進，但人權問題的官方發言人仍強調中國的特殊條件，不承認人類社會有普遍存在的人權標準，而且離開政治和法治的特定笵疇，文不對題，把中國的吃飯穿衣等經濟問題也當作人權成績去宣講辯解。實際上，中國老百姓吃飯是靠自己辛勤勞動，不是靠誰恩賜。至於人民最關心的屬法律和道德笵疇的長期經常受到侵犯或威脅的人身安全，個人尊嚴，言論開放，思想自由等基本人權，雖然早已寫進國家憲法，但在中國沿襲的只允許一種政治思想和政黨領導的專制體制下，人權當然只能屈居於至高無上的黨權之下。
胡的接班人尚未出現在地平線上
非常遺憾，中國沒有給胡耀邦時間與機會完成他雄心勃勃想把專制的中國變成一個真正民主的社會主義中國。不過他的抱負遠見和為國為民的一片忠心反映了民心所向。要求發展真理，修正錯誤，尊重科學和人的價值和尊嚴的呼喚，一度在中國大地興起。胡耀邦自己歸結為「人心為上」。我認為它是遠未完成的科學與民主運動在社會主義中國的復興，對中國的新老專制思維和政治體系是又一次衝擊。難怪這位謙虛平和從來不自誇是什麼領導核心或什麼什麼「家」的胡耀邦在人民心目中是社會主義中國的希望。也難怪抵制革新維護專制的保守勢力會背著人民，超越憲法黨章，組織圍攻，把胡耀邦轟下臺。更難怪在胡耀邦含冤去世之時，廣大有良心的人民是如何自發地和強烈地表達大家內心的悲痛和憤怒的，儘管這種表達方式的民權在中國實質上是被剝奪的。
胡耀邦堅持真理，修正錯誤，而且將二者有力地結合，給人們做出了榜樣，樹立了不朽的功勳，留下了不可磨滅的遺產。他的視野和改革開放的深度，超出了比他權力更大的權勢力量能容忍。「兩個凡是論」雖已破除，一個新的「凡是論」又要取而代之，雖然不能像過去那樣名正言順。胡耀邦被迫留下的未竟的事業只能由後來人推進完成。這樣的接班人，還沒有出現在地平線上。用胡耀邦自己的感歎來結尾吧我們黨經不起實事求是啊!他的這句話，給我們全國全黨指出了努力奮鬥的方向。
（編者注：年過八十的彭迪先生是中國大陸著名新聞工作者，曾任新華社國際部主任、美國分社社長、新華社副總編）
——原載《動向》月刊2006年1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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