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3日訊】（接上文）搞政治的，不談政治，恐怕就象不讓人呼吸一樣地感到憋懣。這兩個因言論而獲罪人，還是惡習不改。見面聊的，不外乎國內要聞，國際形勢。他倆的議論有時一致，有時看法各異。比如：羅隆基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很有可能打起來；父親始終認為打不起來，所謂第三次世界大戰是拿來嚇唬人的。羅隆基認為美蘇對立、兩大陣營的冷戰是世界最棘手的問題；父親卻說地球上最復雜的地區是中東，中東問題最難辦……可惜，他們吉光片羽式的對話，不是我聽不大懂，就是聽後忘記了。
議論中，羅隆基愛聯系自己。剛果的盧蒙巴被暗殺，一時間鬧得沸沸揚揚。父親和他對這個事件議論了好一陣。我做完功課，母親讓我端一盤烤面包到客廳去。羅隆基見到我，便說：“小愚，我和你父親正在談論盧蒙巴呢。我很遺憾活到今天，如果（１９）３３年被老蔣派的特務一槍打死。你的羅伯伯就是英雄，和今日的盧蒙巴一樣。”父親坐在一側，只是笑。
一說到英美以及歐洲國家的政事，如蒙哥馬利訪華，戴高樂當選總統等，羅隆基尤其興奮。記得肯尼迪競選獲勝的消息傳來，他驕傲地對我說：“小愚，你知道嗎？肯尼迪和我是同學。”
他見我驚訝的表情，慨然道：“別看我現在是這麼一副倒霉的樣子，遙想當年，你羅伯伯在清華讀書就很出些風頭。五四運動時，我是清華學生的領袖人物，有‘九載清華，三趕校長’的故事。從英美留學歸來，也神氣得很哪！《晨報》社長兼《益世報》主筆，還在南開任教，兩輛小汽車穿梭於京津二城。蔣介石請我當部長，我在廬山給他講過課。在國內我的朋友現在都成了右派，可我的同學和學生在國外都很了不起。費正清就是其中的一個。”
羅隆基走後，我問父親：“羅伯伯當年真的神氣嗎？”
父親點頭稱是。
“那你們為什麼合不來呢？”我又問。
大概是看我對大人之間的事興趣甚濃，父親有一次在飯桌上，細說起來：“我和努生的矛盾，基本上沒有因為個人私事，大多出於見地不同和民盟的具體事務。加上他爭強好勝，度量狹小，講話有時又尖酸刻薄。所以，民盟的人都知道，我倆一見面就吵。但是長期以來，我容忍了他，原因有這麼幾個。一是覺得中共比較信任我，有了這個前提，我應該團結他。二是老羅和他周圍的一些人，如曾昭掄，潘光旦，你說他們是英美派也好，講他們搞小集團也罷，但有一條無法否認的事實，即他們是中國為數不多的高級知識份子。努生對你說‘他的同學和學生都很了不起’，並不是吹牛皮。中國搞建設，民盟的發展，都離不開這批人。我通過努生能聯絡他們。三平心而言，中共對老羅的使用，多少有些屈才。他博學強記，精通國際政治和西方法律，又有雄辯之風。連沈衡老都說過，誰要查詢法律程序問題，不用翻書，去問努生即獲答案。象這樣一個人，偏叫他去管木頭。如果說，外交部部長是周恩來，老毛讓羅隆基去當個次長，又有何不可？再說，蘇聯老大哥就那麼好？英美就那麼壞？我看未必。只要我們與英美不處在戰爭狀態，叫努生這樣的人去拉拉關系，做做工作，對國家總有利吧！盧布是錢，美元也是錢。──有了這麼三條原因，我和老羅盡管摩擦不斷，但還能共處。特別是任命他為森工部長後，我覺得中共對他的看法有所改善，我對他的態度也就主動緩和了……”聽了父親這番話，我對羅隆基的好感有增無減。
幾年前，看到一個上海作家寫的文章。那裡面說反右運動中，最讓羅隆基傷心的人有3個。他說錯了，最讓羅隆基傷心的人，只有一個。那就是浦熙修。父親和他談論反右的話題，如若涉及到人，羅隆基便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浦熙修，表情傷感，語氣也傷感：“你們可知道，浦熙修為了自己生，不惜要我死呀！把床笫之語，也當做政治言論，拿到大會上去揭發──‘高饒事件是共產黨內部的宗派主義’‘什麼場合都喊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聽多了，便覺肉麻。’‘匈牙利事件發生後，蘇聯出兵是明顯的幹涉別國之內政，社會主義陣營寧可失掉匈牙利，也比蘇聯出兵好。’‘文藝為什麼只有工農兵方向？’等等。她在新聞界的批鬥會上揭發我的事情，可以講，是條條致命呀！難怪孔老夫子要說‘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
父親勸羅隆基對浦熙修的翻臉，也要看開些，勸解道：“努生，首先是你連累了她，再加上來自外部的許多壓力，她才迫不得已同你翻臉。我想，她的心裡並不好過。”
“你說連累，那麼你不是也連累了健生。外部的壓力對李大姐小嗎？她怎麼不同你翻臉呢？浦熙修出賣我，只不過保住了一個全國政協委員的身分，還是劃了右。何苦呢！”羅隆基有點激動，鏡片後面的一雙眼睛，瞪得很大。
母親則告訴他：“運動到了緊張階段，上邊也派人找我談話，說應該為自己今後的前途著想了。要‘遠看劉清揚，近學浦熙修。’趕快和章伯鈞劃清界限，揭發他的問題。我說我封建思想嚴重，‘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心甘情願和伯鈞一起當右派。”
提起“10年親密的朋友”，羅隆基悻悻然，又悵悵然。
父親怕他因情而傷身，便講了句哲言：“最親密的結合，本是對立物的結果。”好讓他想通看透。
母親為了幫他解開心中的疙瘩，便說：“老羅，浦熙修固然負你，可你不是也曾負人嗎？這樣去想，心裡頭或許會平衡一些，好過一些。”
羅隆基仰靠沙發，眼望天花板。思索片刻，道：“說起負心，我亦有之。一次，我與史（良）大姐約會。到了很晚的時候，才想起來那天是劉王立明的生日。我趕忙跑去打電話，她不接，便立刻跑到她家。進了客廳，就見立明坐在地上，手裡拿著把剪刀，在剪一塊衣料。我走近細看，才發現她在流眼淚，而那塊衣料是我去年送她的生日禮物。我去扶她，拉她，請求她從地板上起來。她不肯，一句話不說，也不看我，只是剪，剪，剪。我沒有辦法了，也坐在地板上，陪她，看著她慢慢地把衣料全都剪成一綹一綹的細條。”
話說到此，羅隆基不禁嘆息道：“李大姐，這就是我的負心之舉，而它怎麼能與浦熙修的揭發相比呢！”
隨著他的敘述，在我腦海裡呈現的是美國默片裡情人吵架鬥氣兒的一個動人場景。我長大後，也和男人鬧過別扭，自己很想學學這種‘此時無聲勝有聲”的做派。可涵養功夫不行，浪漫情調不夠，是學不來的。
得意喝酒，失意喝茶。羅隆基每次登門做客，母親都特別厚待他，給他拿最好的煙，沏最好的茶。他有時自備進口的雪茄，抽起來，滿室盈香。一次，他來家閑談。接過母親遞來的清茶，暖潤之氣隨著沸水中盪漾的葉片，飄散而出。羅隆基雙手握杯，道：“李大姐，你有沒有妹妹呀？如果有的話，就介紹給我吧！”
母親真有妹妹，是個堂妹。我和姐姐管她叫大阿姨。她女師大畢業，後嫁給了北京大學一個哲學教授。不知是誰不能生育，二人始終沒有孩子。在陪都重慶，大阿姨領養了一個極漂亮的男孩。然而，這個孩子最終也沒能維系住婚姻。抗戰勝利了，他們也分手了。大阿姨從此過著獨居生活，終身從事幼兒教育事業，她領導的中央財政部幼兒園，屢受表彰。1958年，看著母親劃為右派，她非常痛苦。一個寒夜，她把所有熟睡的孩子仔仔細細看了一遍，後服毒自盡。她的死，平靜淒美。人躺在床，寫字台上放著一支高腳玻璃酒杯，內盛喝剩的萊蘇兒水，一個咬了幾口的鴨梨，幾張舊照。照片全是她和哲學教授及漂亮男孩的合影。
“老羅，本該我去死，是她替了我！是她替了我。”母親講到這裡，已是淚水潸潸。
