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8日訊】在西方這種多元社會，其左右陣營十分清晰，在思想上有些影響的人基本上都被劃分到這兩個陣營。人死了，自然有本陣營的人出來讚美一番；而反對陣營的人，重的痛斥一頓，比如中國人熟悉的蘇珊．桑塔格去世後，馬上有評論家出來痛斥她的極左，借她的話說「她才是西方的癌症」（桑塔格曾說，白人是西方的癌症）。再比如另一個美國家喻戶曉的大主播彼得．詹寧斯去世後，右派雜誌立刻出來抨擊他報導的左傾、不公正。這些都發生在他們去世後兩、三天之內，而一個星期以後，媒體就連提都不提他們了，這就是新聞的殘酷性。
劉賓雁去世後，很多人歌頌，當然是很正常的。而我自認為不是劉賓雁陣營的，而且在如何看待共產黨和西方左派這種重大政治觀點上是站在他的完全對立面上，所以我寫篇文章不僅非常正常，更是對自己所捍衛的價值負一份責任。有人指責我 「鞭屍」，在美國住了十多年的鄭義先生也在上期《開放》搬出甚麼 「 屍骨未寒」之類，我只好聳聳肩。試想，如果我今天再寫一篇評李慎之的文章的話，會有幾個人看呢？又有哪家雜誌願意發呢？這是新聞常識嘛！
除了認為我批劉時機不當之外，鄭義還費了挺大勁找出不少我引言的 「 不准確」之處，冠上「失實、斷章取義、顛倒原意」等大帽子，更絞盡腦汁地分析了一通曹長青的 「動機、目的、使用手法」，咋一看，頗產生一種曹長青為了批倒批臭劉賓雁不惜時機，不擇手段之感。我還不知道自己居然「毒」到如此地步。鄭義先生的階級鬥爭的弦繃得過於緊張了吧？
我寫文章的第一個考慮是可讀性。長篇引用不僅破壞可讀性，更打斷我自己評論的連續性和一體性；而且政論刊物的篇幅，也不可能容許作者長篇引用，你只能從他的許多文字中尋找反映他基本觀點的東西，這當然還是常識。
鄭義首先指責我對劉賓雁《人妖之間》裡一句話（ 34 個字）的引用是 「自己加工的」。我只不過為了清楚，刪掉了一個括號（因為括號裡面可以是引用者自己的話，引用加括號很容易引起誤解），並為了節省篇幅而刪掉了兩個形容詞。鄭義先生居然洋洋灑灑地分析了一千七百字（其中大段引用劉賓雁原文）。我費了很大勁看完之後，無法不感歎：
我的智商絕對沒法和鄭義相比 —— 為了展示劉賓雁的新聞寫作不夠規範，引用一句話，能費盡心機算計到那種地步；即使我有鄭義拔高的那麼精明，它值得嗎？難道我瘋了。《人妖之間》不符合新聞寫作原則之處通篇都是，我另選一句就得了唄。事實上我看鄭義選的那些引文，統統都比我的更能證明劉賓雁不是在寫報告，而是在 「說書」，他豈止是「渲染王守信可能用色相交易」，根本就是在指控王守信用色相交易嘛。
其次，鄭義認為，我不應該批評劉賓雁在報告文學中使用心理描寫，而且我的批評不夠公平。事實上，關於新聞作品裡不能使用心理描寫，不能隨便用 「 想」，只能是被採訪者告訴記者他怎麼想的，這根本不是我的發明，而是從美國新聞教材上學到的，並在自己寫新聞報導性作品時小心地注意著。我今天去追究劉賓雁二十多年前的報告文學是毫無意義的，只不過因為他是報告文學的代表作家，現在他去世了，借他的作品提出一個中文新聞寫作的問題而已。而鄭義那充滿階級鬥爭的分析，頗讓我倒吸一口冷氣。
鄭義指出我在「 中國人所不瞭解的李登輝」一文中對李登輝曾使用過「想」。但鄭義先生故意忽略了，我開宗明義，文章是在和李登輝本人有過長時間交談，並對他進行了專訪之後寫的，他所有的 「想」，不是直接引語，就是引用他書裡的話。而我使用的 「蔣經國認為」，在該文同一段落，就清楚地表明，是引述來自俄國人拍攝的《蔣經國》影片的文字材料。而劉賓雁筆下那些人物們的 「想」，他沒有一個字的交代，說他採訪了那些「 想」事的人，或者讀了有關他們的資料，所以人們根本無從瞭解，那些 「 想」都是從哪裏來的，而且劉賓雁更使用了「 人們有些納悶」這種小說句子。哪些人們？劉賓雁怎麼知道人家納悶的？
