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6日訊】第十六章 王光美、江青、孔慶東與五類分子
在大陸，40年前，王光美是大惡人，江青是大美人；過了十多年，江青成了大惡人，王光美變為大美人。在海外，反共圈內視王光美江青都是大惡人，擁共圈內則與大陸一致。這是為甚麼呢？因為無論海內外，無論反共者擁共者，都視王光美、江青為階級鬥爭的物件，而絕然忘了她們首先是人。只要是人，就有人性；惡的人性，善的人性；醜的人性，美的人性；裝假人性，示真人性。縱然是桀紂、嬴政、楊廣、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鄧小平這些殺人魔王，也總會在作為兒子、丈夫、父親時閃現出人性的光輝，王光美、江青其能外乎！所以，在一般情況下，雖然完全沒有必要去訴說去強調王光美、江青有人性美，但是，在論及階級鬥爭文化時，論及人性時，是不必諱言說王光美、江青也有人性美的。
筆者曾在06年10月王光美去世時撰文「王光美大處不糊塗」，末段曰：「王光美作為一個婦人，較之許多完全匍匐在毛澤東腳下的黨國要人要硬朗得多；王光美作為一個妻子，對得起患難與共的丈夫劉少奇了！至於往後的作秀，大做文章的苛求者應該首先看到王光美對丈夫的大節。從人，從人性的角度來看，對一個經歷了九死一生、夫死子亡的未亡人和母親，我們還是應該多一點悲憫和寬容。」拙文引發了一些言正辭嚴冠冕堂皇的批評斥責。
為甚麼對手或敵對營壘中的人就不可能有人性中的善、沒有真與美呢？這同黨文化罵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是「頭頂長瘡、腳底流濃」，要「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永世不得翻身」異曲同工、一脈相承。階級鬥爭文化的毒素確實已經滲透到血液和每一個毛孔細胞裡了，只要是對立方就萬惡不赦，連舔犢之情、親子之愛、夫婦之貞……這些最基本的人性都要予以踐踏。我們的社會生態就是如此的扭曲、悖情、乖戾和反動！
江青處於強勢時，踐踏蹂躪王光美，我們跟著起鬨；王光美處於強勢時，踐踏蹂躪江青，我們也義憤填膺。五類分子、江青、王光美是階級敵人時，我們踐踏蹂躪。現在我們不踐踏蹂躪五類分子了，因為我們不再視五類分子為階級鬥爭的對象，開始多少視他們為人了。可為甚麼我們還要視王光美、江青為階級鬥爭的對象，繼續踐踏蹂躪王光美、江青呢？最近有北大教授孔慶東者宣稱「她那個階級是我們政權的敵人」，「共產黨對他們是極其寬大的，但他們仍夢想變天」，「改革開放後都平反昭雪了，但大右派還百倍瘋狂地向人民索取，比當年兇惡十倍」。這是階級鬥爭說的捲土重來。這不奇怪，共產黨的理論基礎如此，孔慶東不過憋不住幫兇，搶先獻媚說了真相出來而已；如果真的改了，倒是奇事一樁了。應該奇怪的是海外以民主自由為追求為鵠的的知識人，為甚麼會與孔慶東一樣，視王光美為階級敵人、視共產黨為階級敵人呢？這不是贊同認可階級鬥爭的理論麼？我們為甚麼就不能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視對方為人，哪怕是要殺我們的情況下，也視對方為人，而不是階級敵人。我們可以反抗，應該在死亡的威脅下反抗，但是我們還是要把對方視為人，是惡人，而不是階級敵人。如此，我們就能從人性的角度去對待理解社會、人生中的善惡、真假、美醜的矛盾與抗爭，而不是繼續沉陷在階級鬥爭的泥坑裡。如此，積微積漸，潛移默化而導致良性循環，從根本上將萬惡的階級鬥爭黨文化予以改變，纔有可能。
請看一些被視若無睹的現象。筆者稱它們為異數文化。這種異數文化以及人們對待它們的態度，正是筆者上述怪論的印證，也是墮落末世的徵象。
堅持的異數