話頭是羅隆基提起的，聽到的竟是這樣的一個故事。眼眶濕潤的他，不知該如何安慰母親才好。
父親愛看戲，尤喜地方戲。我從事戲劇研究，最初的興趣是他培養的。（一九）57年以後，父親失去了在懷仁堂看戲的資格。全國政協有時也搞些晚會，父親去了幾次，便不大去了。他說：“裡面都是熟人，何苦去討白眼。”於是，決定自己買票，上戲院看戲。
父親出入有汽車，跟隨有警衛，加之衣著舉止及做派，總還有點“首長”的架勢，進了劇場，就挺招眼。不認識的觀眾，以為是首長，要看看；知道右派面目的觀眾，就更要看看。尤其是幕間休息，不少觀眾站在他的面前，指指點點，眼睛直勾勾地瞧著。每逢這個時候，父親很覺尷尬。即或如此，我陪著他，還是看了不少戲，如福建莆仙戲《團圓之後》、黃梅戲《天仙配》等。
父親問羅隆基：“怎麼很少見你看戲呀？”
他對我們說：“成右派以後，我進過劇場。先頭還沒有注意，然後就感覺情況不妙。發現我在看戲，可別人都在看我呀。前排的觀眾扭過頭瞅，後面傳來問話──哪個是羅隆基？我索性起立，轉身面向大家，揮手喝道：‘你們看吧，看吧！我就是羅隆基！’這一下，倒很有效，劇場頓時安靜，人家不再看我，大家都去看戲。”
他的話，引得一家人大笑不止。
我想：這樣的舉動，父親是不會做的。它屬於羅隆基。
一次，我去聽張權獨唱音樂會。在音樂廳裡，我看見了坐在後面的羅隆基。人很精神，穿著筆挺的米色西服，手持粉色的唐菖蒲。在旁邊的是趙君邁，一副中式打扮，象個跟班。張權每唱一首歌，羅隆基都鼓掌。字幕打出“休息半小時”，他立即起身，雙手捧花，走向太平門，這一路非常惹眼，他卻毫不在意。當我再看見羅隆基返回座位的時候，他手上的那束花沒有了。
幾日後，羅隆基對我提及那場音樂會，說：“我去，是為了張權，不是為了音樂。她與我是朋友，同是留美的，又都是右派。她的丈夫還把一條性命，丟在了東北。舞台上，觀眾只是覺得她神採依舊，無人念及她的人生坎坷。我到後台去送花，用英語說：‘祝賀你能在北京開音樂會。今晚的你，非常美麗。’她連說thank you。可是當我問：‘生活可好？’的時候，她的眼圈立刻紅了。人呀，沒有經歷生的一番苦，便不能了解心的創痛。”
顯然，那束粉色唐菖蒲，他是用心準備了的──為了往昔的友誼，為了共同的際遇。我想，象這樣的舉動，父親也做不來。它屬於羅隆基。
（一九）59年的夏季，毛澤東在廬山搞起了反右傾運動，在黨內挖出了個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公報刊出，父親和羅隆基很感突然。因為降職以後，耳目閉塞，他們和老百姓一樣，只能得到官方準予知道的消息。
父親以一種自語的口氣道：“彭德懷怎麼會和張聞天搞到一起？”
聽到這個消息，就跑到家來聊天的羅隆基說：“這有什麼奇怪？章羅能聯盟，他們也就可以成為集團。這肯定又是毛澤東下的結論。”
“右派、右傾，老毛如果總是這樣定罪的話，國家的政治生活，今後要不得了。特別是中共內部的鬥爭，非常殘酷。發表的公報和事實的真相，往往相距甚遠。”父親很有些憂慮。
自己災禍纏身，何必替他人擔憂──羅隆基多少懷著這種情緒，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彭德懷和我是連襟，但素無往來。我在他眼裡，始終是個異己。57年我成了右派，有人問彭德懷的感想和看法。伯鈞，你猜他說什麼？”
“他說什麼？”
“他居然說，應該，應該。”
父親解釋道：“人家是共產黨，當然要這樣講啦。”
羅隆基不以為然，說：“象他這樣的共產黨幹部，階級陣線劃得分明，不會理解和同情民主黨派。這次輪到他們自己的頭上，或許能有一些‘法’的覺悟，不會老指責我們這些知識份子在崇尚西方政治民主了。”
過不久，不知從哪兒吹來一股風，說中共中央準備給一批右派摘帽子。這下子，羅隆基和父親往來特勤：打電話，碰頭，同去參加一個會……內容是打探消息，核心是看看自己能否摘帽。
一天，我隨父親到政協禮堂看文藝演出，在禮堂前面的大廳裡，碰見了林漢達。眉清目秀的林先生特意走過來，對父親說：“章先生，恭喜，恭喜。你的問題要解決了。”
父親追問：“什麼問題要解決了？”
林漢達沒有作答，用右手做了一個摘帽子的動作。
父親看懂了。
第二天，父親和羅隆基通電話，請他過來一趟。
見面後，父親即向他敘述了林漢達說的話。
羅隆基一聽，就象觸了電，激動、亢奮。遂道：“伯鈞，多年的媳婦快熬成婆了。”
父親說：“這消息要是出自民盟的人，我不大信。林漢達講，情況就不同了。他又肯直接告訴我，說明消息的來源比較可靠。”
羅隆基點點頭，表示對父親分析的讚同，認為毛澤東一定發布了給右派摘帽的指示。於是，兩個沉浮宦海、年過花甲的男人，象小孩猜謎一樣，猜猜明天誰能摘帽子。真是衰耄之氣頓消，少壯之心復起。父親提到章乃器，龍雲，黃琪翔；羅龍基說到潘光旦，曾昭掄，費孝通；他們還說到上海的王造時，沈志遠，報界的儲安平，徐鑄成 ……。事情涉及到自己，二人的看法便有了差異。
羅隆基對前途估計樂觀，覺得過去有功，自己有才，今後有用。他的結論是：“要給右派摘帽子的話。當然首先要給章羅摘帽，不然的話，地球上怎麼知道中共在給右派摘帽子呢？”
父親也在暗自企盼，但經驗給予他一種並不樂觀的感覺。他說：“摘帽子不是沒有可能，可我倆的希望不大。因為老毛恐怕要用來留作標本。”
此刻，不管誰能摘帽，僅摘帽二字，就足以讓他們心旌搖盪。
風吹一陣，似又恢復了平靜。國慶10周年前夕，毛澤東建議特赦一批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其中有溥儀、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沈醉等人，共33名。特赦令裡，沒有右派。
戰犯釋放了，皇帝大赦了，後又聽說這一批人進了全國政協。一個周末的晚上，馮亦代來家做客。飯後閑聊時，他順口說道：“前幾天，我在政協小吃部，真的看到了溥儀。旁邊坐的一個小孩，連東西也顧不上吃了，跟大人鬧著要看皇上。”
這一下，大大刺痛了父親和羅隆基。倆人憤憤不平，你一言我一語，越說越氣。他們一致認為毛澤東的政策出於實用、功利之目的和某種炫耀心理及政治成就感。如以罪論，即使右派是罪犯，他們也比任何一名戰犯幹淨。因為在知識份子的手上，沒有血痕。其實，無論是父親還是羅隆基，心裡是清楚的：毛澤東成功以後，防范的就是智者，尤其是那些善用懷疑眼光審視現實的人。
統戰部畢竟高明，沒有找他倆談話，但深知章羅此時正處於心理嚴重失衡的狀態。於是，組織他們南下參觀。父親參觀的線路是江浙；羅隆基走的是湘贛。父親和母親到了火車站，發現與之同行的有邵力子夫婦，陳半丁等人。這一路，天氣甚好，他們與邵老談詩，與半老論畫。與羅隆基相伴的人是康同璧（康有為之女）母女。
父親悄聲對羅隆基說：“看來，此行的主角是你我。”
羅隆基點點頭。
父母參觀的城市有南京、上海、杭州、紹興。但不久即發現，這些歷史上最富庶的地方，物質供應竟極其匱乏。去紹興坐的是船，船行水上，又有清風明月，邵力子酒興大發，一個勁兒地說，想喝“加飯”。上了酒，卻無菜。見此情狀，不管是左派、右派，還是陪同的統戰部幹部，誰也不吭聲了。
母親琢磨出何以無菜的原因，偷偷對父親說：“我們的一日三餐在計劃之內，是上邊指示，地方事先籌辦好的。邵老飲酒是個意外，意外就露了餡。我分析得對嗎？”
父親不語，神色冷凝。因為他看到了紅旗下掩蓋的貧困。
回到北京，父親和羅隆基寫了書面的思想匯報，感謝中共所提供的學習、改造機會。材料送上，如石投大海。統戰部既不說好，也不說歹。
