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31日訊】我們提醒郭羅基老：“反黨反社會主義有罪”——這是一個（成品）判斷，在實踐上被用為根據和標準。既已是成品，就得有個來路，它就不是它的初始和源泉：因為還有先於成品的原料，以及源料如何合成的工藝——這都是構成成品的要素。命題不是自己的始源，它是哪裡來的，怎麼來的才是始源——構成這個判斷的原料以及將這些原料形成為命題的心理歷程，還有心理與材料之間如何聯繫和如何過渡，而後才能得到做為命題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有罪”。
再者：毛澤東再混再賴也是一個人，是人就有心，有心就不可能不經受心理過程便從天而降下這個命題。所以才說郭師說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有罪’是災難之源”這命題並不是終極有效，理由就在這裏。這要揭示——
毛澤東能建立起這一命題，他的心理程式是什麼？
——這就得對“反黨反社會主義有罪”這命題做出還原。
孫豐對這一還原的揭露是——
就因毛澤東不知什麼是黨，也不知什麼是主義（這裏說的是沒有定語的“黨”和沒有定語的“主義”；不是指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即不考查任何實際的，有主觀理念或宗旨的事實政黨，不考察用來反對別的主張的實際主張，只來追問純粹意義的主張是什麼。）
不只是毛澤東，而是整個共產黨（包括毛所崇仰的陳獨秀和李大釗）都沒解決這個對一切政黨來說的第一位的問題。這是不是一種妄說呢？——陳獨秀是上世紀當之無愧的思想領袖，是最重要的開放人物之一，而李大釗也是有成就的思想人物，他們能不知什麼是黨嗎？問題就在這裏：在任何時代，時代能向人提出的是實際使命或任務，直接被面對的並不是“黨”，而是由任務規定的實際政黨的宗旨或綱領。這就有兩點是我們後來者的研究所無從把握無從去區分的：其一是純粹的——政黨，它是一個客觀概念，卻又沒有事實牲為支持，與人的創立無關——人能創立的永遠只能是時代任務下的實際政黨，沒有辦法創建出純粹政黨。所以純粹政黨就牽扯不到主觀心靈的使用。正因為做為概念它是客觀的，一旦有政黨事實出現卻必是主觀的，所以純粹政黨就不可能進入人的經驗，實踐中政黨領袖只能關心實際政黨。
其二是政黨的宗旨或綱領要反映的就是時代性時代使命或任務，人能主觀地去創立的總是實際政黨，實際政黨出自意志，直接的就是意志，當然有主觀過程，就在意識能力內留有生動痕跡，生動到足以佔據整個意識，把它藉以成立的純“黨”概念完全抵消。創建政黨的傑出人物其實都只是活動在綱領或宗旨內，幾乎沒有人去考察純粹的“黨”是個什麼東西。
我們的這一說法是邏輯學和心理發生學都能解釋的——如上我們說到“反黨反社會主義有罪”這個命題既有原料，又有創建者的心理歷程“。上世紀西學東漸，中國處在經濟上貧弱、政治上的轉型和思想上的大解放時期，當時的形勢向民族的先賢提出了那個時代的任務，活動家們只能就各自所見提出自己的主張，並圍繞著主張來活動，一批人一圍繞一個共同主張就構成為實際的政，不管他們自覺到沒有。他們既來不及也沒有促成思考純粹政黨的機緣。所以毛澤東一生考慮的是共產黨，而不是純粹意義的政。他怎麼能意識到這個問題呢？或者說民族理性還沒成熟到這個階段。
共產黨在中國已快一個世紀，統治中國也近八十年，它聲稱自己為奪取統治權犧牲了兩千多萬，可它為奪取這個政權殺死多少人呢？至少不會少於二千萬，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它還不知什麼是政黨，什麼是主義，又怎麼能不陷於危機呢？對共產主義的瞭解，我個人是從六十年代末捲入了同它的鬥爭，經了大半生的努力至今天才開始觸到它的一點皮毛。整個中華民族被它壓榨了近六十年，徑了張戎女士的十年努力我們才大吃一驚地發現：原來沒有什麼蘆定橋頭鐵索寒，沒有十八勇士……我們才晃然瞭解到：正是父子之情使蔣先生放縱了共產黨，才讓它坐大……十幾億人的洋洋大國，這些表面的事實的揭露都需近世紀的努力。對於連共產黨領袖們自己的心理都未曾納入的那些過程的揭露，當然就更為困難。
大思想家陳獨秀，還有不可一世的東方巨人毛澤東都不知他們為之獻身一生的共產黨究竟是什麼，一點也不奇怪，這也不是中華民族所獨有。實踐共產主義的創立者列寧、史達林也都一樣，這個問題根本就沒被他們當做一個問題思索過。
無論毛澤東多麼無賴、鄧小平多麼的霸道，至少他們都不是要拿“反黨反社會主義有罪”和自己過不去，和自己的黨過不去，他們是為鞏固統治。他們自己叫做“確保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器永遠掌握在無產階級革命家手裏”或者“保證社會主義江山永不變色”——一句話他們是為了他們的政權的延續。這話也不只毛澤東、鄧小平說，其前的列寧、史達林也沒少說，且實踐中的貫徹也並不手軟。可是，其政權並沒像他們這樣做所期待的那樣“永不變色”，而是只維持了七十年，就隨同他們所打倒的那一切進了歷史的垃圾桶。相反，在“反黨反社會主張”沒有罪的地方，那裏的黨能政權就這麼一輩又一輩的和半承傳，輪換，偏偏就不進垃圾堆。難道這還不足以證明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有罪不恰恰就是對他們的期待的動搖和瓦解嗎？他們要“長治久安”，為長治久安所取的努力卻是命短性斃。
其所求與所得相背向，其果與其行為相反比，難道這還不能證明指導他們所以那樣行為的原則其實是與他們的願望相背道的嗎？如果讀者接受我的這個結論，那麼我跟上來要揭露——其實這也就是不懂得什麼是政黨什麼是主義的表現。
——因為他們不懂得任何植物的苗都不能揠，所以他們才揠，一邊揠一邊施肥一邊澆水，就像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一棒芭米可脫粒×克，一畝地原植××××株，現在翻上十倍，原來的棒數乘上10，總糧數也就翻十倍。毛澤東就不懂植株密度是有限制的，所以他密植的結果是棵粒不收。
同理，他也不懂得什麼叫生態，他不知道滅了蛇會是鼠災，天了鳥雀會是蟲災，他就憑著詩人的想像拿著國家糟塌吧，反正他是餓不著的。
因為毛澤東們不懂什麼是黨，什麼是主義，他才有它的詩人加虎狼的想像來保衛他的黨他的主義，那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有罪”這個憲法命題。
轉自《民主論壇》(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