「四人幫」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受審時，江青不認罪不認錯，大鬧法庭，公開宣稱「我就是主席的一條狗！」所有的輿論都不齒她的這句話。其實，說這句話的江青，江青說的這句話的涵義比起所有風吹兩邊倒、永遠騎牆、最後仍然匍匐在毛澤東腳下的黨國要人包括鄧小平都要坦率、實在、有擔當甚至道德得多！江青確實是一條狗，但江青雖然是一條狗，卻不是那種斷了脊樑的癩皮狗！對於毛澤東來說，江青是一條忠狗義狗！人性中忠義的品德是美德。江青具有這一美德！全中國、全體知識人沒有看到或絕對諱言江青的這一美德。制度文化不許可不允許不可能肯定讚頌江青的這一美德。制度文化反倒肯定鼓勵朝秦暮楚朝三暮四反戈一擊重新做人的「美德」。「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正是這種顛倒文化的具體延伸、化解和表徵。
中國古代的章回小說中有「降漢不降曹」、「為朋友兩肋插刀」的故事。讚的就是忠義、不背主。關羽為保全二嫂一侄，忍辱負重，降漢不降曹。單雄信被李世民抓住了，一心忠主公王世充，死不投降。李世民手下許多大將軍是單雄信的拜把兄弟，其中秦瓊還曾受惠單雄信甚深。開刀問斬單雄信的法場上，秦瓊、程咬金諸拜把兄弟來送行，單雄信喝了程咬金的斷頭酒，卻不理秦瓊。秦瓊感佩單雄信的忠義，自知理虧，負疚甚深，遂用兩把短刀插在自己的左右腰肋間，以此來送別兄弟單雄信。單雄信和秦瓊忠肝義膽、兩肋插刀的故事千載流傳。當今之世，已沒有人對此感興趣了，知道的人也很少了，新式的人還會嗤之以鼻。忠義之美德恐怕應世而斬。
張春橋在審訊期間一言不發，對任何問題都一言不發，自始至終一言不發。這些中共的核心人物，包括劉少奇、鄧小平，同毛澤東一樣，整肅殺害過許多人，手上沾著許多無辜者的鮮血。他們十分清楚明白一旦被決定整肅，是無論如何也逃脫不了完蛋的命運的。這是他們自己參與創立的制度、扭曲的文化所決定了的。千千萬萬被他們整肅殺害的冤魂就是明證。可是一旦他們自己「入甕」時，卻幾乎全然忘了這「甕」正是自造自設的。人性的最後掙扎冀其萬一的希望大約是每個人都逃不脫的劣根性吧。劉少奇徘徊在毛澤東家門口，冀其邂逅，乞憐求恕；彭真高呼自己是第一個喊「毛主席萬歲」的人；陳伯達在秦城聲稱自己救過毛澤東一命；所有被批鬥者都匍匐認罪、乞求恕免。無一人因乞求而得到寬赦。這是階級鬥爭的黨文化在原則上本質上確定了的，沒有任何人，沒有任何事能得到例外。當代史上，唯一明白此理而不作任何乞求的是「四人幫」中的張春橋。在這一點上，
張春橋的人性較之中共任何其它的黨國要人是有高下之分的。有參加審判「四人幫」的法官回憶文章說張春橋在預審時也是很會說的，恐怕是意識到這一點的事後補救功夫。張春橋確實是一個異數！
江青的堅持、張春橋的沉默，這裡有沒有人性的美？相對來說，應該是有的。
扭曲的異數
說到扭曲，王光美是異數中的顯例。人多以王光美安排毛劉兩家後人相會為題目議論紛紛，或譏其忘了夫仇，或讚其大度，或責毛劉乃一丘之貉，或哀其無可奈何。所有這些見仁見智都不錯，獨未見其極端痛苦扭曲之心靈的咬嚙。王光美也是人，人性的善惡真假同樣具備！
評劇大演員新鳳霞在文化革命中被打致殘，半身不遂，輪椅代步。王光美坐了七年的秦城監獄，擬判死刑，毛氏不只哪根筋動了，筆下留人，才虎口餘生。新鳳霞王光美劫後驚魂，邂逅某處，王對新說：「我們都是毛主席的好學生。」這是海外《開放》雜誌刊登的一篇文章裡說的。應該是可信的。論者多以此詬病王光美。
然而，王光美未見報刊的另一面是：1980年，中共中央平反劉少奇，悼詞和生平簡介頗費周章，其中有一句當時的套語「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劉少奇」。按照黨文化的慣例，這是對劉少奇的最高頌揚和肯定。
劉被毛直接殘害慘死，慘到瘋癲，慘到70斤重的赤身裸體，慘到全身沒一處好皮肉，慘到燒化時沒有名字……現在竟又是「毛主席親密的戰友」！所有參與者上至最高當局華國鋒鄧小平，下至秘書打雜者，謊言製造的順當隨便和接受的泰然自若，另當別論。且看王光美是如何對待的。王光美凜然拒絕，中央做工作，還是拒絕，並且以如果不刪掉這句話，將不出席追悼會相要挾。最後，中央妥協，刪掉了這句話。這段隱情，筆者得之於梁漱溟先生的孫子，他講述其祖父去世後全國政協發表介紹其生平文字中發生了類似問題，提到了劉少奇王光美的前例，應該是可信的。我查閱了劉少奇的悼詞和生平介紹文字，果然如此！