羅隆基原先還在期待著什麼，後來便也明白了。不禁慨然道：“伯鈞，你說對了。不過是安撫我們罷了。”
我第一次去羅隆基的家，是他打電話向父親借閱每日三本的《參考消息》。自當上右派，統戰部取消了他看“參考”的資格，這可能與他降級過低有關。所以，隔一段時間，他就要向父親借些來看。
我說：“爸爸，讓我騎車送去吧！我還沒去過羅伯伯的家呢。”
父親同意了，又板起面孔，故意裝得很嚴肅的樣子，說：“你去要當心！他對女孩子是有魔力的！”說罷，倆人相視而笑。
這是在（一九）59年8月的一個下午。羅隆基住在東黃城根附近的茲府胡同12號，這也是一座四合院，不過比我家那所宅子的格局要小得多。羅隆基先把我帶到書房。地板、坐椅、茶幾、寫字台、書架，沒有一絲灰塵，幹淨得嚇人。每種報紙、期刊，在書架上均有固定位置。在書架每層隔板的外沿，他都貼著用毛筆寫的標簽：《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人民畫報》《爭鳴》等。寫字台上放著一部極厚的洋裝書，書是打開的。羅隆基告訴我，這是一部外交史。
我說：“這麼厚，要多久才看得完。”
“小愚，這你就不知道了，羅伯伯看英文比讀中文還要快呢。”他給我泡了一杯茶，指著杯中泛起的新綠，說：“這種龍井是上品。小愚，我是把你當貴客呀。”
我摘掉草帽，滿頭是汗。羅隆基連忙跑了出去，擰了個濕毛巾來，說：“這是一條新毛巾。”接過毛巾，有香氣撲鼻。
他打開電扇，電扇是放在地板上的。見我不時用手指按住飄起的裙邊，又走過去，蹲下，調整螺絲，將扇頭壓底。
發現我喝不進燙茶，羅隆基再次起身出去，隔一會兒，端來一杯放了冰塊的涼開水：“小愚，你現在覺得怎麼樣？還熱不熱？渴不渴？電扇的風大不大？”
17歲的我，生平第一次受到一個男性如此體貼入微而又禮貌周到的接待。突然，我的臉紅了。
“羅伯伯，這倒水，沏茶，收拾房間，每天都是你做的？”
“親愛的小愚，我和你爸爸都是右派，又是聯盟。但實際上我哪裡比得了他。你家還有司機、警衛、勤雜、秘書、保姆。我呢，落得個孤家寡人，從早到晚，形影相吊哇。”
我環顧四周，只有電扇發出的聲響。他這個家，安靜得有些過分。
羅隆基知道我是學文的，他的話題就從學文開始。問我：“現在文科教材裡面，有沒有現代文學史？”又問：“在現代文學史裡面，有沒有新月派？”再問：“新月派裡面，有沒有羅隆基？”
我一時不知該如何回答。因為我學戲劇文學，不開現代文學史課，而在我自己所讀的現代文學史裡，新月派宗旨已不是從“那纖弱的一彎分明暗示著，懷抱著未來的圓滿”，給“社會思想增加一些體魄，為時代生命添厚的一些光輝”的文學流派。官方認定的文學史上，說新月派在政治上是既反對國民黨、又與共產黨作對的第三種力量的代表，並因為受到魯迅的批判而處於受審的歷史地位。
羅隆基見我回答不出提問，便給我上起課來：“小愚，羅伯伯要告訴你，新月派的人都是很有才華的，象徐志摩、樑實秋、胡適、沈從文、樑遇春。我們不是一個固定的團體，不過是常有幾人，聚餐而已。在一起的時候，講究有個好環境；吃飯的時候，愛挑個好廚子。我們的文風各有不同，你羅伯伯專寫政論，對時政盡情批評，幾十篇寫下來，被人叫做新月政論三劍客，另二人一個是胡適，一個叫樑實秋，都去了台灣。可惜現在新月派被否定，羅伯伯被打倒，你讀不到我的文章了。比如我寫的‘非黨員不能做官，為作官盡可入黨’一句，恐怕就已不只是國民黨政權底下的事實了吧。”
羅隆基常跟我提到昔日好友聞一多，他告訴我：一多和他同是清華辛酉級同學；鬧學潮的時候，同受“自請退學”的處分；一起飄洋過海到美國留學；一道在芝加哥成立倡導國家主義的大江會；回國之後二人又與徐志摩、胡適等人創辦《新月》雜志社。當然我還知道：是他介紹聞一多、李公朴參加民盟；（一九）46年聞一多被害，上海各界在天蟾舞台公祭，羅隆基丟掉準備好的稿子，慷慨激昂演講，會場霎時風起雲湧，達到了高潮。羅隆基走下講台，鄧穎超跑過去激動地緊握他的手，一再感謝，致意。
提起聞一多，羅隆基又說：“當年在清華讀書，聞一多擅詩，我長文。一多曾一度專注學術，對我介入政治也有微詞。但一多被殺害，成了烈士；你羅伯伯活著，成了右派。現在我揣想，假如你父親和我從外國歸來都不搞政治的話，我倆會成為很好的教授，我還可能成為一個不亞於一多的文學家。”
我至今都相信他說的話。遺憾的是，羅隆基不是聞一多，也不可能是聞一多。這是因為盡管聞一多與羅隆基同屬中國的自由民主派。但解放前的毛澤東，為奪取江山的需要，是把他們當作社會的中間派來爭取的；而建國後穩坐江山的毛澤東，則把民主派等同於右派，視為打擊對象了。所以，40年代的聞一多，成為中國民主派的英雄。而50年代的羅隆基做為中國自由知識份子的代表，只有去充當挨打的反面角色了。
他請我去客廳看看。如果說，我家的客廳是古色古香的話，那麼羅宅的客廳則有些洋裡洋氣了。茶幾中央是一束黃色唐菖蒲，插在一個纏枝蓮花紋的青花賞瓶裡，瓶高頸細，花繁色雅。僅這樣一束花，就使屋子裡充溢著柔潤清麗之氣。
我問：“羅伯伯，這花從哪裡來的。”
“我買的，每星期在東安市場買一次。你喜歡這種顏色嗎？”
“喜歡。”
“你下個禮拜來，我就換個別的顏色給你看。我喜歡鮮亮的顏色，要不然，你羅伯伯就更老了。”
我的父親從不買切花，他喜盆栽和露養。
羅隆基的客廳，沒有多少古董。只在一個菲律賓木的玻璃大櫥裡，擺放著青花瓷的各式器皿。他對我說：“瓷器裡，我只好青花，也只買青花。我不管官窯還是民窯，只要我喜歡，就可以了。”
羅隆基推開櫥門，取出一只青花大碗，指著碗壁繪制的鬆下高士、鋤地得金等四組人物構圖，說：“這是康熙官窯的東西。”
他舉著碗，讓我靠近細觀：果然那上邊的人物形象生動，山川草木層次清晰，圖案繁密。他還拿出青花瓷盤、青花玉壺春瓶和一個造型別致的青花小罐，讓我把玩。別看羅隆基以“喜歡就行”為收藏標準，其實，他有鑒賞力。
令我吃驚的是：客廳四壁，懸掛的全是仕女圖，有張大千的、徐燕蓀的、葉淺予的、傅抱石的、樑黃冑的、張光宇的。父親酷愛書畫，在各種畫作裡，他極少買仕女圖。即使買了，也不掛。記得有一次琉璃廠送來一幅張大千的水墨仕女圖，由於畫的是女人的一個背影，十分清淡，且寫意味道甚濃。父親買了，也只在客廳掛了3 日，便叫洪秘書卷了起來。那時，我正愛看大美人，心裡自不高興，但父親解釋說：“正屋掛女人像，不雅。”
我把父親的這個觀點告訴了羅隆基，他把眼珠子一瞪，嘴角一咧，說：“小愚，誰象你爸爸那麼有福分，（一九）57年後，我是人去樓空呀！我買仕女圖，叫做畫餅充飢，我的章小姐，你懂嗎？”
他特別聲明今天之所以掛這麼多幅畫，完全是為了我。
最後，他帶我參觀了他的臥室。迎面是一張大大的雙人床，床上疊放著一方毛巾被。被單、枕頭、窗帘，均為白色，質地或棉或紗。床頭櫃上是台燈、座鐘和一只小鈴。這間屋子，我似乎能感受到主人內心生活的落寞。
“羅伯伯，你的床頭為什麼要有小鈴？”
“我有心臟病，有時在夜間發作。一旦有病情，我就按鈴，外面的人就可以知道了。”
我們又回到客廳小坐。羅隆基趕忙從書房，把我的綠茶和冰水端到了客廳，讓我慢慢喝，並遺憾地解釋：“我因為有糖尿病，家裡不備糖果，也很少買水果。小愚，你莫嫌羅伯伯小氣呀。”
父親說他愛向女性獻殷勤，看來是一點也沒有冤枉他。但是，他的殷勤獻得來如此自然自如又自在，我覺得這簡直就屬於是一種天性了。
我說：“羅伯伯，爸爸夸你精通國際政治和西方法律，是這樣嗎？”
他笑了，神情得意地說：“你爸爸說對了。但有一點需要補充。那就是我也懂中國的法律。比如中國歷史上政治比較清明、經濟發展迅速的所謂‘盛世’、‘治世’ 和‘中興之世’，都和統治者整飭法制，振肅朝綱的政治活動相關。你一定看過通史啦，那上面講到的漢代文景之治、唐代的貞觀之治、包括明代的仁宣之治，都是這樣的。”
