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1日訊】6月15日，貴州民主異議人士召開了紀念「6．4」公案18週年的座談會。該座談會原本是訂於6月4日晚7:30召開的，之所以被推遲，原因是該座談會受到了貴州專政機關的打壓。
6月4日，下午3點鐘，貴陽市公安局國保支隊的李副支隊長帶領二名屬下，以威脅的方式，對杜和平先生說：如果不與他們外出、今晚的紀念活動成功舉行的話，杜和平先生將會被送「勞教」，強行把杜和平先生「請」走。因為，我們的會場就設在杜和平先生家。國保的人認為，杜和平先生家只有他一人住，杜和平先生一走，其家門就得上鎖，到時間來參加開會的人便進不得門，紀念「6．4」的座談會便會被自行取消。
幸而，我們又到杜和平的大哥家要了另一把鑰匙，打開了門。
然而，正當我們準備開會時，貴陽公安在南明區公安分局局長任建書帶領下，一行六名公安闖了進來，強逼我們所有參加會的人到派出所去。在與之進行據法力爭後，我與李任科先生被迫與他們去了派出所。一直在派出所拘留和詢問我們到晚上10點過鐘，致使那天的紀念「6．4」座談會擱淺。
中共政府恐懼人們提起「6．4」，中共極權政府忌諱「6．4」事件曾經的發生。大陸專政機關對我們的打壓就是要讓我們放棄對「6．4」的追思，就是妄圖要我們遺忘「6．4」，遺忘中共專政極權政府在「6．4」期間對中華民族犯下的罪行。
的確，在中共暴政的打壓下，當年參加「6．4」的千百萬學生和市民都被迫遠離了「6．4」，不敢再觸及「6．4」這一敏感性的話題。但是，13億中國人中，總有鄙視暴政的良知者和敢於對暴政說「不」！
堅守自己觀點的正義之士，他（她）們始終不渝地認定「6．4」是中共政府對中國人民犯下的一樁歷史公案，這樁公案再沒有得到徹底結案之前，他（她）們始終要堅持不懈地每年都要紀念「6．4」。今年是第18週年，哪怕是再來一個第18週年，他（她）們拒絕忘卻「6．4」！
6月4日那天來參加會議者有：陳西、黃燕明、李任科、梁福慶、曾寧、吳玉琴、全林志、申有連，以及吳郁等。這次「遲到的18週年『6．4』公案座談會」除了上述的大部份朋友外，還有廖雙元、劉新亮和兩位慕名而來的女士。他（她）們都知道，今天討論的話題是被官方政府鎖定為「禁忌」的敏感話題。
在座談會上，陳西發言說：
「6月4日這一天,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值得追憶和表述的一天。6月4日的歷史事件，形成了一座高大的自由民主豐碑，她用無數渾身流淌著鮮血的民族英烈的身軀構築起一個標誌性的──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碑，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落成。她向世界凸顯著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熱愛自由，追求民主的偉大精神。
「18年前的6月4日，是中國歷史上一次劃時代的界碑。她向人們宣告：兩千年來專制極權制度的死刑，在中國的共產主義的徹底的失敗，共產黨政府的暴政統治最後的掙扎。從此，中國人與共產黨政府劃清界限，共產黨欺哄中國人幾十年的謊言被最終戳穿。她向人們昭示了一個正義、真相、人權、法治的時代的即將來臨。
「89『6．4』是中國現代歷史的一個分水嶺。她將埋葬中國野蠻的暴政制度，消除在大陸中國綿延了數千年的專制極權等級制度，中國人真正追尋到了一條：人人生而平等，個體人身自由的道路。他們的價值觀建立在尊重生命、保護個人自由權的創造上，再不是聽黨的話，空洞的國家主義集體主義之上；他們的理想建立在追求個人人生的幸福和對正義事業的榮耀上,再不是烏托邦式的共產主義理想之上；他們的行為建立在對實踐自由以及實踐憲政和維護公民的基本權利上，和維護人類世界綠色和平的正確事業中，再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盲從的緊跟領袖、或者某個專政黨的號召之中。
「89『6．4』是中國人自己起來既反思傳統的暴政文化，又否定自身的助紂為虐的原罪文化。中國人深知，苦難的中國要獲得幸運，必須要敢於否定過去的官本位文化，勇於創造出定位是『人人有缺陷』，然而，人人又是平等，擁有尊嚴和自由權利的文化。
「89『6．4』必然推動著中國深層次的文化建構和淺層次的制度建構。」
李任科結合夜市維權說道：
「我在弱勢群體與官府的維權活動中深深地體會到，中共暴政後極權時代的掙扎，其慘無人道性。在我們身邊，在我們中國仍然每天都在發生『6．4』血案。廣東太石村、汕尾、廣西博白、山西黑磚窯奴役案，以及我們貴陽整肅夜市。官匪勾結的強權利益集團，殘酷無情的剝削迫害打擊弱勢群體。『6．4』慘案每天每時都在我們中國繼續發生。」
杜和平談道：
「我們這麼些朋友在我家裏紀念『6．4』，我不知違犯了國家的哪一條法律，國保就威脅我，要送我去勞改農場『勞教』；就有公安上門，要強迫我們去派出所。這個專政極權政府真可惡，竟然明文規定的法律不遵守，擅自實行的是一黨私法。」
參加「6．4」公案座談會的人都發了言……，座談會持續到晚上10:30分。
（2007年6月17日於貴陽大西門市西河邊） @
──原載《觀察》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