由此，我們知道，王光美在凡能使她想起毛澤東的時刻和場合，會是如何的痛苦和扭曲。她只能只得如此作假，如此酸苦辛澀裡說甜蜜，心碎著演戲！我們為甚麼就絕然不能稍稍站在王光美的位置上想一想？！這同王光美曾經為虎作倀兩碼事。不能在說這事時務必要先把王光美的老底臭一番，才算公正，才是愛憎分明。這也未嚐不是我們這個時代扭曲的一部份！為甚麼我們非要像中共對階級敵人地富反壞右那樣對王光美們呢？1957年後，我們才來說地富反壞右好話的歷史不要重演。現在就不要把王光美們當作階級敵人，視王光美們為人，一個複雜的人，一個既曾為惡也有善心母愛的人，同地富反壞右一樣的人，同我們一樣的人。
如果是筆者美化了王光美，過了頭，那麼，能否當作是矯枉過正，不過正則不能矯枉？！在這個扭曲的時代，或許真需要矯枉過正啊！
貴為曾是國家主席夫人的王光美逃脫不了制度文化對她的制約，對她人性的扭曲！
57年的謊言朦昧愚民打磨威嚇殺戮，57年的灌輸教育培養訓練，已經深入滲透到我們這個民族的血液和骨髓中了，並不在腠裡，在膏肓了！除了脫胎換骨，別無他法。幾代人的脫胎換骨，也就是毀滅與重生。制度的毀滅可能一朝瓦解，文化的更新則決非一蹴而就。或者是舊文化也隨著舊制度毀滅，人性得以復歸、重光。但願如此。檢討的異數。
寫檢討，是毛澤東整治知識人的一大發明，是侮辱、摧殘知識人的無上妙方。給你一絲希望，認識、挖掘、坦白、交代、檢舉、服罪、求饒，跪下去，趴下來，求饒，求饒。他居高臨下，俯視著你，開懷、訕笑、冷笑、獰笑、大笑……知識人的人格、尊嚴、精神、靈魂被糟踐的體無完膚，許多人就此斷了脊樑。章伯鈞夫人李健生回憶道：
「周新民死的才慘哪！……他上午交一篇、下午交一篇，交待。他寫的大概有一房子……（他）在法學研究所……張友漁正的，他的副的。後來死的時候糊塗了。『我是共產黨員，我就相信共產黨。』就這麼兩句話……一直沒有醒過來。……天天寫，哪有東西寫！太苦了。」（摘自：李健生1985年往訪梁漱溟談話錄音記錄整理稿。）
57年間，大陸知識人寫的坦白交待檢討書的文字大約比57年來所有的出版物都要多上100倍。沒有一個人不在檢討裡全面否定自己以顯示黨和毛澤東的英明正確偉大、以表明自己的認識深刻真心悔改的。
57年來、千千萬萬知識人只有一個人成了檢討的異數，那就是聶元梓！聶元梓是十年浩劫文化革命中寫第一張大字報的人，是毛澤東欽命的文革第一人，是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主任，是「九大」的中央候補委員。聶元梓在紅得發紫又跌的最慘、關了18年之後說：文革中的錯誤，「我不能負責；不論錯誤有多小，一分責任我也不負。」（摘自謝冀亮：《聶元梓口述自傳》，載《博訊》。）
這是擲地有聲的話！聶元梓的話其最有價值處不在歷史事實，而在膽大包天，不自我糟踐。這是大陸知識人檢討文化中的第一聲金雞報曉，卻似乎沒有一個人注意到。這是為甚麼？聶元梓過氣了？聶元梓是刑滿釋放人員？所有糟踐自己檢討過的知識人不好意思？所有知識人的新貴們事不關己、不明究竟、不以為然？都是，也都不是！陶醉了，新貴們只要付出一點聽話配合的代價，洋房汽車職稱地位名聲垂手可得；麻木了，老一代心有餘悸導致的習慣性的服從已成條件反射。這一知識人從匍匐而直起腰來的萌芽被扼殺了，被淹沒在陶醉與麻木的汪洋大海裡去了。全中國如此！全體知識人如此！
附帶說一下「等級的異數」。公候伯子男以至當今名目繁多數不勝數的等級分類、分別、分配，如黨籍可代幾年徒刑，如何級可配汽車、司機、秘書，如何時何事到中央委員一級止、到政治局委員一級止、到政治局常委一級止……這種等級文化已為大陸全體接受、習以為常，視為天經地義了，不論也罷。所謂「等級的異數」是指這種文化遍及滲透到任何角落和大腦中樞的每一條神經末梢，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坐牢分等級不奇怪。我該坐甚麼牢，不給我坐甚麼牢就憤憤不平，認為受了委屈遭到不公歧視，這種心態才是「等級的異數」。請看聶元梓口述自傳裡神叨叨的牢騷：
