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1日訊】老舍1949年後創作了《龍鬚溝》、《春華秋實》、《青年突擊隊》、《女店員》，在這些作品，分明表現出一種主動尋找“新時代”的自覺性。父親（章伯鈞）在看了他的話劇《西望長安》後，再不讀老舍了。十幾年後，老舍仍在繼續“尋找”，不過，他轉換了方向，是向後“尋找”了！向後找甚麼？他要找回自己，找回自己熟悉的人物，人情，人性。於是，晚年的他寫出了經典之作，也是收官之作的《茶館》。《茶館》的本質意義，是一個飽經社會滄桑，熟諳人情世故的作家對孩提時代的“文化反芻”。毫不過分地說，《茶館》挽救了老舍，也成就了老舍。筆寫至此，我又不禁聯想到京劇名演員程硯秋。1949年前的程老闆是想唱甚麼就唱甚麼，連唱數月戲碼不回頭，因為肚子裝一、二百出戲呢。1949年，他只能演七出戲，因為上邊只許他演七出戲。程硯秋要求上進，入了中共。可在病危時刻，他向黨提出的要求是希望能恢復演出《鎖麟囊》。這是甚麼？這也是“文化反芻”──多麼深刻的文化現象啊！如今，我們生活在一個全球化體系，似乎更需要從歷史上、理論上、政策上對百年以來的文化問題做出新的反思和歸結。
毋須點明說穿，我們的文化事業是被政治權力高度掌控、嚴格監管的。老舍的筆，程硯秋的嘴也不例外。更嚴重的是，在我們這一個政黨能動用國家力量，來強行貫徹文化政策。文字改革（即漢字簡化運動）就是首開先例的一個典型。文字乃文化之根，是歷史之本。從一個字的形成與演化，我們得以窺探到華夏千年的歷史，人類的發生和生存。紅色政權成立了，立即就要改動這個“根”與“本”，而這個改動居然是由一個叫“文字改革委員會”的機構一手包攬。領導人吳玉章不是文字專家，是中共元老。這個機構開了些會議，便形成了“漢字簡化方案”檔；很快，“方案”上報了中共中央；很快（時隔三月），第一批漢字簡化方案在全國推行。推行的重點就是報紙和學校。當時，民盟中央領導人個個震驚，議論紛紛。如此重大的政策，咋就這樣出臺了？和中國老百姓商量了嗎？和文化育新聞藝術機構商量了嗎？和語言文字的專業人士商量了嗎？而後者正是民盟組織之優勢所在。父親對這種獨斷專行做法和漢字簡化方案以及改豎排為橫排的版式都極為不滿，並到處表達這種不滿。不久，在一次民主人士的聚會上，周恩來見到我的母親，特意走過去。寒暄幾句後即問：“健生，你是懂書法的，你說說，簡化字和橫排版好不好？”母親答：“我不習慣。書法還是繁體字好看。讀書也是豎排好看，說不上一目十行，但是我瞥上兩眼，一頁內容就都能知道個大概了。現在看橫排版，我要一行一行看個仔細才行。”周恩來笑笑，點點頭。回到家中，母親便把與周恩來的簡短談話，告訴了我們。
父親聽後，說：“這叫徵求意見？”以上的事發生在1956年。到了1957年反右運動，“漢字簡化運動”升格為政治問題，換句話說，對漢字簡化的態度就是對中共的政治態度。“染透猩猩血，風釀楚天秋。”章伯鈞反對漢字簡化的發言，成為他“劃右”定性的重要罪狀。著名學者、文字學家陳夢家為此而送命。還有許多的師（特別是語文師）、職員、機關幹部對行政幹預漢字簡化工作表達了不同意見，而丟掉飯碗，最後家破人亡。彭小明先生的這本書，就是對這段沉重歷史，對這個嚴重文化事件的系統梳理、解析與歸納。書中有一節，標題為〈識繁用簡：恢復官方正體，簡化字降為書寫體〉，對此，我是非常認同的。最近從與齊白石子女家屬吃茶閒談中，我得知：有人說章詒和是個怨婦，滿篇滿紙皆是怨。他們概括的真准，說的也好。樹砍光了，水斷流了，太湖水都臭了，老鎮古城只剩下經緯度是真的了，怎地不怨？中華傳統快滅絕了，怎地不怨？民族文化的根子也拔了，怎地不怨？我想，無怨者定是既得利益者或是幹那些斷子絕孫事的人！
是的，而今能在文化上能守住根的人，已經很少，很少了。我們這個民族還能有文化意識的復蘇嗎？我是很悲觀的。現實的情況是──叫我們的孩子學簡化字，練英語，中學語文課本撤掉唐詩宋詞、換上金庸陳忠實。課外組織學生去參與“紅色經典”（實則是有紅色而無經典）的欣賞、學習、遊覽等大型活動。而潛在的另一種現實情況是──那些政壇老將與新秀，幾乎個個都在家惡補古文，背古詩，哼京戲，拍昆曲，拉胡琴，練繁體字書法，把玩古董，收藏字畫。因為誰心都清楚──政治等級終極體現是文化等級。於是，各級官員在一番吃喝的同時，也急“提升”自己的文化品味。
胡錦濤的四字橫幅由右向左書寫，寫的是繁體字
最近，網上看到胡錦濤先生的四幅書法作品，其中最有名的是“高瞻遠矚”四字橫幅，流傳極為廣泛。寫得好壞還在其次，令大家感興趣的是，胡先生寫的都是繁體字，且由右向左書寫。看來，他是懂得漢字的。
2007年10月27日於北京守愚齋
轉自《新世紀新聞網》(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