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在上海被提審過兩三次。擔任主審的是一位四十多歲的胖子，穿著漂亮的警服。在他左右兩側，各坐著一名穿便服的人。一個是瓜子臉，細高個子，後來我知道他是阜新市公安局的一名科長，叫丁志良。另一個顯然是上海本地公安局的人，他沉默寡言，說的是帶著濃重上海腔的普通話。那胖子一會兒笑容可掬，勸說我坦白交代，還有出路；一會兒又吹鬍子瞪眼珠，罵我不老實。丁志良動不動就暴跳如雷，拍著桌子破口大駡。但是，不管他們如何粗暴，那位負責押送我的年輕獄警卻很斯文。他三十歲左右，身材修長，穿著一身乾淨整齊的的改良中山裝，對我說話很有禮貌。每次打開牢門提審我，他總是伸出右手，做出一個漂亮瀟灑、表示「請」的姿勢，彷彿是請我去赴宴似的。審訊完了送我回牢房，他也是同樣用這個優美的「請」的姿勢，好像我不是犯人而是一位貴賓。天哪！他對我是怎麼想的呢？
提籃橋監獄歷史悠久，中外聞名。早在孩提時代，我就聽說過了，知道那裏是專門關押「壞人」的地方。汪精衛的夫人陳璧君就曾經是這裏的長客。想不到如今我也成了「壞人」，有機會親自體嘗一番這裏的鐵窗風味。但我畢竟不是這裏的長客。約莫過了一個星期，我被押送到天津，關在和平區看守所（外面掛著「公安和平分局」的牌子）第五牢房。其時正值張春橋《論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出籠之際。全國各地都要學習他的文章，連犯人也不例外。牢房裏的犯人頭子——由監獄當局任命的學習小組長，天天領著我們念《全面專政》，還要討論，據說這篇文章是改造所有犯人的最銳利武器。
這個第五牢房，包括裏面一個小小廁所在內，不過20平米光景,卻關押著四十多名犯人，其擁擠程度可以想像。白天，我們分成三排蹲坐著，互相你擠我，我擠你。全體犯人一律只准用兩種坐姿，由犯人頭子隔一段時間下令變換——我這才體會了「蹲監獄」的「蹲」字的滋味。夜晚伸不開身子，只好你的頭靠著我的腳，我的頭依著他的腳，首尾相接。平臥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們側立身子互相擠疊著睡覺，如果有誰起來解手（晚上解手用不著舉手喊報告請示同室犯人頭子恩准，這大概是監獄當局對犯人所施的仁政），他原來的位置（由犯人頭子指定的）立即就會被左鄰右舍填擠掉了，他必須使出渾身解數從兩位鄰居中間猛插進去。犯人們常常為了幾釐米的空間而互相廝打。這些犯人，絕大多數是刑事犯，而且以「文化大革命」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居多，其中有流氓、小偷、慣盜、詐騙犯、搶劫犯、殺人犯、強姦犯、姦污幼女犯……還有一名據說是因為姦污女屍被家屬發現而被捕入獄的火葬場工人，後來又關進了一個教唆妻子賣淫的中年人，真是形形色色，豐富多彩。我和他們在一起，感到深受侮辱。而且，我還受他們的欺負和毆打。監獄也是一個小小的社會，這個社會的成員也是分等級的，其中以政治犯地位最低，不但監獄當局對他們最狠，而且還要受到刑事犯的歧視和欺負。刑事犯們常常拍著胸脯，趾高氣揚地說：「毛主席說了，我們犯罪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你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是敵我矛盾，和我們不一樣。」
這幾句話，我在不同的監獄裏，從不同的刑事犯的嘴裏，聽到過無數次。原來，這幾句話正是反映了監獄管教人員的思想（少數文化水準較高的例外），也是管教人員有意向刑事犯們灌輸的。
我讀過一些外國，主要是俄國政治犯的回憶錄，知道國際上有公認的準則，政治犯和刑事犯在待遇上是有區別的，即使被認為是最殘酷的沙皇俄國，也是如此。因此，在天津接受第一次提審的時候，我首先提出了抗議，聲明自己是政治犯，決不能和流氓、小偷這些烏七八糟的刑事犯關在一起，否則我拒絕接受審訊。
「放屁！」丁志良咆哮著沖過來，向我背部猛揍一拳。「我們國家沒有政治犯，大家都擁護共產黨。你是反革命，不是政治犯。」
那個胖子（這次他改穿便服）也過來幫忙，用穿著大皮鞋的腳踢我的大腿，他邊踢邊嚷道：
「你這個反革命還敢不老實！今天就讓你知道什麼是無產階級專政，看你還老實不老實！」
「我們無產階級專政不是吃素的。」——這是丁志良的聲音，他又向我的臉上送來一拳。
我的鼻子和牙齒被打出了血，他們終於住了手。這時，一個穿呢子衣服的高個子用心平氣和的語氣說道：
「你是一切流氓、小偷等的社會基礎，是他們的政治代表，你比流氓、小偷還要壞。」