那些人就是要整死我。按我的資歷，我的級別，我應該是進秦城監獄的。解放以後第一次給幹部定級，我就是12級，是高級幹部。後來晉升級別的時候，我還發揚風格，把晉升的機會讓給別人。不管怎麼說，我的級別是可以進秦城監獄的，那裏的居住條件和伙食都比普通監獄要好得多，那裏關的都是高級的政治犯啊。鬥爭我的時候，宣判我的時候，把我的問題說的那麼嚇唬人，進監獄的時候，卻讓我進了延慶的普通監獄，和小偷、流氓、殺人犯們關在一起！
這使我想起了鄉諺：討飯人也說自己的米白一些。淪為囚徒了，斤斤計較埋怨撒嬌的竟是此。這比討飯人說自己米白的等級心態遠過之。我們的等級文化力量神奇到如此「異數」的地步。最可悲的是，經歷了這一切的浩劫後，遭受了如此深重的個人苦難後，聶元梓的這種心態依然故我，國人尤其是那些有類似坐牢經歷的黨國要人幾乎無一例外的如此心態。異數文化，也就是黨文化，將我們的國家我們的人性折騰成如此模樣。夫復何言！
欺騙的異數
林彪吹捧毛澤東是明著撒謊，兩造都心知肚明。「頂峰」論；一句頂一萬句，句句是真理；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這種吹捧與肉麻的頌揚不同。無論「我們永遠跟著你！」、「難怪陽光格外明亮，原來機艙內外有著兩個太陽。」還是「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恩情大」、「三忠於」、「四偉大」，都是文學性的誇張、象徵、比擬的手法，或浪漫或撒嬌，郭沫若們自己心裏其實是很明白的，也說不上就是撒謊欺騙。「頂峰」諸論的出台，則牽涉到哲學、人文的基本常識，明白無誤地與常識擰著干了，明確不易地告訴你：我就是要這樣撒謊騙人。林彪吃准了毛澤東需要這種吹捧，他摸透了毛澤東異於常人的心理狀態，他篤定毛澤東會一時接受。都說是林彪迎合毛澤東，其實，骨子裡是毛澤東配合了林彪。沒有毛澤東默契的配合，造神運動是不可能如此迅速龐大完備瘋狂地席捲神州大地的。林彪與毛澤東鬧彆扭後，五一節上天安門城樓遲到早退，不與毛打招呼；在大會堂與毛澤東一起接見外賓時獨自坐在一個角落，不辭而別，也是一種明白無誤的表示：我與你尿不到一壺了。林彪確實是一個大騙子，但也是一個公開堂皇的騙子。制度和文化成就了這種明目張膽地對十億人的欺騙。這種公然的撒謊欺騙文化——異數文化，國人懵懵懂懂、似知不知，若明不白。既然沒有清算它，它的變種自然繼續、延伸。「四個堅持」、「三個代表」、「穩定壓倒一切」、「和諧社會」即是。不過比起「頂峰」諸論來，那氣魄、氣焰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麻木的異數
麻木，當然是指芸芸眾生的無知覺，其異數，則是自以為覺悟者的阿Ｑ化。這是當世獨有的景觀。
在海外見多了關於大陸災難、貪墨、墮落的報導，就以為滿中國滿世界都應該知道這些，其實你只要一接觸其它層面上的人群，就會明白滿不是這麼回事。大陸的朋友總是或明確或暗示應該多看到光明面。西歐南歐的各首都城市，現在都有許多中文網吧，筆者因自己計算機故障，多次進去上網瀏覽，順便做了一下粗略的調查，結果是：進網吧十次，網吧裡人數在38～89，平均56人，95%的人在30歲以下，40歲以上的人極少見，50歲以上的人除我外沒見過。網吧裡所有的人都在聊天、打遊戲、看在線的電視劇，沒有一個人是看時事新聞的。海外目前計算機還沒有任何屏蔽，網吧也沒有任何駐華使館勢力滲透控制。西歐南歐華人以浙江青田縣人歷史最久、人數較多。我在青田人裡做過調查，我問過相處的遇見的青田人是否知道他們的鄉賢章乃器，被詢問的人裡有大學生、中學教師、僑團負責人，十年了，沒有一個人知道，卻基本都知道青田人的陳誠、陳慕華。陳慕華在外貿部長任上時回過家鄉。陳誠的兒子陳履安90年代回過鄉祭祖。
浸淫在民主自由訊息中的人們，以為世人都像你一樣渴望民主自由，瞭解你所瞭解的動態訊息，就大錯特錯了。人們幾乎甚麼都不知道，不願意知道，不屑於知道。十五、六歲的孩子不知道孫中山的十之八、九，20歲不知道「6．4」的幾乎是全部，30歲不知道文革反右的凡問皆是。他們最關心的是眼前的利益、自身的利益。所有可以感動人的事例都不過是故事，所有說「脊樑的有無，應該自己去看地底下」的話都是一種自我安慰、自我陶醉。也許，這說的有些過了，但非常悲哀，這基本上是確鑿的實情。精英們總在自己的圈子內轉悠，思維習慣已很自然地適應圈內文化、以圈內文化為主，幾乎沒有或很少接觸底層大眾，卻又幾乎個個自以為「秀才不出門，已知天下事」，全局在握、成竹在胸，講話著文，大言炎炎而難及邊際。