回到家中，我的話匣子就打開了，說到最後，我告訴父親：“爸爸，讓我高興的是，羅伯伯沒有把我當小孩子。”
父親故意瞪眼，喝道：“這恰恰是最危險的。”
我大樂，父親也樂。
在慶祝反右傾勝利的同時，所有的中國人的肚子開始品嘗飢餓。三年自然災害來了，“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無數”。當代社會用蕭條恐怖的景象，來顯示“民以食為天”的古訓。章羅的聚會，原本出於精神的目的，現在也被物質的欲求所充實。形式上，也相應地從清談變為聚餐。聚餐的建議是羅隆基提議的，無固定日期，實行ＡＡ制。基本成員有羅隆基、陳銘德、鄧季惺、趙君邁、康同璧母女、父親、母親和我。偶爾有黃紹、周舫文。聚餐之前，相互用電話聯系，訂下人數與時間。至於地點，就看每次是由誰做主持了。如是陳銘德、鄧季惺夫婦，自然是在四川飯館。去“新僑”、“聽鸝館”等供應首長的內部餐廳，則由父親出面。
為此，羅隆基半開玩笑地對我說：“小愚，你羅伯伯後悔啦！我要象你爸爸一樣，趕快認罪該有多好，能保留部長級待遇。當時不知利和弊，現在看出得與失。你爸爸是肉蛋幹部（指每月配給一定數量的肉類和蛋類），我是糖豆幹部（指每月配給一定數量的白糖和黃豆）。連”新僑“的西餐都吃不成啦。”
那年頭，除居民定量供應的糧油、副食、肉類、芝麻醬、肥皂之外，其余的東西均以高價出售。故有“高級點心高級糖，高級手紙上茅房”的民諺流行。下一次館子，花銷不菲。我們的聚餐常常是半月一次。8人一桌，約費8、90元。我家3人，母親每次須帶4、50元。
經過一段時間，母親有些不安了。對父親說：“我們這些右派，常常這樣吃飯，會不會讓人家有看法？懷疑我們又搞什麼活動了？”
“怕什麼！吃飯總不犯法吧？”
經父親這麼一說。母親心裡不嘀咕了。電話一約，這7、8個人準時到齊。
事情居然有那麼湊巧。一次，約定在專門供應首長的新僑飯店六層的西餐廳吃飯。進門，見已有一桌人圍坐在那裡。再走近些，發現這些人的面孔並不陌生。原來是史良、胡癒之、楚圖南、周新民、高天、吳……俗話說：“不是冤家不聚頭”，民盟的左、右兩派在這裡碰面了。別說是父親和羅隆基，就是我，也感到十分地不自在。奇怪的是，左派先生似乎更覺得不自在。剛才還在邊說邊吃，現在都啞巴了，吃悶頭兒飯。
我們選了一個和他們距離最遠的餐桌。父親挑的座位是背向他們，羅隆基偏選個位置正對著胡癒之。
父親說：“努生，我們兩個是民盟的，你看要不要過去打個招呼？”
“伯鈞，你不要動，為什麼非要我們過去？他們就不能過來？”說罷，羅隆基把身子板挺得直直的，好讓瘦小的胡癒之能一眼瞧見自己。
年過八旬的康同璧，全然不解這種緊張局勢，操起一口廣東官話，大講其父南海先生在倫敦地下餐廳吃龍蝦，因付不起錢而受窘被困的故事。大家特別認真地聽，個個都想盡量在這樣的認真中，忘掉“那一桌”的存在。
那一桌很快吃完了。周新民走過來和我們一一握手，左派撤離。
“老羅，下次民盟開會又有新材料了。”父親雖是笑著說的，但不無擔心。
“你不是說過，吃飯不犯法嗎！”羅隆基扶了扶鏡架，氣呼呼的，臉也是紅的。
康同璧的女兒羅儀鳳小姐伏在我耳邊，說：“小愚，你看他這時象不象一只好鬥的公雞？”
聚餐多了，我就發現每次飯罷，羅隆基和羅儀鳳二人並排而行，不是快步於前，便是緩行於後。他們用英語交談，羅隆基說話的語氣柔順和婉，羅儀鳳那雙深陷的眼睛，亮得發光。
我問父親：“他倆怎麼了？幹嘛老單獨在一起。”
“努生在獻殷勤，儀鳳大概在戀愛。傻丫頭，已經長這麼大了，還不懂人的感情。”父親雖責怪我，卻有一種興味在裡頭。
一日，羅隆基打來電話，對父親只說了句：“伯鈞，不要出去，我要馬上過來。”
電話弄得父母很緊張，不知出了什麼事。父親立即讓司機開車去茲府接他。
這次談話，不象在議論時政，羅隆基的聲音很小，我怎麼聽也聽不到。事後，我問母親，母親告訴我：“昨天，是你羅伯伯的生日。上午接到羅儀鳳的電話，說有禮物送上。下午，從一輛汽車裡端出四大盆花和一個蛋糕。老羅把蛋糕盒子揭開，呆住了：上面的奶油圖案是一支丘比特箭連著兩顆心，心是紅色的，另附一封英文信。羅隆基收下禮物，怎麼也不敢給羅儀鳳回話。這不，向你爸爸討計策來了。”
我問：“爸爸說些什麼？”
“你爸爸怪老羅不該大獻殷勤，搖動了女子的春心。人家出身名門，又至今未婚，她能袒露心曲，已是極果敢、極嚴肅的舉動。如果講般配的話，羅儀鳳實在是配得過的。只看老羅有無誠意了。”
“那羅伯伯又怎麼講呢？”
“老羅說，羅儀鳳是很好的女子，但他們只能是互稱兄妹，而不可結為夫妻。”
“為什麼？羅伯伯不是自比盧梭，風流一輩子，到頭來卻無女人相守嗎？”
“你爸爸一眼看透，說：‘你是嫌人家老了，也不夠漂亮吧？’努生支吾半天，說不出一條理由。”
我把自己所認識的羅隆基的女友，在腦子裡過了一遍，的確，她們個個漂亮。這還不包括羅隆基的妻子王右家。而王右家被公認是洒脫任性、美艷如花的一個女人。
後來，葉篤義來家小坐。父親和他談及此事，說：“這事如成，努生會幸福的。羅儀鳳的修養且不說，單是那烹調，就讓老羅享用不盡。她既能做一手地道的粵式點心，又能擺出一桌精美的西式大菜。”
葉篤義卻說：“老羅是無福消受。我和羅儀鳳在燕京大學是同學，她的人品和成績，都非常優秀。誰都知道老羅英語好，卻還趕不上她。”
父母一直很想從中撮合，可他們二人的關系再沒有向婚姻之途發展，但仍是往來密切。父親慨然道：“在男人當中，恐怕只有努生才有這種吸附女人的魅力。”
在與羅儀鳳的關系陷入低谷的時候，羅隆基還真的鬧了一場戀愛。在一個舞會上，他結識了一個風韻多姿的中年婦女。很快，他倆成了舞伴和牌友。到了周末，便同行同止。每次約會，一般是羅隆基給她寫張便條，托專人送去。彬彬有禮，措辭謙恭。處得久了，人也熟了，羅隆基寫條子，態度就親暱隨便起來，他們的約會也不止是跳舞、打牌。一次，那位中年婦女在接讀條子的時候，被自己的兄長察覺，一把抓了過來。兄長是位非常著名的科學家，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當其發現條子的落款竟是羅隆基三個字，頓時勃然大怒，喝令妹妹不得與大右派往來。她嚇壞了，流著眼淚懇請羅隆基忘掉自己。
這對羅隆基來說，已不是什麼約會、跳舞或寫條子的問題，這是侮辱、羞辱和恥辱。換了別的右派或許罷手，而他不能。
羅隆基特地從政協叫了車，找到了科學家，鄭重相告：“今日以前，我與令妹不過是朋友；此刻，我與她在戀愛；將來，我與她是夫妻。 ──我是右派，我也是公民。無人可以剝奪我的權利。”言罷，不等科學家開口，即轉身離去。
科學家也不甘示弱，卻想不出良策對應。他找到了周恩來，請總理出面“擺平”。羅隆基何以能平。
消息傳出，反應不一。父親說：“一個血性男子，當如是。”
民盟中央的人說：“哼！自己是大右派還不老實，風流成性。”
羅儀鳳聽說後，從下午便守著我，傷心落淚至黃昏。
（一九）62年9月，中共舉行8屆10中全會。毛澤東做了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問題的講話，要求對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並說，中國人當中有百分之一、二、三的人是不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父親把《人民日報》的社論“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一文，讀了又讀，皺著眉頭對母親和我說：“形勢不大妙，老毛不知又要搞什麼名堂了。”
