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8日訊】（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採訪報導）清明時節，我和章虹回鄉掃墓。後因北京沙塵肆虐，便在故鄉逗留盤桓，樂不思返。
其間，我和中學同學、校友數度聚首，品茗晤談。我們除了暢聊社會萬象、世間百態外，還特別提到了40年前發生的文化大革命，並鮮明地、非受迫性地問了我們自己幾個問題：當年作為“老三屆”中學生的我們，幹過錯事、幹過不光彩的事沒有？我們是否也有應當承擔的個人責任？我們應當向曾被我們加害的人道歉和懺悔嗎？使我感到欣喜的是，大家迅速給出了肯定的回答，並在大榕的提議下，決定立即付諸行動。
說實話，在這之前，我們也常常憶及文化大革命。我們常說“咳，上了毛老頭的當”。這自然沒錯。我們還常說：文革使我們中的大多數失去了上大學的機會；10年插隊使我們虛擲年華、蹉跎歲月。這些也沒錯。我們還願意說：文革中保了校長龐學淵，保了常熟縣委書記湯西谷。這些也都沒錯。
然而，有一些事我們卻有意無意地加以遺忘，也有意無意地不想提及，並且還很想逃避和推脫。例如，副校長王民、縣長梁傳祿曾經慘遭我們的羞辱和折磨。地理老師仲士驥、數學老師程聿鎏、語文老師張振甯曾經受到我們精神上和肉體上的雙重加害。
我們還多次“大義凜然”地抄家，抄地、富、反、壞、右、資本家和走資派的家，以及激情燃燒地拆廟毀寺、辱駡僧尼。……偶爾有人提到了這些事，我們也很願意為自己開脫，說：那些受害者身上的“走資派”、“壞人”和“牛鬼蛇神”標籤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給貼上去的，不關我們什麼事；他們的“罪行”也不是我們發現、發明的。
但是，這一次我們沒有放過自己：我們不讓“牛鬼”吃飯而令他們吃草，難道這事也能推到別人頭上去？我們命他們互毆，並對不願互毆者拳腳相加，這難道不是我們應負的個人責任？我們在批鬥他們時蠻不講理、無限上綱、不准回嘴，難道這不是我們的罪錯？
在我看來，從文革這場制度性反人權浩劫中應當汲取的基本教訓是：無論以什麼藉口，都不允許踐踏人權。
今天，我們已經清楚，即便他們真的是該受懲處的壞人，也擁有人格不受侮辱、人身不受侵犯和進行自我辯護的權利。同樣，他們的家園也不能被任意侵犯。今天，我們痛切地看到，在文革面前，人道、人性和人權真是不值一文！那所謂文革，完全是一場國人在最高當局愚弄、誘使和驅使下所進行的登峰造極的反人權運動。
今天，我們已然不惑：那場運動的目的，是把“革命物件”做人的尊嚴全部打掉，而“革命動力”也會不時被?去畫皮，顯出“物件”的原形。此外，“動力”之間也分派互鬥直至互相殘殺，都巴不得把對方打成異類、整成“對象”給滅了。
40年後，我們終於比較痛快地認了自己的責任，並向王民副校長的女兒表示了我們的歉意和悔意（王民已不幸患上老年癡呆症）。由此可見，對做過的不光彩的事不肯認賬，不想道歉，這大概是一種人性的弱點。
大家知道，一部分日本人至今不肯認侵略中國的賬，胡說是為了建立大東亞共榮圈而“進入”中國。無獨有偶，中國官方也在胡說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是好的；他們自己不想反思，還設立禁區，強迫別人遺忘和不准別人反思。
這裡，我想先說句公道話：關涉人性弱點的事，的確不大好辦；要是事情不大，盡可任由它去。然而，日本侵華是大事，那些日本人拒不認賬肯定是不行的。
中國文革是大事，官方壟斷話語權、推卸和逃避執政者犯下的國家罪錯，肯定是不行的。文革是國人永遠不能淡忘和疏離，並應衝破官方的阻撓和封鎖，對其加以深刻反思、作出認真懺悔並從中汲取慘痛教訓的歷史大悲劇。
在我看來，從文革這場制度性反人權浩劫中應當汲取的基本教訓是：無論以什麼藉口，都不允許踐踏人權。保衛紅色江山永不變色也好，為了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也好，年輕無知、上當受騙也好，……所有這些神聖、動聽、合理的藉口都不能成為踐踏人權的理由。
不論是“左派”的人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權，“站對隊的人”之人權，還是“右派”的人權，“走資派”的人權，“站錯隊的人”之人權，都不能被踐踏。
在我看來，作為汲取教訓、不讓文革重演的第一步，應當是立此存照-立像、立碑、立館和立日。立像是立那些英勇的反文革志士的像，如遼寧立張志新的像，北京立遇羅克的像，上海立王申酉的像，江西立李九蓮的像，吉林立史雲峰的像。立碑是在各大中城市立文革受難者紀念碑。立館是將毛澤東紀念堂改為文革博物館。立日是將每年的5月16日定為“國民懺悔日”。
中國官方曾經口口聲聲說要「徹底否定文革」，但這四件最起碼的事，他們一件也不做。不僅自己不做，還不准別人做，不准別人反思文革。“不准”的藉口是什麼呢？是他們“已經作了結論”了，要大家“向前看”。顯然，在這樣的藉口之下，他們是在繼續奉行毛澤東定下的文革宗旨-踐踏人權，踐踏人的思想自由權、言論自由權、表達自由權、知情權和出版自由權。
2006．5．20於 北京家中
（據自由亞洲電台錄音整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