謊言與遺忘是相輔相成的。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迴盪著57年期間每時每刻每分每妙的謊言，空前絕後地成就了遺忘的功用，成功了全民的麻木、冷漠、自私和癡呆。
海內外每天網上為自由民主發議論的、搖旗吶喊的、跟班的，滿打滿算不過百餘人，十餘年來，基本上也就是這些老面孔。為甚麼？為甚麼慘不夠？為甚麼打不疼？為甚麼不知恥？為甚麼喚不醒？覺醒的人又為甚麼總是自覺不自覺地自欺、誇大、陶醉？「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這句毛澤東的名言、黨文化的正統麻木異數的鴉片煙，我們都或多或少地吸食進去了，我們步履踉蹌，思維沉迷，總也走不出這一黨文化的怪圈、跳不出陳舊的窠臼，脫不出佛祖的五指山！
墮落的異數
毛澤東時代的知識人其愚忠、受辱、匍匐、自責超古邁今，亦堪稱神州一絕。陳徒手作「午門下的沈從文」：讓沈從文震驚的是，寫大字報揭發最多的居然是他曾經幫助過的范曾。范曾寫道：「（沈從文）頭上長膿包，爛透了。寫黃色小說，開黃色舞會。」沈從文在一張大字報中用了八個字來表達觀後感：「十分痛苦，巨大震動」。1962年范曾來到歷博當沈從文的助手，為編著中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繪插圖。此間調動工作，沈從文盡力最多。據知情者介紹，當時范曾天天給沈從文寫信，有一天天剛亮就敲沈從文的家門：「昨晚夢見沉先生生病，我不放心，連夜從天津趕來。」文革期間與沈從文過從甚密的黃能馥、陳娟娟夫婦說：那時，范曾畫了一個屈原像。沉先生看後，還是善意地指出一些服飾上的錯誤。范曾指著沉先生說，「你那套過時了，收起你那套。我這是中央批准的，你靠邊吧。」……這是沈從文晚年最慘痛的一件事情，後來他再也不提范曾的名字。
蕭乾在去世前曾出版過一本《風雨平生》的口述自傳，赫然記述著宅心仁厚的沈從文也曾用類似的方式對待過自己的右派學生蕭乾。反右期間，在批判蕭乾的大會上，沈從文站起來積極發言說，此人早在1929年就同美帝國主義勾結上了。這樣的揭發出人意料，但蕭乾只是把它看作是在階級鬥爭面前自保的一種方式，沒有過多去計較。他們的關係還一直維持下去。文革期間，蕭乾亦想走沈從文的老路，也曾服毒自殺未遂。1972年蕭乾從干校回京後去看望沈從文，見它住房困難，出於好心，就想托當時市革委的一位朋友幫助他解決一下。沈從文得知後，勃然大怒，電話裡痛罵蕭干乾耽誤了他的政治前途，並質問「你知不知道，我正在申請入黨？」因為此事，兩個有著幾十年師生情誼的友人，斷然絕交，不復往來。
畫家范曾的墮落不論也罷。因早逝而與諾貝爾文學獎擦肩而過的沈從文最與世無爭了。他大約是中國最好的小說家了，讓他獲得瑞典皇家文學院垂青的都是1949年前寫的湘西鄉土文學。49年後，沈從文總是挨批挨鬥，活得很卑微很窩囊。他只是要求安生地活著，與他小說中的那些小人物一樣。如此卑微窩囊甚至猥瑣地活著，卻需要他付出心靈人格墮落的代價。沉的墮落與范曾迥異，是為墮落的異數，正如巴金、冰心在屠戮面前沉默一樣。這是時代文化的特徵。這樣的事例實在太多太多，已成為常例了。一個時代，知識人幾乎全然如此，而在整體上絕不反省絕未反省不能反省，這種墮落的異數其實也就是「常數」了。究其因，當然是制度文化人性三者的綜合作用。
懺悔的異數
人性在特定的制度、文化陶范制約下，其醜陋的一面會膨脹至喪失人性而不自知。流亡法國的四通公司的前總裁萬潤南回憶在清華大學讀書鬧文革時高干紅衛兵的瘋狂：
「文革初期，盛行過一副有名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是『基本如此』……這哪裏是甚麼辯論，完全是一邊倒的喧囂。『老子英雄！』領呼的女兵一聲長嘯，『兒好漢！兒好漢！！！』台下一片豪情澎湃。『老子反動！』領呼的男兵一聲叱吒，『兒混蛋！兒混蛋！！！』台下一片殺伐洶湧。……」
