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1日讯】6月15日，贵州民主异议人士召开了纪念“6．4”公案18周年的座谈会。该座谈会原本是订于6月4日晚7:30召开的，之所以被推迟，原因是该座谈会受到了贵州专政机关的打压。
6月4日，下午3点钟，贵阳市公安局国保支队的李副支队长带领二名属下，以威胁的方式，对杜和平先生说：如果不与他们外出、今晚的纪念活动成功举行的话，杜和平先生将会被送“劳教”，强行把杜和平先生“请”走。因为，我们的会场就设在杜和平先生家。国保的人认为，杜和平先生家只有他一人住，杜和平先生一走，其家门就得上锁，到时间来参加开会的人便进不得门，纪念“6．4”的座谈会便会被自行取消。
幸而，我们又到杜和平的大哥家要了另一把钥匙，打开了门。
然而，正当我们准备开会时，贵阳公安在南明区公安分局局长任建书带领下，一行六名公安闯了进来，强逼我们所有参加会的人到派出所去。在与之进行据法力争后，我与李任科先生被迫与他们去了派出所。一直在派出所拘留和询问我们到晚上10点过钟，致使那天的纪念“6．4”座谈会搁浅。
中共政府恐惧人们提起“6．4”，中共极权政府忌讳“6．4”事件曾经的发生。大陆专政机关对我们的打压就是要让我们放弃对“6．4”的追思，就是妄图要我们遗忘“6．4”，遗忘中共专政极权政府在“6．4”期间对中华民族犯下的罪行。
的确，在中共暴政的打压下，当年参加“6．4”的千百万学生和市民都被迫远离了“6．4”，不敢再触及“6．4”这一敏感性的话题。但是，13亿中国人中，总有鄙视暴政的良知者和敢于对暴政说“不”！
坚守自己观点的正义之士，他（她）们始终不渝地认定“6．4”是中共政府对中国人民犯下的一桩历史公案，这桩公案再没有得到彻底结案之前，他（她）们始终要坚持不懈地每年都要纪念“6．4”。今年是第18周年，哪怕是再来一个第18周年，他（她）们拒绝忘却“6．4”！
6月4日那天来参加会议者有：陈西、黄燕明、李任科、梁福庆、曾宁、吴玉琴、全林志、申有连，以及吴郁等。这次“迟到的18周年‘6．4’公案座谈会”除了上述的大部分朋友外，还有廖双元、刘新亮和两位慕名而来的女士。他（她）们都知道，今天讨论的话题是被官方政府锁定为“禁忌”的敏感话题。
在座谈会上，陈西发言说：
“6月4日这一天,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值得追忆和表述的一天。6月4日的历史事件，形成了一座高大的自由民主丰碑，她用无数浑身流淌着鲜血的民族英烈的身躯构筑起一个标志性的──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落成。她向世界凸显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热爱自由，追求民主的伟大精神。
“18年前的6月4日，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划时代的界碑。她向人们宣告：两千年来专制极权制度的死刑，在中国的共产主义的彻底的失败，共产党政府的暴政统治最后的挣扎。从此，中国人与共产党政府划清界限，共产党欺哄中国人几十年的谎言被最终戳穿。她向人们昭示了一个正义、真相、人权、法治的时代的即将来临。
“89‘6．4’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个分水岭。她将埋葬中国野蛮的暴政制度，消除在大陆中国绵延了数千年的专制极权等级制度，中国人真正追寻到了一条：人人生而平等，个体人身自由的道路。他们的价值观建立在尊重生命、保护个人自由权的创造上，再不是听党的话，空洞的国家主义集体主义之上；他们的理想建立在追求个人人生的幸福和对正义事业的荣耀上,再不是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理想之上；他们的行为建立在对实践自由以及实践宪政和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上，和维护人类世界绿色和平的正确事业中，再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盲从的紧跟领袖、或者某个专政党的号召之中。
“89‘6．4’是中国人自己起来既反思传统的暴政文化，又否定自身的助纣为虐的原罪文化。中国人深知，苦难的中国要获得幸运，必须要敢于否定过去的官本位文化，勇于创造出定位是‘人人有缺陷’，然而，人人又是平等，拥有尊严和自由权利的文化。
“89‘6．4’必然推动着中国深层次的文化建构和浅层次的制度建构。”
李任科结合夜市维权说道：
“我在弱势群体与官府的维权活动中深深地体会到，中共暴政后极权时代的挣扎，其惨无人道性。在我们身边，在我们中国仍然每天都在发生‘6．4’血案。广东太石村、汕尾、广西博白、山西黑砖窑奴役案，以及我们贵阳整肃夜市。官匪勾结的强权利益集团，残酷无情的剥削迫害打击弱势群体。‘6．4’惨案每天每时都在我们中国继续发生。”
杜和平谈道：
“我们这么些朋友在我家里纪念‘6．4’，我不知违犯了国家的哪一条法律，国保就威胁我，要送我去劳改农场‘劳教’；就有公安上门，要强迫我们去派出所。这个专政极权政府真可恶，竟然明文规定的法律不遵守，擅自实行的是一党私法。”
参加“6．4”公案座谈会的人都发了言……，座谈会持续到晚上10:30分。
（2007年6月17日于贵阳大西门市西河边） @
──原载《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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