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9日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决定事业成败和考验个人品德的试金石。而“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又是事物的两面，有机地结合，不可分割。从一定意义上说，错误的具体修正比坚持真理的一般表态要更加困难，更为重要。真理如果不在实践中经受检验，不断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并坚定地修正错误，它就不能与时俱进，继续成其为真理，而过时落后，成为谬误。这种科学观经过胡耀邦发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辩论后，更加明确。
一个无异是自杀的致命弱点
然而人们常常有意或无心违背这种科学观，先是看不到错误，后是知道错了而不承认，最后是知错而不改。这里有认识问题，更重要的是利益问题。承认和改正错误，可能意味着物质利益，名誉地位，特别是权势的丧失。因此，修正错误比坚持真理更为困难，在逻辑上似乎说不大通，但在实际生活中，越是重大的问题，护短几乎是普遍现象。有些口头上强调自我批评是如何重要的人，往往最不愿批评自己的缺点错误。他们千方百计，或从深奥的经典著作中寻找片言只语作为理论依据为错误观点辩解；或从密封的档案中寻找失真的历史材料，来歪曲掩盖真情，更简单的是利用权势干脆打压、禁止对错误的揭露、批评和探讨。
想想吧!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在施政中犯了多少严重的错误，伤害了多少说真话提批评的好人，使国家在发展中走了多少弯路，耽误了多少无比宝贵的时间，给国家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可是，我们对这些错误及其后果，作过多少清查统计和交代，对国民作过多少认真具体的检查，听取过多少批评建议，对错误的原因有过多少深刻的检讨，提出过哪些具体的改进办法和防止重犯错误的保证？恰恰相反，每犯严重错误之后，受害的老百性既不敢怒，更不敢言，那些忧国忧民敢于在内部高级会上提出批评意见的人，无不受到打击迫害。一句话，我们错过了不知多少次改正错误的机会。每想到这里，就不免感到一种绝望的痛苦。
顺便指出，压制批评意见，以思想言论治罪的专制，在中国上下通行几千年，沿袭至今，处理方式不一，但无实质性的改变。这恐怕是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个无异是自杀的致命弱点。
正是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中，人们忽然看到一线曙光。那就是在胡耀邦同志领导下出现的忠于实事求是原则，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尊重事实，尊重民意的新形势。
不顾中国政治传统的创举
胡耀邦的领导有一些鲜明的特点，区别于我国其他的领导人。第一，胡耀邦珍视但不沉湎于我们党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中的辉煌成绩。面对上述我们多年来的错误屡屡而从未清理的现实，他当时把工作重点放在查找纠正历年来我们犯的严重错误。这种敢于不顾中国政治传统的创举，难度可想而知。他面对的是那些片面强调我党一贯正确的教条思维和在党内高层唯恐失去权力的强大的保守势力顽强的抵制。他以非凡的勇气，独特的智慧，无私的奉献精神，在短短的（可惜太短）几年执政期间，领导全国完成了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两大功勋一是破除了既违反科学又压制民主的被认为不可能错误的“凡是论”；二是平反了多年来无法无天的专制统治所造成的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被扭曲的真理得以反正，被践踏的正义得以伸张。这样杰出的领导人，在新中国开国以后是绝无仅有的，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可能也是空前的。