一日，統戰部叫父親去一趟。父親進了小會議室，羅隆基已坐在那裡。不一會兒，彭真板著臉來了，對章羅既不握手，也不問候。父親心想：（一九）56年他們曾一道出國訪問蘇聯和東歐，彼此有說有笑。今日見面，如臨敵匪。中共讓一個主管政法的人出面談話，肯定有了什麼嚴重情況。
彭真的第一句話就是：“你們兩個雖犯了嚴重政治錯誤，但黨中央、毛主席對你們是寬宏大量、仁至義盡的。”
父親和羅隆基，互看了一眼，覺得有些摸不著頭腦。
彭真繼而說：“你們認為社會主義不好，共產黨待你們不好的話，可申請出國。除了台灣，你們去哪個國家都行。如果沒有錢，我們願意送你們出國。在國外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住不下去了或又想回來看看，我們中國共產黨仍然歡迎。必要的話，還可以派人去接你們回來。現在，就看你們的態度了。”
父親回答：“我雖留學德國，三次暫居香港，到過十幾個國家，但請轉告毛主席，章伯鈞生為中國人，死為中國鬼。”
羅隆基說：“有機會我是想出去。不過，現在不想走，我還要看看。”
彭真起身，談話結束。
好幾天，父親的心情都很壞，一直在推想彭真談話的起因。他對母親和我說：“不知誰出了問題，把亂子的責任朝我們倆人的頭上推。與中共打了幾十年的交道，我們的愛國立場，他們是清楚的。現在，居然由政法書記出面，提出送我們出國。很顯然，是對我們最基本的家國觀念和愛國立場也產生了懷疑，一定認為我們在背後搞了什麼舉動。”
父親也不滿羅隆基那天的表態：“最糟糕的，是努生的表態。什麼叫 ‘有機會想出去’？人家不正是懷疑我們伺機而動嗎？所有的聰明他都擺在臉上，其實，他處理一些問題，是傻氣十足。可你要當面說他傻，他還要跟你吵。”
停頓片刻，父親象是自言自語：“這幾天，他沒有打電話來，恐怕躺在床上，也慢慢察覺到氣味不對了。”
過了段時間，馮亦代來我家過周末，吃罷晚飯，閑聊起來。他告訴父親：“傳言劉王立明的一個兒子，最近在邊境被捕。審訊時他交代說，有四個人要潛逃國外，他是先行探路的。但這四人究竟是誰，還不清楚。”
馮亦代講這則消息，不過是當作社會傳聞、茶余酒後的談資，說說而已。不想，父親聽後大驚，驟然悟出彭真講話的背景。馮亦代走後，父親對母親說：“劉王立明是努生的相好，再加上我和你，不剛好四人。如果中共是這樣來推斷的話，那一定懷疑我們有出國的企圖，難怪彭真要找我倆談話了。”
事情沒有了下文，算是不了了之。但父親和羅隆基的內心，都更加明白：中共對他倆的印象是越來越壞了。這從民盟中央的每次學習會，胡癒之必罵章羅的行為中獲得印証。倆人的情緒很消沉。
不過，他們也有喜悅歡欣之時，盡管它短得只有幾分種，卻刻骨銘心。
“伯鈞，今晚我到你家，有個消息告訴你。”羅隆基在電話裡的口氣輕揚，連站在一邊的我，都聽見了。
晚飯後不久，羅隆基來了──這是一個初春，父親還穿著藍色薄絲棉襖，而他已換上了淺駝色西裝。精心梳理的頭發，整齊地披向腦後。
神情含蓄的羅隆基，讓父親猜猜他帶來一條什麼樣的消息。
父親說：“統戰部對我們有什麼新的處理？”
他搖搖頭，說：“比這個重要。”
“是不是周恩來找你談話？要你做些事。”
他又搖頭，說：“比這個重要。”
父親不猜了，帶著一種譏諷口氣，說：“當今的民主黨派，再沒有比中共的召見更重要的事了。”
羅隆基說：“伯鈞，我倆上了大英百科全書啦！”
父親霍地從沙發上站起來，走來踱去，情緒很不平靜。他叫我回到自己的房間去，早點睡覺。
當晚，他倆談得很久。
第二天，父親精神很好，走到我的書房，先和我掰腕子玩。然後，對我說：“我想，有些事情現在可以跟你講一講了。”
我說：“這和羅伯伯昨天帶來的消息有關嗎？”
“是的。”父親讓我把他的小茶壺拿來，他似乎要認真地和我談談了。
他說：“前兩年，爸爸還期待著摘帽子，現在戴不戴、摘不摘均無所謂。只是連累了你們。小愚，我向你鄭重宣布──反右時的爸爸並沒有錯。兩院制一定會在中國實現。”說到這裡，父親的聲音很高，拳頭攥得緊緊的。
父親看到我吃驚的表情，便盡量控制自己的激動，語調也放平緩，繼續說道：“這話現在聽起來很反動，你不必害怕，女兒，將來你就會曉得它是正確的。（一九）五七年五月在統戰部的座談會上，我提出國家體制改革，關鍵是從中央到地方的分權問題。因為從集權到分權，是社會發展的進步，任何國家都如此。努生欣賞西方的三權分立是分權，我說的兩院制實際也是分權。不管兩分、三分、四分，怎麼分都可以。總之，集權在當今世界是行不通的。今後國家的大政方針，還是黨內一決定，全民都擁護。我敢斷言，老毛繪制的共產主義美好理想永遠是藍圖，是幻想。昨天努生講，最新的大英百科全書已經上了中國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的條目。他們的基本解釋為：章伯鈞，羅隆基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制度下，要求實行民主政治。──這樣一個簡單的條目內容，讓爸爸激動徹夜，覺得自己一輩子從事愛國民主運動，能獲得這樣一個歸納，也很滿足了。爸爸能被歷史記上一筆，還要感謝老毛。要不是他搞反右，把我倆當作一、二號右派份子，我們始終不過是個內閣部長或黨派負責人罷了。”
幾十年的光陰似雲煙一般飄散而去。果然，父親和羅隆基以未獲改正的右派身分，被歷史銘記。我始終且永遠為這個身分而自豪。
（一九）六三年秋，我畢業了。由於家庭出身不好，政治表現不佳，被分配到西南邊陲。
羅隆基說：“小愚。你走時，羅伯伯給你餞行。”
父親聽罷，翹起大拇指稱讚道：“你能讓他請客，很不簡單。共產黨說我兩個是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聯盟。可是，他從來沒有請我吃過飯。”
九月下旬，羅隆基興沖沖打來電話，說餞行的事已經辦妥，在和平賓館預定了西餐。那時的金魚胡同，多為庭院式的四合院，精致又氣派，而和平賓館是那裡唯一的洋樓，西餐做得不錯。
初秋的夜空，疏闊清朗。七時整，父母帶著我準時進了餐廳，身著灰色西服的羅隆基，已在那裡等候。他起身拉著我的手，一定讓我坐在他的旁邊。桌上的刀、叉、杯、盤在燈光下，熠熠發光。寒暄幾句之後，羅隆基說：“這裡的西餐很豐盛，一個人一份是吃不完的。所以，我已點了菜，訂的是三份。四個人吃，也是足夠的。”
父親不吭聲，母親忙說：“可以，可以。”
上菜的時候，我發現羅隆基點的，幾乎全是牛排、豬排一類。而且，哪裡是他所說的“一個人吃不完一份”？
肚子尚未填飽，彬彬有禮的服務員即上前，輕聲問道：“飯後，要不要咖啡、紅茶、冰淇淋？”
不等羅隆基開口，我搶先喊著：“要，要。我要雙份冰淇淋。”
在飯桌上，羅隆基講了很多親熱的話：希望我常寫家信，信中毋忘對他的問候；希望我每年能回北京探望父母；希望我歸來時，身旁能有個如意郎君；希望能惦念著北京城裡一個孤苦伶仃的羅伯伯……原本，飲食聚會是件歡悅的事，經他這麼一說，變得慘兮慘兮。父親的話，就更少了。
飯畢，我再三道謝。大家步出賓館，穿過有假山、水池點綴的中式花園。時近中秋，冷的月色和黃的路燈透過凌亂的葉片，把班駁的光影投洒在地面，晚風已分明帶著涼意。父親用車先送羅隆基回茲府。
到了他家門口，羅隆基問父親：“要不要進來坐坐？”父母連連擺手。其實，我是很想進去的。
羅隆基俯身汽車的窗口，對我說：“小愚，再見！羅伯伯祝你一路平安。”