如此完全悖情悖理悖常識悖語文的話為甚麼就能喊得如此理直氣壯毫不動搖毫不知恥？大革命的文化狂飆使人失去理性，制度保證了安全、安然，於是人性中的自私、衝動、欺負慾、表現慾、殺人慾就藉著這一股狂飆狂熱地發洩出來。
1966年8月18日，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在天安門城樓上給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毛澤東問她叫甚麼名字，得到是文質彬彬的「彬」字回答後，笑著說：「要武嗎！」宋彬彬改名宋要武，對階級敵人再不文質彬彬、溫良恭儉讓了，代之以狠鬥、狂打，往死裡打。風聞宋彬彬揮舞著軍用的銅頭皮帶抽向了地主、地主婆、右派、國民黨殘渣餘孽、反動學術權威、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牛鬼蛇神。專門抽打要害，鮮血淋漓，皮開肉綻，哀嚎震天，死去活來，不死不止。據當時和後來的傳言、報導，宋彬彬就這樣親手打死了五、六個人。時隔近40年，美國人拍了部電影，再現了那一段歷史。於是，網上出現了宋彬彬是否真打死了人的議論。無論真假，對宋彬彬個人很重要；對於被打死的人來說，則並不重要了；對於歷史來說，則是更加慘酷龐大的畫面。歷史已經記錄了在那個時代，以宋彬彬為代表的高干、軍干子弟組織了一個叫「聯動」的團體，在北京城製造了「紅色恐怖」——這是「聯動」自己公開呼喊、公開塗刷印製的口號，這是以階級敵人的鮮血、生命終止為標誌的「紅色恐怖」，這是對毫無還手之心、還手之力的老弱病殘婦孺極盡欺凌、污辱、毒打、折磨肉體至死方休的最懦弱最卑怯的「紅色恐怖」。就兩個月的時間，北京城內被如此活活打死的達幾千人。
東四一帶有一家是「資本家」，「紅衛兵」把老夫婦打到半死，又強迫兒子去打，上中學的兒子用啞鈴砸碎了父親的頭，自己也瘋了。
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見慣的事，在沙灘街上，一群男「紅衛兵」用鐵鏈、皮帶把一個老太太打得動彈不得，一個女「紅衛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來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
……在崇文門附近「抄」一個「地主婆」的家（孤身一人的寡婦），強迫附近居民每戶拿來一暖瓶開水，從她脖領灌下去，直到肉已經熟了。幾天後，扔在屋裡的屍體上爬滿了蛆。（遇羅文：大興縣屠殺調查──載：香港《開放》）
劉少奇的一個女兒被迫離開家，搬到師大女附中的宿舍，一天有人問她：「餵，聽說你在紅8月時打死了三個人，是嗎？」她回答說：「那時候打死人光榮。我就吹牛說打死了三個人。」（王友琴：卞仲耘：北京第一個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載：文革受難者紀念園）
「紅色恐怖」之風刮向了全國。這一段歷史已經記錄在案，無論是中共，還是任何幫閒，都無法更移和否認了。那麼，宋彬彬是否真的打死了人，重要嗎？不要再為此糾纏了！
應該「糾纏」的是這些「聯動」紅衛兵為甚麼如此瘋狂毫無人性？事後為甚麼不知懺悔？
「聯動」紅衛兵開始成立時不壞、不惡，只是愚昧！他們從一開始，是以解放全人類為天職，以出身革命家庭為自豪，以無產階級專政鐵拳為自許。這一切，是他們父輩的傳承，是毛澤東思想的罪惡，無論是劉少奇鄧小平的子女，還是宋任窮和元帥將軍們的子女，概莫能外。當時的全中國大眾，又何嚐不是如此！其深度、自戀自許的程度有別罷了。發展到打死人的地步而且是如此瘋狂慘無人道地打死人的地步，人性的惡膨脹到無窮大，表現得淋漓盡致時，他們本身才難辭其咎。