第二，胡耀邦的工作出发点放在处理具体的人的问题上，执政后第一件大事就是为成千上万被冤屈的受害者平反。他一反把人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的冷酷教条，而是把人当作有血有肉，有平等权利的人类社会的成员，对人尊重关心，体现了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在全心全意为这些不幸的同胞伸张正义遇到极大的困难时，他发出了“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誓言和号召。考虑到极左思潮对历次政治运动的灾难性的影响，他力争对受害者彻底平反，不留尾巴。他敢于承认1957年的“反右派”作为一场反历史潮流的政治运动是完全错误的，对当时的受害者，主张一风吹，一个“右派”都不留。这种愿承担责任的高姿态和对所有不幸的同胞的爱心反映了他内心深处对人们与生俱来的基本价值的尊重和对他（她）们苦乐甜酸的体贴入微。虽然“人道主义”在中国曾被不公正和不科学地列为贬词，但我认为经过人为的惨痛的阶级斗争洗礼后的中国，缺少的恰恰是胡耀邦这样的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实事求是原则最忠实的信徒
第三，胡耀邦的政治思维和广阔视野也超出他同时代的许多领导人。他是实事求是原则的最忠实和最坚定的信徒。他的思维不为现成真理捆死，经常提出新想法，和同事们探讨，鼓励启发而不是压制不同意见。对新生事物，不管是来自哪国，叫个什么主义，都根据事实判断是非长短，不抱成见。对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错误的东西，不论来自何方，坚决抵制和改正。他领导的纠正对待真理的主观唯心论和反对“两个凡是”的个人迷信的斗争，标志着一个新启蒙运动在沉睡的中国大地上兴起，其影响之深远不可估量。参与这场斗争的先进人物不少，但胡耀邦的领导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那种认为有永远不变绝对正确的真理，无须实践检验修正的唯心主义受到重创。
这种思想的新启蒙首先在经济领域引起反响。人们跳出了书本上和领导上钦定的这种主义或那种禁区的思想牢笼，摆脱了姓资还是姓社的学院式的争论纠缠，首先在经济改革开放方面迈出了大步，向多元化的市场经济和国际接轨进军。像魔术一样，短短的几年中，在经济领域中给人民以更多的自由导致了生产力空前的大发展。
顺理成章，成龙配套，按科学规律，经济的多元化和市场的自由开放必然也应该导致政治思想和体制的改革发展，从少数人甚至一个人独裁的专制体制逐步转向民主法治，包括实现宪法规定的思想言论自由和人民对国家事物的参与，批评，监督和其他权益的保证。可是，在一个专制统治传统根深蒂固的中国要实现政治大转变必然是一个万难的任务。“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不止一次指出政治改革的必要，但顾虑重重，没有起步。最主要的顾虑是唯恐改革导向政治多元，大权分散以至既得利益的丧失。胡耀邦无私无畏，进取精神更强，他的主导思想是，只要对人民和国家有利，自己下“油锅”都行，没有什么制度不可改正发展，也没有什么个人或党派的私利权位不能放弃。他是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者，真正相信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民才是高于一切的国家的主人。
不白之冤令中国痛失良机
事实证明，他的思想境界对中国大权在握的既得利益者来说，高不可攀，格格不入。他受到主观和客观条件的局限，尤其要受中国元老政治的制约，有如泰山压顶，难以自主。外人也看得出来，对有些来自各路保守势力的指示，如大反所谓“精神污染”和滥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名压制改革开放等败笔，他并不同意，但没有硬顶而采取权宜之计，消极应对。人民对此能体会谅解，但他的这种怠慢态度逃不过神经过敏的元老们的眼睛，最后不得不付出代价。特别是他对思想先进的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要求加快政治改革的心情志向更加接近同情。他（她）们提出的民主要求和表达方式如上街和平游行，在近代文明国家都是常见的，但在古老文明的中国的当权派不能容忍，而把这些新生事物都视为异端而归罪于胡耀邦主张采取的宽容政策。
摊牌的时候到了。1987年初，没有通过正式合法的程式，几个元老背着人民组织了一次批胡的突然袭击，就不明不白地把一位最受人民爱戴的总书记撵下台。这位全心全意为成万上亿的冤案受害者和家属平反的伟人自己反而受冤屈而郁郁身亡。这不仅是胡耀邦个人的悲剧，最可悲的是中国失去了在胡耀邦领导下向现代文明快步进军的千载难逢的良机。
胡耀邦不是“圣人”，当然会有失误和弱点，但无论是大节还是小节，他将作为中国甚至是世界的一位少见的杰出的领导人载入史册。
坦陈中国的确存在人权问题