不想，月下的一聲再見，竟是訣別。
回到家，父親讓廚師馬上給他煮一小鍋稀飯，說：“努生太小氣，我根本就沒有吃飽。”
此後，外地工作的我給父親的寫信，在末尾從未忘記問候羅隆基。父親的復信對他的情況，卻只字不提。
（一九）六四年，姐姐結婚，母親來信說，婚禮在家舉行，父親大宴賓客，請了以羅隆基為首的八個大右派。那日，羅隆基非常高興，席間談笑風生，還問起了遠在天邊的我。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我在鄉下參加“社教”運動。一日，進縣城開會，在“社教”工作團團部的辦公桌上，放著剛到的《光明日報》。打開一看，發現刊登著這樣一條新聞：“全國政協委員羅隆基去世”。文字簡短，平淡如水。當夜，我回到茅草棚，流著眼淚給父親寫信，追問：我親愛的羅伯伯是怎樣地去世？
父親沒有回復。
（一九）六六年新年，因批評單位領導而人身已不自由的我，沒有向組織請假，跟人家借了八十元，偷偷買了張機票，悄悄溜回北京。父親高興得親自到機場去接，我坐進老別克車裡，便問：“爸爸，羅伯伯是怎麼死的？”
父親不做聲，司機不做聲，警衛不做聲。車外是一片殘雪和雪後的嚴寒。
第二天用過早飯。父親把我叫到他的臥室，對我說：“昨日，你剛從飛機下來，就打聽努生的情況。你要知道，現在的北京政治空氣很緊張。這些話題，都不宜在公開場合談論。現在，爸爸可以告訴你── 他是害心臟病突然去世的。據說，努生白天還給相好的女人打過電話，晚上又請別人吃飯，夜裡老病突然發作，想叫人來救助，伸手去按床頭的小鈴，只差半尺的距離，就斷了氣。‘才如江海命如絲’，這句詩用在努生身上，是合適的。”
我去過羅隆基的臥室，潔淨，有序，貴族氣息。我能想象出他臨終的樣子：掙紮，痛苦，死不瞑目。
父親嘆息良久，又道：“如有儀鳳在，努生當不死。”後更正，說： “所幸儀鳳未嫁努生！”
“爸爸，死後你去看了他嗎？”我這樣問父親。
“或許因為我們是‘聯盟’，也通知了我。我到茲府的時候，一切已被收拾得幹幹淨淨，也空空盪盪。我問民盟的人：‘老羅寫的那些東西呢？’他們說：‘組織上拿走了。’”
“羅伯伯寫了什麼書？”
“不，不是書，是日記。幾十年，老羅一向有記事的習慣。他留下的這些文字，讓統戰部的人看看也好。努生筆下，一定罵我不少，這起碼能叫他們知道章伯鈞和羅隆基到底有無聯盟？”父親說到這裡，不知為什麼臉上浮起一絲苦笑。
母親還告訴我，羅隆基家中藏有一箱子女人寫給他的情書，裡面還有青絲發。這些屬於隱私的物品，也被拿走。反右時，民盟的人罵他是“一日不可無女人的流氓”，可他劃右以後，依然故我。那時，我不大能理解男人的這些事，便去問父親：“你說羅伯伯是流氓嗎？”
“你要知道努生是獨身，他有權談情說愛。他的這種頗為浪漫的生活態度，與其說是品格沉淪，不如說是在壓抑、委瑣的現實中，唯一可以表現自己、表現活力的方式。當然，他也用這個方式擺脫精神孤獨。再說，交往的女友都知道羅隆基身邊還有其他女友的存在，但仍然願意保持交往。她們覺得老羅是有真感情的，不搞什麼欺騙。象與劉王立明的親密關系，就伴隨努生半輩子。所以，有人是流氓，但努生不是。”父親在說最後一句話的時候，口氣幾乎是惡狠狠的。當時我不知父親所講 “有人是流氓”，指的是誰。
不管別人怎麼罵他，官方怎麼說他，羅隆基的滔滔雄辯和喃喃情語，在我心中都是無比的美好和珍貴。
英雄無後，天才無種。羅隆基無妻又無後，他的弟弟與侄子繼承了他的財產：拿走了他全部的字畫；賣了所有的青花瓷器；接手了數千元的現金；兌換了從前的美國朋友送他的六百元美鈔；大概他還留有極少量的黃金。叔侄倆把他的書籍捐給了民盟中央，獨獨甩下骨灰──羅隆基的骨灰，走了。
（一九）八三年一個冬日的晚上，由羅隆基供養讀完大學學業的侄子來京出差，提著個大蛋糕探望母親。他喜洋洋美滋滋地地告訴母親：前不久，挑了十八幅齊白石的畫（羅隆基專門收藏齊白石），以三萬元的價格賣給了省博物館，現在自己是個萬元戶了。母親送走客人後，哀嘆不已，說自己要有三萬塊錢就好了，可以留住老羅的藏畫。
（一九）八五年，是父親誕辰九十周年，我們一家人在母親的帶動下，四方奔走，不斷請示，終被官方批準，搞了一個座談會。民盟中央是主辦單位之一。這次活動使民盟的人受到啟發，決定也照這個樣子，給羅隆基舉辦九十周年誕辰紀念活動。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四日，民盟中央召開了“紀念民盟創建人、著名愛國主義戰士和政治活動家羅隆基誕辰九十周年座談會”。
我對母親說：“即使民盟中央不請我參加，你也要帶我去。”
母親同意了。
在會上，統戰部部長閻明復做了總結性、評估性的發言，而給我印象最深的，卻是千家駒的即興講話。他坦言，從前自己一向看不慣羅隆基，所以反右時很積極。“大德不逾閑，小德出入可也。”如今，才認識到羅隆基在大節上，始終是沒有錯的。為此，他一直愧疚……
我們全家每年都要給父親掃墓。我第一次掃墓是在（一九）七八年平反出獄（我於一九六八年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返京後，由母親帶我去的。
祭掃完畢，我問：“羅伯伯骨灰，也在這裡嗎？我想看看。”
母親答：“他的親人都不保留，民盟的人還會保管？”
我仰望浮雲，滿臉淚痕。
“古來何物是經綸，一片青山了此身。”從父母雙亡，寡嫂收養到孤淒而死，屍骨無存，羅隆基始終是個漂泊無依的人。
（二ＯＯ一年十一月完稿、二ＯＯ三年六月修改於北京守愚齋）
注釋：
注釋
潘光旦（1901～1967）：原名光，後署名光旦，又名保同，號仲昂，江蘇寶山縣人。1913年江蘇省政府咨送北京清華學校。1922年秋赴美留學，入迪特茅斯大學，1924年獲學士學位；同年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獲理學碩士學位。在社會學、優生學、家庭問題及進化論、遺傳學方面有很高的造詣。返國後歷任吳淞政治大學教務長，東吳大學法律學院預科主任，光華大學社會系主任、文學院院長，暨南大學講師，中國優生學會會長等職務。1927年春，與胡適、徐志摩等在上海籌設新月書店。1929年10月任出席第3屆太平洋國際學會中國代表團代表。1934年秋任清華大學社會系教授，後兼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1937年10月任長沙臨時大學教務長。1938年5月臨時大學改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任教務長。1941年參加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即中國民主同盟之前身），任民盟中央常委。1949年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任第2～4屆全國政協委員。1957年劃為右派，後任中央民族學院專門教授。1967年逝世，終年66歲。1979年右派問題獲得改正。著有《優生學》、《優生概論》、《政學罪言》、《人文史觀》、《人文生物學論叢》、《中國之家庭問題》、《中國伶人血緣之研究》、《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等。
注釋