回到牢房後，我宣佈絕食以作為繼續抗議。然而，我再次遭到了毒打。不過，這次是犯人頭子授意他的左右手——叫做「願意接受改造的犯人」打我的。我的抗議失敗了，或者也可以說，我變得成熟了些，終於明白：在張春橋式的「全面專政」下，是沒有什麼道理可講的。我必須面對現實。
而現實是嚴峻的。對我的審訊由三方面人員組成：前面提到過的那位胖子，是代表天津市公安局的，可惜我不知道他的官階，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南開大學保衛處派出一名因搞「階級鬥爭」有功而新提拔的科長，他也曾去上海參加對我的捕捉，從上海西法華派出所到提籃橋監獄的吉普車上，他一直猛按著我的頭不許我張望；在押送我來天津的火車上，他洋洋得意地問我：「你在南開大學那麼多年，認識我嗎？我也是南大的。」阜新方面以新提拔的市公安局副局長李彥為首，成員包括兩名科長（丁志良和那位穿呢子衣服的高個子，可能姓劉），以及一名姓金的幹警。這個「聯合陣線」是在漫長的審訊過程中漸漸被我摸清底細的。看來他們的第一個目標是想通過我的招供，在南開大學打出一個「反革命集團」，這也是把我押送天津審訊的原因。因此，在對我進行審訊的過程中，也就同時在南開大學到處調查和我有聯繫的人。
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一個正直、富於同情心的人，常常要為他的善良行為付出高昂的代價，即使是在戰爭年代流過血、出過力的老幹部也不例外。那個我不願意再提他名字的「朋友」，在捧著雙手獻上我的小說手稿以後，又轉而揭發徐明所給過我的難能可貴的説明。當時徐明正在住院，被工宣隊從醫院里拉出來質問，在全校大會上指責徐明「喪失共產黨員立場」，和「反革命分子」關係密切。徐明被撤銷原職務，從人事處調到體育教研室，幹著勤雜工的工作，連工資也受到影響。他的大女兒中學畢業後，也為此不能分到正式工作，只好去幹臨時工。
在南開大學，因為我而受株連被審查者，遠遠不止徐明一個人。限於篇幅，恕我不能逐個點名了，希望這些朋友諒解。但是，這裏我不能不提一下清史學者陳生璽教授。陳原是我國史學界老前輩、著名學者鄭天挺教授的副博士研究生。1956年，在中共提出「向科學進軍」的口號以後，我國首次設立了副博士研究生制度。南開大學歷史系總共有三個副博士研究生。經過「偉大的反右鬥爭」，兩個被打成了「右派」，陳就是其中一個；剩下的那一個則成為「內定右派」（即不向群眾公開宣佈，由黨組織內部掌握的「右派」），被取消研究生資格，打發到邊遠的黑龍江去工作。順便提一下，當年南開大學副博士研究生最多的是物理系，該系的全部副博士研究生百分之一百都被打成了「右派」，一個不剩，乾淨利索。
我和陳是在「右派分子」勞改隊認識的，我們兩個人同屬勞改隊的基建組，白天一起勞動，晚上則在一起念同一本「右派分子勞改經」。
陳教授出身農村（陝西省乾縣人），衣著樸素，治學嚴謹，我總覺得他的生活有點近乎「苦行僧」。他為人厚道，樂於助人，平時言語不多，但思想敏銳，見地深刻。勞改隊免費為我們兩人的友誼鋪設了一座堅固的橋樑，我們的友誼經受了三十多年風風雨雨的考驗，直到今日，他每出版一部著作都要贈送我一冊以寄託情誼。陳教授在清史領域的造詣，使得遠在澳大利亞、日本和美國的同行們，也不時寫信與他切磋。以他的《明清易代史獨見》為例，出版以後，短短一年光景的時間內，《光明日報》、《清史研究》等報章雜誌，竟然先後發表了九篇專家評論，一致予以高度評價。據我所知，他對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在內的西方哲學，也有一定的研究，雖然他從未撰寫過這方面的論文。就是這麼一位清心寡欲、除了埋頭學術研究、別無他求的學者，在極左路線的干擾下，被打發到圖書館長期當一名借書還書的小職員（當然,他並沒有因此意志消沉，而是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以超人的意志悄悄地做學問，每天晚上和燈光做伴到十二時以後，他的日曆從來就沒有星期日這一天），直到1978年以後,一個偶然的機遇，他邂逅前天津市市長胡昭衡，在胡的親自干預下，加上當時還在世的鄭天挺老先生大力舉薦，前南開大學黨委書記臧伯平（後來調到北京當過高教部副部長）這才萌發了慈悲之心，陳終於在將近知天命之年，結束了長達十八年的圖書館小職員生涯，那時他的鬢髮早已斑白了。當然，這是後話。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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