最后我还想补充几行小注，我记得1986年胡耀邦总书记曾会见美国《华盛顿邮报》的副董事长和发行人凯萨琳•葛雷厄姆和她率领的该报几位名记者。我作为葛雷厄姆的朋友和中国记协书记也在场陪见。胡耀邦广泛地谈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当被问到中国的人权情况时，我设想他大概会像我们的人权问题发言人那样辩解搪塞一番，没想到他坦然地正面承认中国的确还存人权问题，需要继续认真改进。这种实事求是和敢于自我批评的风度给客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特别是葛雷厄姆本人就是一位正直的美国人，知道争取人权之不易。在“水门事件”中，她冒坐牢的风险，坚持揭露尼克逊的违法行为，直至把总统拉下马。她可能是胡耀邦会见的最后一位外宾。不久，胡耀邦被撵下台。当我后来在美国再次见到葛雷厄姆时，她很诚恳地对我说，如果那次会见给胡耀邦造成了政治麻烦，她感到遗憾和抱歉。
谈到中国的人权问题，我认为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胡耀邦。从革命早期的反AB团和整风抢救到建国以后的反右派，反右倾和文革，一场接一场，他都亲身经历，既挨整，也同情和帮助过挨整的同志。尤其是在平反冤假错案的斗争中，他深入了解各种复杂案情和无数受害者的遭遇和痛苦，为他（她）门的解脱，排除万难，费尽心机。当他向世界公开承认中国的人权问题是需要认真改进的时候，他说的是真话，表现出中国领导人的真诚、勇气和改革的决心，提高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威信。
作为唯物主义者，不可否认，中国的人权记录和许多国家（西方和东方）比，的确存在相当差距。过去连人权这个词在中国，都属资产阶级概念，人们至今还小心翼翼，不敢轻易触及。像言论自由这种起码的人民的政治权利在21世纪舆论一律的中国实际上还是非法的。在胡耀邦大力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中国的人权情况有所改进，但人权问题的官方发言人仍强调中国的特殊条件，不承认人类社会有普遍存在的人权标准，而且离开政治和法治的特定笵畴，文不对题，把中国的吃饭穿衣等经济问题也当作人权成绩去宣讲辩解。实际上，中国老百姓吃饭是靠自己辛勤劳动，不是靠谁恩赐。至于人民最关心的属法律和道德笵畴的长期经常受到侵犯或威胁的人身安全，个人尊严，言论开放，思想自由等基本人权，虽然早已写进国家宪法，但在中国沿袭的只允许一种政治思想和政党领导的专制体制下，人权当然只能屈居于至高无上的党权之下。
胡的接班人尚未出现在地平线上
非常遗憾，中国没有给胡耀邦时间与机会完成他雄心勃勃想把专制的中国变成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中国。不过他的抱负远见和为国为民的一片忠心反映了民心所向。要求发展真理，修正错误，尊重科学和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呼唤，一度在中国大地兴起。胡耀邦自己归结为“人心为上”。我认为它是远未完成的科学与民主运动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复兴，对中国的新老专制思维和政治体系是又一次冲击。难怪这位谦虚平和从来不自夸是什么领导核心或什么什么“家”的胡耀邦在人民心目中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希望。也难怪抵制革新维护专制的保守势力会背着人民，超越宪法党章，组织围攻，把胡耀邦轰下台。更难怪在胡耀邦含冤去世之时，广大有良心的人民是如何自发地和强烈地表达大家内心的悲痛和愤怒的，尽管这种表达方式的民权在中国实质上是被剥夺的。
胡耀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而且将二者有力地结合，给人们做出了榜样，树立了不朽的功勋，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遗产。他的视野和改革开放的深度，超出了比他权力更大的权势力量能容忍。“两个凡是论”虽已破除，一个新的“凡是论”又要取而代之，虽然不能像过去那样名正言顺。胡耀邦被迫留下的未竟的事业只能由后来人推进完成。这样的接班人，还没有出现在地平线上。用胡耀邦自己的感叹来结尾吧我们党经不起实事求是啊!他的这句话，给我们全国全党指出了努力奋斗的方向。
（编者注：年过八十的彭迪先生是中国大陆著名新闻工作者，曾任新华社国际部主任、美国分社社长、新华社副总编）
——原载《动向》月刊2006年1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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