曾昭掄（1898～1967）：字叔偉，湖南湘鄉人。1919年畢業於清華，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留學。1926年獲化學博士學位後，回國在中央大學任教授並兼任化學系主任。1931年秋任北京大學教授、教務長兼化學系主任。1932年發起創建中國化學會，並擔任化學會會志總編輯，還多次當選為中國化學會會長及常務理事。1935年擔任國立中央研究院評議員。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隨北大南遷，任長沙臨時大學、西南聯大教授。1944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 1948年4月選為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北京大學教務長兼化學系主任、教育部副部長兼高教司司長、高教部副部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化學研究所所長等職。曾被選為第1屆全國人大代表，第1～4屆全國政協委員。1957年劃為右派，1958年任武漢大學教授，1967年逝世。終年 68歲。1979年右派問題獲得改正。著有《炸藥制造與實驗法》等。
注釋
范朴齋：生卒年不詳。國務院參事室參事，民盟中央委員兼宣傳委員會副主委，1957年劃為右派。1979年改正。
注釋
張志和（1894～1975）：化名何渠安，筆名李凡夫，四川邛崍人。 1916年畢業於保定軍校2期，畢業後服務於川軍，歷任連、營長，劉文輝川軍總司令部參謀，後又兼任兵工廠總辦。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創辦《新四川日報》《新川報》。大革命失敗後和陳靜珊在上海開辦辛墾書店，又在家鄉辦敬亭小學和中學。1932年脫離川軍出蜀。 1934年出國考察，並到蘇聯參觀，回國後曾去兩廣鼓動李宗仁等抗日。1936年在上海辛墾書店主編《研究與批判》革新號。同年底在成都開展抗日救亡運動。抗戰爆發後，曾去延安。回到成都後恢復黨籍，從事文化界救亡運動，與陳靜珊等合辦《新民報》、主編副刊《政經周刊》，應王陵基相邀，經黨同意，任30 集團軍副團長及總司令部參謀長，赴武寧抗日。1941年參加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即中國民主同盟前身），任民盟中央委員，西南總支委員，主要從事國民黨西南高級軍政人員統戰工作。1942年將西康省政府主席劉文輝引與周恩來見面，後促成劉部起義。1945年在成都出資開辦健誠實業公司和臨邛茶廠，掩護地下黨和進步人士。1949年後，當選為第2屆全國政協委員，民盟中央委員。1957年劃為右派，1975年逝世，享年81歲。 1979年右派問題獲得改正。
注釋
劉王立明（1896～1970）：原姓王，名立明，婚後隨夫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姓劉。安徽太湖人。1916年留美攻讀生物學，回國後，於20年代初開始創辦婦女刊物，發表文章，著書立說，宣傳富民強國，要求婦女解放，成為我國早期婦女參政運動的倡導者之一。她領導中華婦女節制協會，反對包辦婚姻，倡導節制生育，開展婦女職業教育和興辦婦女福利事業。先後在上海、香港、重慶、成都、廣元等地，創辦婦女職業學校、婦女文化補習學校、婦女工藝生產社、婦女賑濟工業社等。抗戰前，在上海創辦了專為單身婦女解決食宿困難的女子公寓，在江灣設立婦孺教養院，收容大批流離失所的婦女兒童，並給予一定的職業訓練和文化教育。抗戰期間，又在四川敘府和重慶分別創辦湛恩難童教養院和勝利托兒所，後者是當時重慶唯一的全托托兒所。她還發動各階層婦女募集寒衣，支援前線，搶救傷員、難民和天津流亡學生，並負責主持梅園難民救濟所。1934年日本特務暗殺了劉湛恩，她秉承丈夫遺願繼續從事抗日運動。1944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並當選為中央委員，與李德全等人發起組織了中國婦女聯誼會，團結進步婦女，宣傳民主反對獨裁。1946年，與陶行知等人倡導成立中國人權保障委員會，陶去世後，接管會務。積極援救被捕的進步人士及其家屬。建國後，任第1～4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婦聯常委，民盟中央委員，中華婦女節制會會長，世界婦女節制會副主席。1957年劃為右派，1970年逝世，享年74歲。1979年右派問題獲得改正。
注釋
周鯨文（1908～1985）：號維魯，遼寧錦縣人。青年時期，從北京匯文中學畢業後，入日本早稻田大學，旋赴美國，入密西根州立大學，畢業後赴英，入倫敦大學學習政治學。1931年返國，主辦《晨光晚報》。1933年塘沽協定後，在北平組織東北民眾自救會，出版《自救》周刊。1936年任東北大學秘書主任兼法學院院長，並代理校長。 1938年初赴香港，創辦《時代批評》半月刊，宣傳抗日。1941年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為發起人之一，1944年改為中國民主同盟，被選為中央常務委員，後任副秘書長。建國後，任第1屆全國政協委員，第2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委員。 1956年12月去香港，後在香港主編《時代批評》及英文《北京消息》半月刊。1985年逝世，終年77歲。著有《人權運動綱領》、《風暴十年》。
注釋
葉篤義（1912～）：安徽安慶人。畢業於燕京大學政治系。1944年加入民盟，後任民盟中央委員、宣傳部副部長。建國後，任法律出版社社長，政務院政法委員、副秘書長，全國人大憲法修改委員會副秘書長。1957年劃為右派。1979年右派問題獲得改正。後任第6～7屆全國政協常委，民盟中央常委、副秘書長、中央副主席兼秘書長。
注釋
羅德先：生平不詳。
注釋
張東蓀（1887～1973）：原名萬田，字聖心，浙江杭縣（今屬余杭）人。早年留學日本，入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辛亥革命時回國，歷任孫中山臨時大總統府秘書，上海《大共和日報》、《庸言》雜志、《大中華》雜志和《正誼》雜志主筆，《時事新報》總編輯。並在上海中國公學任大學部部長兼教授。1919年在北京創辦《解放與改造》雜志，任總編輯。次年改名為《改造》。1920年與樑啟超等成立《講學社》，1922年與瞿菊農等創辦《哲學評論》，並主編《唯物辯証法論戰》。1932年與張君勱等在北平組創國家社會黨，並發行《再生月刊》。1934年與張君勱在廣州創辦學海書院任院長。後回上海，任光華大學教授。旋又去北平，任燕京大學教授，抗戰時期，曾一度被日軍拘禁。獲釋後，從事著作。1938年當選為第1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2年當選為第2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抗戰勝利後，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46年1月出席中國政治協商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全國政協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理事，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1973年6月在北京逝世，終年86歲。著有《道德哲學》、《認識論》、《科學與哲學》、《多元認識論重述》、《階級問題》、《知識與文化》、《思想與社會》、《理性與民主》等。