鄭義極力為劉賓雁的報告文學寫法辯護，大概他是支持報告和文學混為一談的。這個問題誰是誰非，我絲毫無意爭辯；相信中國新聞界自會有自己的檢討，我只不過提出來，拋磚引玉（或許別人早就提出來了，我沒有看到而已）。
第三，我引用了一個胡績偉回憶劉賓雁文章中的陳述，鄭義指責我曲解胡績偉。沒錯，胡績偉沒有批評劉賓雁，但他清楚地提到有很多人指責劉賓雁「虛假報導」。同樣是一篇文章，鄭義看到的是胡績偉站在劉賓雁的立場上，認為所有挑戰劉賓雁報導真實性問題的人都不是好人，都是 「貪官污吏」。而我看到的是，有很多人指出劉賓雁失實，難道那些人統統都是壞人嗎？這裡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引用了胡績偉提到的一個現象，一個事實，卻沒必要一定同意胡績偉的看法。但在鄭義看來，我不同意胡績偉的看法，就是 「歪曲原意」「黑白顛倒」了。那我和劉賓雁面對一個同樣的美國，愣是看出兩個全然不同的世界，這又是誰在 「 顛倒黑白」呢？
鄭義 先生把劉賓雁和我的東西引來引去，大概因為太過於專注分析我的 「 階級鬥爭」心理，花了五千二百字，卻居然沒來得及回答最根本的問題：在我提出的三個問題上，我的文章有沒有歪曲劉賓雁？第一，劉賓雁到底是不是要尋求好的共產黨、希望由一個好的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走一條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劉賓雁是不是持極左派立場、堅決反對西式資本主義經濟？第三，以劉賓雁作品為代表的報告文學這種新聞形式是不是可取的？
最後，鄭義更是不滿我因劉賓雁去世而發的一段感歎。我大概也算比較早就產生了反共意識，但同樣是反共，我今天的反對共產主義和當年那種作為被壓迫者而和強權的抗爭已經完全不同。作為個人，我對人生的認識也隨著對一系列政治、文化、宗教等問題的重新認識而發生著根本性的改變。或許是由於我一直被新發現的東西而震憾，不斷地調節、改變著昨天的自我，因而對老一代共產黨人死活不跳出那個圈子而甚為不解。劉賓雁的去世，讓我再次想到這個問題。
人們在看一個剛走到盡頭的人生的時候，總是要想一想自己的人生，從中吸取點甚麼，無論是經驗還是教訓。我們撰文，更多是為活人，而不是為死人。在美國的這些年，我有機會地讀了一些西方名家的東西，他們在文學和哲學觀上各有不同，但比較下來，一個最大的感慨是，無論多大的名家，都可能在別人看來很淺顯的問題上產生重大盲點。每每想來，經常嚇出一身冷汗，名家們尚且如此，更何況甚麼名堂還沒寫出來的自己。
在寫到 「與劉賓雁分道揚鑣」的結尾時，我又想起這點，於是有感而發，警示自己： 「 人的頭腦是靠不住的，有時可以錯到驚天動地，而自己全然不知；所以任何時候的故步自封、自以為是都是絕不可取的。」有讀者理解成我是評價劉賓雁，這種作者和讀者由於心理距離而產生的誤解也屬正常，但鄭義先生說我 「 是在給劉賓雁蓋棺論定了」，這真是過於抬舉我了。在我之前，已經有那麼多讚美劉賓雁的文章，我只不過稍發一點異議，哪裏輪到我給劉賓雁「蓋棺論定」了呢？
鄭義先生的文章給人一種頗動肝火的感覺，於是我趕緊再檢查一遍自己評劉賓雁的文章，看是不是我有很不理性的地方惹人家這麼大怒氣。或許人總是看著自己的孩子漂亮，我實在沒找出甚麼不理智的地方。於是猜想，大概是鄭義先生（當然萬潤南同樣）在台灣問題上對我實在氣兒不打一處來，底火太大（因為兩位都表示了反對我的台灣立場）。如果真是這樣，能讓朋友們的火氣找到一個發洩點，我還是挺替他們和我自己高興的，起碼能暫時躲一躲就台灣問題的直接交鋒吧。
（原載《開放》2006 年4 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