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3日訊】一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在刊登甘肅省會寧縣部分城鎮居民到農村安家落戶的報導所加的“編者按”中，發表了毛澤東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為了貫徹這一“最高指示”，中共的宣傳機器對“知識青年到農村去”進行了精心的政治包裝，宣稱它是“知識青年與工農相結合的光輝道路”、“加速思想革命化的根本途徑”和“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計”。在這種背景下，很快，從烏蘇里江畔到天山腳下，從陰山漠北到瀾滄江兩岸，１６２３萬知識青年奔向那裏，在“廣闊天地”農村插隊落戶，開始了史無前例的“上山下鄉”運動。在全國範圍內迅速掀起了一個以“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為內容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在那個個人崇拜盛行的瘋狂年代，成千上萬的知識青年都是懷著真誠的革命理想奔赴農村的，他們真地以為自己是在響應“偉大領袖的號召”，去農村反修防修，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走一條與工農相結合的光輝道路，加速思想革命化。直到“文革”結束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真相方才大白於天下，原來，毛澤東和中共當年之所以要把千萬知識青年趕到農村去，純粹是為了解決城市勞動力大量過剩的社會問題，而不是真地為了讓他們去反修防修，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走一條與工農相結合的光輝道路，加速思想革命化——這一切都不過是哄騙那一代青年的政治幌子。
二
1966年夏季，隨著“炮打司令部”一聲令下，文化教育、工農業生產和其他各行各業，都受到猛烈衝擊。8月在各大中城市掀起的紅衛兵運動和尾隨其後的“大串聯”，將“造反”的狂潮迅速推向全國。
1967年初，伴隨各地“造反派”奪權任務的實現，“文革”的領導者著手建立各級革命委員會控制下的新秩序。針對教育部門，首先向全國發出了停止外出串聯，大、中、小學開始“復課鬧革命”的號召，促使桀驁不馴的紅衛兵們回到學校，置於紀律的約束之下，此後各地學校陸續復課。
中學普遍復課後，一個嚴峻的問題很快便凸顯了出來：“文革”爆發不久，所有大專院校就停止了招生，小學畢業生升入初中、初中畢業生升入高中的工作同時中斷，使畢業生的升學道路完全堵塞。另一方面，“文革”引發的大動亂造成1967年生產大幅度滑坡，工農業總產值比上年減少9.6%，其中工業產值減少13.8%。各地工礦企業大多苦於派性爭鬥，生產步履維艱，接納新工人入廠的工作無從談起。這樣，中學畢業生就業之路也變得異常狹窄了。
當時全國中學積壓的1966年、1967年兩屆初、高中畢業生多達402萬人，大批畢業生分配無門，終日無所事事，成為學校恢復教學和招收新生的障礙。1967年10月22日，教育部在關於復課鬧革命情況的材料中，將畢業生分配作為亟待解決的首要問題，指出：畢業生不分配出去，新的學生進不來，而今年畢業和招生人數又比往年多一倍以上，這不僅涉及教師和校舍問題，還需要解決這些學生是一批畢業出去，還是分批畢業的問題。進入1968年，解決中學畢業生分配的問題已經刻不容緩，積壓在校的畢業生除1966、1967兩屆，又加上1968屆的598萬人，三屆畢業生(以後習稱“老三屆”)共達1000萬人。
如此眾多的畢業生積壓在校，他們的出路何在？在以後若干年裏，高中和大學停止招生，升學道路被完全堵死。而整個國民經濟又呈現繼續衰退的形勢，1968年工農業總產值在上年已經下降9.6%的基礎上，再降4.2%，只相當於1966年的86.2%。在這種令人沮喪的形勢下，對絕大多數工礦和基層單位而言，招收新職工根本提不上議事日程。“老三屆”畢業生實際上已經成為城鎮的剩餘勞動力。於是，在中共的導演和強制下，一場聲勢浩大、曠日持久的上山下鄉運動便應運而生了。據統計，在“文革”10年中，一共有1400萬以上的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也就意味著，十分之一以上的城鎮人口在這種形式下被送往鄉村和邊疆。
三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給全社會帶來了嚴重消極後果。
大批知識青年下放農村，在生活上遇到許多困難；因為被迫中斷了學業，原本學到的一點科學文化知識走向退化。許多青年的人身權利得不到保障，首先是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受到歧視和迫害；女知青受到性侵犯的案件層出不窮。農村的艱苦環境，因無節制的繁重勞動、營養不良而罹患各種病症並累及終生的青年，不可勝數。
上山下鄉運動不僅觸動幾乎每一戶城市居民，而且波及到廣大農村，幾億農民受到它的影響。知識青年給農村帶來的一些新氣象，不足以彌補農民的實際損失。知青下鄉，在許多地方不過是壯大了當地剩餘農業勞動力的隊伍。直接損害了農民的利益。
國家花了許多錢，卻沒有真正解決勞動力就業問題。“文化大革命”以後，知識青年大舉返城。國家不得不為他們重新安排就業，以前的開支全部浪費。1978年，有人將上述問題歸納為“四個不滿意”，即知青不滿意，家長不滿意，農民不滿意，國家不滿意。
1980年，中共終於明確指示停止讓城市青年下鄉種地的辦法，為這場曠日持久的運動劃上了一個句號。儘管如此，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留下的嚴重後遺症卻至今沒有消弭。
“文革”結束後，下鄉青年陸續返回城市或留在當地就業，但在以後的歲月裏，他們中的許多人繼續被運動造成的後遺症所困擾：許多人找不到比較理想的工作；回到城市沒有住房。與農民結婚的知青，為了返城與配偶離了婚(因為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官方不允許農業戶口的配偶一同進入城市)，導致家庭破裂；而極少數留在農村的，雖然保全了家庭，卻註定要過一輩子遠離城市文明的貧寒生活。
80年代以來，在經濟改革的大潮中，大批當年的知青成為企業大刀闊斧裁減的對象，淪為新時期社會中的弱勢群體。一位在美國的中國年輕學者陳意新，寫過一篇很有影響的研究知青上山下鄉史的論文，題目就叫作《從下放到下崗》，集中概括了一代知青走過的坎坷人生歷程。
上山下鄉運動留給一代知青(在多數情況下，還包括他們的父母和子女)的精神和肉體的創傷也永遠不會痊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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