注釋
浦熙修（1910～1970）：江蘇嘉定人。女。7歲隨母赴北京，讀一年高中即輟學。再進入京華美術學校學繪畫，兩年後接替大姐在北京女師大附小教課。後考入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同時繼續在小學兼課。大學畢業後，任北京志城中學語文教員。1936年隨夫袁子英至南京工作。1937年任職《新民報》，初負責發行廣告，後升任記者，採訪部主任。1948年夏，《新民報》被封後，繼續為上海、香港等地報刊撰寫揭露時政通訊；同年11月，被捕入獄，經營救出獄赴上海。1949年曾參加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上海《文匯報》副總編輯兼該報駐北京辦事處主任，並被選為中國民主同盟候補中央委員，全國政協委員。1959年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辦公室副主任。1970年4月23日病逝。終年60歲。著有《新疆紀行》、《朝鮮紀行》等。1957年劃為右派，1979年獲得改正。
注釋
在五四運動中，羅隆基取代了清華最初是學生領袖陳長桐，領導清華學生參加了五四運動。而校方對學生的愛國行為早已不滿。一次學生開會，校長張煜全下令關閉電燈，不想此舉激怒了學生，學生點燃蠟燭繼續開會。恰巧這時有學生發現會場外有幾個打著燈籠的鄉下人，盤問後方知是校方請來準備彈壓學生的。由此引起清華學生驅趕校長風潮。張煜全、金邦正接連被學生列隊趕出校門。外交部派來第三任校長羅忠詒，尚未到任，就傳出消息說此人吸食鴉片，輿論嘩然。短短幾年，清華三易校長，實不多見。在三趕校長的風潮中，聞一多寫宣言、貼標語，做的是文書工作，而羅隆基則充分發揮了他的領袖才能，演講、開會，風頭極健。羅隆基、聞一多等辛酉級學生，應該在一九二一年夏季畢業，秋季赴美。由於參加學運而受到校方當局的刁難。羅隆基和聞一多受自請退學的處分。一年後才赴美。因此辛酉級學生一部分人在清華學習九年。故羅隆基後來在人前夸耀自己是“九載清華，三趕校長”。
注釋
劉清揚（1894～1977）：天津人。回族。女。五四運動時期，參與發起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擔任天津各界聯合會常務理事，並參加了周恩來、鄧穎超等發起組織的覺悟社。1921年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加入中國共產黨。回國後，在廣州、上海、北平等地組織愛國婦女團體。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脫黨。1931年積極從事抗日救亡活動。1944年在重慶加入中國民主同盟，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兼婦女委員會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全國政協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國民主同盟常務委員，全國婦聯副主席，中國紅十字總會副會長。1961年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 1968～1975年被監禁。1977年病逝。這裡說的“遠學劉清揚”是特指她的婚姻行為。她與張申府的愛人關系從保持了二十八年（1920～1948）。正當共產黨在解放戰爭中以勢如破竹的速度取得勝利之際。1948年10月23日張申府在《觀察》發表《呼吁和平》一文。11月 15日民盟總部宣布取消其盟籍。12月26日劉清揚在《人民日報》刊登了離婚啟事。
注釋
趙君邁（1901～1988）：湖南衡山人。畢業於日本成城中學，後赴美國留學，先後畢業於威斯康辛大學和諾維支騎兵學校。1928年回國，加入中國國民黨。1930年任浙江教導團團長。1936年任財政部稅警視察長。抗戰期間，任湖南身省鹽務局局長，衡陽市市長兼警備司令。 1942年被選為第3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4年任湖南省政府委員。 1945年任吉林長春市市長。1946年被中國人民解放軍俘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第2、3、4屆全國政協委員。歐美同學會副主任委員。1988年 7月13日在北京逝世。終年87歲。
附：羅隆基著譯篇目
〔1〕《美國未行考試制度以前之吏治》，《新月》1卷8～10月號（1928，10～12月）
〔2〕《美國的吏治與吏治院》，《新月》2卷1號（1929，3月）
〔3〕《專家政治》，《新月》2卷2號（1929，4月）
〔4〕《論人權》，《新月》2卷5號（1929，7月）
〔5〕《告壓迫言論自由者》，《新月》2卷6，7號（1929，9月）
〔6〕《我對黨務上的“盡情批評”》，《新月》2卷8號（1929，10月）
〔7〕《我們要什麼樣的政治制度》，《新月》2卷12號（1930，2月）
〔8〕《汪精衛論思想統一》，同上
〔9〕《論共產主義──共產主義理論上的批評》，《新月》3卷1號（1930，3月）
〔10〕《我們要財政管理》，《新月》3卷2號（1930，4月）
〔11〕《汪精衛先生最近言論集（書評）》，同上
〔12〕《行政學總論（書評）》，同上
〔13〕《漱溟卅後文錄（書評）》，同上
〔14〕《政治思想之變遷（書評）》，《新月》3卷2號（1930，4月）
〔15〕《我的被捕經過與反感》，《新月》3卷3號（1930）
〔16〕《服從的危險》（拉斯基著，羅隆基譯），《新月》3卷5，6號（1930）
〔17〕《約法與憲法》，同上
〔18〕《政治家的態度》，同上
〔19〕《平等的呼吁》（拉斯基著，羅隆基譯），《新月》3卷7號（1930）
〔20〕《總統問題》，同上
〔21〕《人權不能留在約法裡》，同上
〔22〕《上海民會選舉》，同上
〔23〕《對訓政時期約法的批評》，《新月》3卷8號（1930）
〔24〕《國民會議的開幕詞》，同上
〔25〕《我們不主張天賦人權》，同上
〔26〕《美國官吏的分級》，同上
〔27〕《現代國家的文官制度》，同上
〔28〕《現代文明裡的世界政治》，同上
〔29〕《論中國的共產──為共產黨問題忠告國民黨》，《新月》3卷10號（1930）
〔30〕《美國官吏的考試》，同上
〔31〕《“人權”釋疑》，同上
〔32〕《答復葉秋原教授》，同上
〔33〕《什麼是法治》，《新月》3卷11號（1930）
〔34〕《告日本國民和中國的當局》，《新月》3卷12號（1930）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