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8日訊】（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楊家岱採訪報導）從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至今，已經過去40個春秋。原毛澤東秘書李銳日前在接受香港《明報》採訪時說，中共有必要借此機會，對文化大革命這場浩劫進行全面總結。其他一些中共高官也作了同樣表態。
反思、總結文革的意義在哪裡？爲什麽對於文革的深層次研究在中國仍是一個禁區？《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作者之一、原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所長嚴加其以及貴州自由撰稿人、政治評論家曾甯圍繞這些問題進行討論。
記者： 在文革發動四十週年之際，國內有起總結、反思文革這樣的呼聲，那麼現在來總結、反思文革，有沒有必要和意義？嚴教授您先說。
嚴加其：文革可以說在整個中國，也可以說在整個人類史來講，很特殊的事件，人類五千年歷史，可以說只有二十世紀有這樣特別的運動，是在毛澤東高度控制下的一場動亂，而且毛澤東時代在人類史上也是很特殊的：「人民公社」、共有制，上山下鄉，大串連，這在人類歷史上沒有過的，所以現在來研究文革有它的意義。
記者：曾先生，現在來總結反思文革，意義在哪裡？
曾甯：「文革」應該說是中華民族的一場悲劇，它本身也是一場鬧劇。本質上來說，文革是毛澤東個人試圖在以階級鬥爭、仇恨的理論指導下進行的，追求的是所謂的百分之百的，純而又純的烏托邦，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一場悲劇和鬧劇。
記者：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除了展示自己的戰績，就說有沒有建立或者說弘揚，某種意識型態的動機，它這個意識型態，你說它是烏托邦也好，說理想主義也好，說他反動也好，它除了權力鬥爭之外，有沒有其他意識型態方面的動機，嚴教授，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嚴加其：毛澤東思想現在看起來主要有兩大支柱，第一個支柱是建立一個共有制的、社會烏托邦主義，想建立一個完全共有制的社會，可以說是毛澤東整個一生的努力。
毛澤東第二個思想因素可以說中國五千年來傳統的專制主義，可以說從秦始皇以來高度的專制。這兩個因素就構成毛澤東整個思想體系。
記者：從定義上講，文革是毛澤東一手發動的，但沒有中央其他領導人的支持，像周恩來的支持，和廣大群眾的參與，也不會形成全國的運動。為什麼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一個國家會上上下下去支持一個，在以前就做過禍國殃民事情的領袖，比如剛才嚴教授講的公社化，為什麼會是這樣的情況？您怎麼看這個問題？曾先生。
曾甯：這既有毛澤東個人因素在當中，同時更有中國共產黨四九年建政以來，建立的一個專制集權的政治體制，在那樣專制極權統治裡面，毛澤東已經被神化了，被個人崇拜到一種神的地位上了。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的一句話，就相當於神發出的一個指令。
記者：原來《人民日報》的副總編周瑞金，他說文革不只是毛澤東個人的問題，同時也是中共黨和國家的政治體制問題，我們應該怎樣從政治體制上，看這個文革的成因呢？嚴教授？
嚴加其：文革的成因和毛澤東在五十年代公有化有關係，今天的中國大規模私有化的情況下，要發動文革是不可能的。這個在公有化的基礎上，黨控制了每個人的生活資料，這個情況下造成集權主義起碼的前提，應該說在文革以前的十七年中間，中國社會激烈的弊病越來越多，特別是一些官員的特權，在民眾中間已經引起很多積怨。
所以毛澤東一旦起來發動造反，就得到相當一批人的響應，沒有公有制的基礎，沒有毛澤東高度的權威，沒有中國傳統的專制主義，這場文化大革命是不可能產生的。
記者：中共早就表示要百分之百的否定文革，全面否定文革。但是很多人都有一個印象，就是對文革深層次的東西，幕後的東西，當局還是不讓暴光，比如說汪東興回憶九屆二中全會、回憶林彪的事件，給人印象就是「猶抱琵琶半遮面」這樣一種情況。為什麼是這樣一種情況？嚴教授。
嚴加其：中國「非毛化」這樣一個過程，還沒有很好的進行，實際上這個階段是不能跨過去的。當然毛澤東作為歷史人物，對中國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對中國大陸的統一，對中國在西方中豎立的獨立，這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
毛澤東當然是一個巨人，但是毛澤東同時也是共產黨時代的一個暴君。在這種情況下，對毛澤東全面的評價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怎樣，「非毛化」，全面評價毛澤東是一定要做下去的。
記者：曾先生，現在在國內推動非毛化，有沒有風險，就是把毛澤東否定之後，會不會亂了？
曾甯：對，這個問題就是關鍵性的問題，現在在中國國內如果對毛澤東、對文革進行客觀的評價，就會得出對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基本上否定的結論，這個否定的結論就會導致現在共產黨執政權的合法性，受到質疑這麼一個問題，雖然毛澤東文化大革給中華民族帶來極大的災難，但是現在中國的執政者，對文革還是處於一個研究、討論的禁區。
（據自有亞洲電台錄音整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