十年浩劫，痛定思痛。如果作俑者中共，如果全社會檢討錯誤、懺悔罪責，那麼，這些當年的孩子們人性中向善的一面會甦醒，會隨著檢討、懺悔。但是始作俑者文過飾非、瞞天過海，把文化革命的罪惡歸咎於造反派，找了個替罪羊「四人幫」，推給了毛澤東的老婆。既然如此昭明顯著、天怨人怒的十年浩劫都能變為偉大光榮正確的政績，中共仍然高踞在「偉光正」的寶座上向全國芸芸眾生發號施令宣示宣教，那還有甚麼不可以賴帳甚麼不可以化黑為白的！人性的善惡有時就繫在一念之間、千鈞一髮之間。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是！既然無須放下屠刀，也能成佛，何樂而不為呢？人性自私的一面，是人皆有，端在合適的條件下發酵。宋彬彬們本就玲瓏剔透，聰明絕頂，心領神會，深得個中真昧。謊言遺忘故伎重演，「聯動」罪惡成過眼煙雲，「聯動」這一名詞從記憶歷史上抹去，「聯動」成員改頭換面、從政從商從藝著文，幾乎全部成了當今的風雲風流風發的人物。人性惡的一面捲土重來，父輩化國為私的本領得以延續發展以至登峰造極。清夜不再捫心，輾轉仍然安眠。據說美國的新澤西聚居著二、三百華裔，是中共頂級高干的子女，年齡多在三、四十歲。祖傳丸散、秘製膏丹已延至第三代了。只要中共不懺悔，他們也不會懺悔的。是為懺悔的異數。
仇恨的異數
四川一位救助過許多人的跌打醫生武術名家趙錦才赴北京參加武術比賽，被來觀看的郭沫若認作是20餘年前重慶「校場口」事件中動手打他的流氓。於是，厄運降臨趙錦才，文化革命中終於被逼至死。香港《開放》雜誌的一篇署名文章講述了這個故事。作者說：「過去，我就沒興趣弄清『校場口』究竟發生過一個甚麼樣的事件，現在更懶得打聽，誰是誰非與我無干。我只想告訴大家，我親眼見到過的趙錦才以及他遭遇了大人物郭沫若。」
作者的認識與那種表面的仇恨迥然有異。她已經不屑於瞭解趙錦才是否曾是打手、地痞、流氓頭子或被利用的江湖豪客俠士，她只著眼於郭沫若害了人，不管其中有多少曲折，不管深層次的罪魁禍首。這種骨子裡的厭惡仇恨透著冷氣，絕非能「相逢一笑泯恩仇」的。這同文革中對階級敵人的仇恨已經相近，只是更沉潛了。
這些些微處的人性見出了制度與文化製造仇恨深層作用和效果。沒有寬容、不見消弭，有的只是扭曲、只是仇恨！時代的異數導致了仇恨的異數。
貪官的異數
大陸凡法辦的貪官沒有不養情婦的。被槍斃的人大副委員長成克傑是，北京市副市長王寶森是，北京市市長陳希同是，海軍副司令員王守業是，現職的政治局常委副總理黃菊是，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是……這是一張列不完的名單。按說，人皆有七情六慾，大官也是吃五穀長大的，他們愛上異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問題是，怎麼就沒有一個貪官被傳出美麗的愛情故事。法辦前沒有，法辦時沒有，法辦後也沒有；正兒八經的正面的沒有，別出一格的側面的沒有，蛛絲馬跡的暗示的沒有，可以猜度的揣摩的沒有；雄性方面的沒有，雌性方面的也沒有；當事人方面的沒有，記者文人親友方面的也沒有；堂而皇之的公開的沒有，偷而摸之地下的也沒有。這地下的，是甚麼都有的，連政治反對派的、大逆不道的也有。這些葷七素八的最能吸引大眾眼球的卻只有揭短的出醜的色情的斥罵的而沒有讚美或實述至危不渝至死不渝愛情的篇章，是很能說明問題的。其一是確實沒有，其二是雖有，卻沒人敢說敢寫。確實沒有，反映了全面的墮落與無恥；不敢說寫，則證實了制度、文化、人性三者的互相糾纏制約的關係。北京市副市長王寶森落馬自殺、北京市市長陳希同逮捕判刑後，地上的地下的平面的網絡的描述他們情色生活的文字多如牛毛，其中的津津樂道肯定有誇大其辭添油加醋捕風捉影無中生有的成分。不管如何糟蹋他們，啥事也沒有，也絕不會有他們自己或親友對不實誣蔑之處提出控告，恐怕連想都沒想到，連想都不敢想！貪官既已被定位為敵我矛盾，淪為黨的敗類、人民的敵人，那當然不是好東西，也就是階級敵人了。打落水狗時狠一些出格一些正是對黨忠誠的表現。這與文革時期批鬥走資派、牛鬼蛇神如出一轍。黨文化的根不除，其延續、綿綿不絕是正常的。
海軍副司令員王守業的貪瀆在情婦們堅持不懈的上告下敗露。其中之一的情婦已經為其誕下一子。他們只有慾的追求、饜足，性慾、金錢慾、權利慾、炫耀慾、變態慾、報復慾。貪官的情色生活中沒有真愛或者說非常缺乏真愛，更談不上被時髦的潮流所一致唾棄的專一忠貞。梁山伯殉情、羅蜜歐尋死，如此蕩腸回氣令人泣下的故事不會再有，說說都會被嗤之以鼻；安娜．卡列尼娜偷情的真摯和痛苦但願會有當世的情婦感同身受；聶赫留朵夫為妓女瑪絲洛娃的贖罪貪官們大約十有八、九不知道；美國作家霍桑《紅字》裡的女主角為情人動天地泣鬼神的犧牲精神，當今的全體連夢中也不會再有了；即便是牛虻的生父蒙泰裡尼主教那無恥而又折磨了一生的愛情在當世貪官的群體中都會是最崇高最高貴的典範了。
公安部副部長、反貪局局長李紀周的情婦李莎娜據賴昌星所述其醜無比：「她人長得很難看，真的很難看。」（摘自《遠華案黑幕》187頁，盛雪著，明鏡出版社出版。對不起，李莎娜女士，我絕無意貶損你的容貌，實在是行文的需要。）李紀周被判刑後，沒見任何他們之間互相揭發推諉的報導，公的私的都沒有。這可能是貪官情色生活中的例外。以李紀周的高官階，找一位年輕美貌的情婦是輕而易舉的事，卻偏偏愛上了賴昌星說的「很難看」的小警察李莎娜。據大陸人民網報導，李莎娜在法庭上「聲情並茂」地表白：「我是一個女人，我知道怎樣愛護男人，如果知道公司運的是走私貨，我就不會拉李紀周下水」。據大陸中新網報導，李紀周懺悔道：「四是為情所動，因情害己。我在1992年下放廣州公安局帶職鍛練期間與女干警李某接觸很多，關係越來越密切最終墮入情網。我是有婦之夫，這本身就不道德，後來又因她而亂用職權，干預下面辦案，……」這是貪官與情婦之間很少見也很難得的真情。當然，沒有人對此也決不可能有人對此同情欣賞。這是制度和黨文化決定了的。其實，李紀周李莎娜在如此特定的境況下，他們人性中的善與美也只能在這一點上顯示出來。
人性有善惡、美醜。聶元梓、王光美、江青、張春橋、林彪、貪官是人，情婦也是人。不管他們的政治形態如何，首先他們都是人，他們一定都具備善惡、美醜的雙重性而絕非一壞到底無絲毫人性的惡魔。在正常的社會中，那怕是回到中世紀的封建皇朝時代，這一點也是昭明顯著、確鑿無疑的；只有在當今的中國大陸，他們全成了惡魔。正同他們得勢時地富反壞右、學術權威、走資派……是牛鬼蛇神是「腳底流濃、頭頂長瘡」的惡魔一樣。這種根本性的似是而非混亂顛倒的現象是根深蒂固的黨文化所造成的，深入人心、融落血液、化進骨髓了，改變與糾正千難萬難。
食子的異數
陝北紅軍創始人劉志丹、湘鄂西紅軍根據地創建人段德昌被自己人以革命的名義殺掉是在非常時期，不算異數。因為「革命吃掉自己的兒子」已是耳熟能詳的話了，中外皆然。坐穩江山後仍然「食子」才是異數。例子太多，50萬右派就是，舉不勝舉。其中最冤枉者之一是周居正。
周居正和江姐江竹筠、羅廣斌（紅巖小說作者）一起被關在國民黨重慶監獄渣滓洞。1949年9月，周居正和羅廣斌得知中共建政的消息後，撕下自己的被面繡制了一面五星紅旗。這個情節後來通過小說《紅巖》、電影《在烈火中用生》、話劇《江姐》、歌曲《繡紅旗》成為革命傳統教育的典範教材，家喻戶曉，人人皆知。
1949年11月27日重慶解放前夕，國民黨血洗渣滓洞，獄中的共產黨員策反敵特然後越獄。在生死關頭，周居正幫助難友郭德賢背出四歲小孩。周居正是渣滓洞裡逃出來倖存者的異數。未料，虎口餘生的周居正1957年被打成右派送往勞改時被弄成右派「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反革命集團案的首犯，判處死刑，綁縛刑場，執行槍決了。無論是屈打成招，或是真的組織「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周居正都是最忠誠的共產黨員、最熱心的馬克思主義者。比爹娘還親的中國共產黨就是容不了他，一定要吃掉他才放心。後來者劉賓雁，更將這種忠誠演繹成無往而不正確的「第二種忠誠」，還是也被吃掉了才放心。是為食子異數。
「上帝的歸上帝，愷撒的歸愷撒。」異數文化需要如此大器的分配與歸屬，這種文化、這個社會才會正常起來。但是在當今的大陸以及可見的未來，這不過是癡人說夢罷了。@
——轉自《民主論壇》(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