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高中三年的歷史課，其實並沒有學到多少真正的歷史。三年的歷史課，都是圍繞著「無產階級革命」。一年級學的是世界近代革命史，好像是從巴黎公社開始的，老師姓張，絡腮鬍子。二年級是蘇聯歷史，老師叫金豈凡。三位歷史老師都顯得很「左」，工作都很積極，但最後都沒有逃脫「無產階級專政」的懲處。最早「落網」的是張老師，經過內查外調，他原來是「歷史反革命」，當過一年「偽鄉長」。不過對他的處分比較輕，既沒有開除公職，更沒有送去勞改，而是在學校內「監督改造」，在圖書館裏幹些勤雜工作。繼張老師之後是金豈凡老師，他被逮捕，是在我讀高三的時候，原因沒有公開宣佈。除了上述三位歷史老師，還有好幾位教過我的老師，也是我在高中求學時代被逮捕的。例如教幾何的厲乃驥老師，據說在1949年以前擔任過某中學的校長，開除過要求革命的進步學生。再如，高二的化學老師，原是中共地下黨員，被國民黨逮捕後招供了，按「革命叛徒」逮捕的。還有一位數學老師，也是因為「歷史反革命」被逮捕。除了孫雲鴻老師，以上幾位老師都是在1955年全國肅反運動以前離開了教師崗位。他們後來的命運我就不知道了。
黃任軻考入了復旦大學中文系。他並沒有因為我是「落榜生」而看不起我。我們的交往沒有中斷，但遠不如暑假頻繁。他住在校內，週末才回家。我一般都是在星期六吃過晚飯以後去他家。我每次去他都在家。儘管瑞華公寓地處上海繁榮地段，他母親告訴我，黃任軻從來不溜馬路、逛商店，也很少去電影院，整天埋頭看書。我發現他的興趣有所改變，不再侈談莎士比亞和巴爾扎克。他談的都是中國古典文學，還買了幾部線裝書。我把班主任老師家訪的事告訴他。他先是大吃一驚，然後神情嚴肅地看著我，說道：
「是我害了你。」
原來，他和我就胡風是不是「反革命」進行爭論的時候，他正在寫一篇聲討胡風的文章，順便把我也拉扯上了，說受胡風毒害的青年不知有多少，「我們這裏也有一個同學至今執迷不悟，看不清胡風的反革命本質。」他把文章寄給了《解放日報》，收到了《解放日報》一封簡函，詢問這個同學叫什麼名字。黃任軻作了回復，也就把這事忘了。他現在認為，一定是《解放日報》把我的名字告訴了上海中學黨組織。他母親知悉後，主動要給我介紹工作，說年輕人不工作在家裏呆久了不好。
我把黃任軻的話和他母親的意思統統講給我母親聽。我母親反對我去工作，堅決要我考大學。她不許我再和黃任軻交往，認為他是「踩著別人脖子往上爬」的小人。
「踩著別人脖子往上爬」，是指那些為了入團入黨而出賣自己的人格，向黨、團組織打「小報告」的人。當時社會上確實有這種人，他們的行為類似小特務、告密者，專門搜集和整理周圍人們的思想言行向上彙報。黃任軻當然不是這種人。憑著他的「紅色」家庭背景，他如果想要入團入黨是很容易的，他不需要踩著我的脖子當墊被，問題是他根本就沒有入團入黨「向上爬」的願望。我母親之所以對他產生誤解，是因為我沒有把黃任軻母親的官職告訴她。可能是受文學作品的感染，在我的腦子裏，當官的和老百姓一樣都是由細胞組成的人，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如果說有什麼區別的話，我倒是記住孫中山先生的話：「官是民眾的公僕。」
黃任軻被捲進了1957年的政治風暴，成為復旦大學學生中的著名「大右派」，大會批、小會鬥的重點對像之一。這時，他母親通過《解放日報》發表了寫給他的公開信。當時在復旦大學的一位上中老同學給我寄來了這份報紙。他母親黃惟先是作了「自我檢討」，說自從丈夫為革命捐軀以後，她因為工作忙，長期放鬆了對兒子的教育和思想改造，以致兒子迷失了政治方向，鑄成了今天的大錯。然後，她懇求兒子認真檢查自己的錯誤，深刻挖掘犯錯誤的思想根源，老老實實地向人民低頭認罪，爭取黨和人民的寬大處理，不要辜負為母的期望和一片心意。黃惟曾經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學習過繪畫，文字也很有功底，信寫得淒婉動人。《解放日報》把這封信標題為《慈母心》，刊載在顯要的位置，並且加了「編者按語」，號召所有犯有嚴重錯誤的「右派」大學生體恤「可憐天下父母心」，老老實實向人民「繳槍投降」，不要再頑抗下去了，這才是他們唯一的出路。
黃任軻儘管有革命烈士的爸爸，老革命的媽媽和刊載在《解放日報》上的那封公開信，復旦大學黨組織並沒有對他「手下留情」（順便提一下，當時復旦大學黨委書記楊西光(注)就住在瑞華公寓，而且和黃惟只相隔著一層地板。），最後還是被定性為妄想「讓勞動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受到和我一樣的第二類處分：「保留學籍，勞動察看。」不過，他沒有和別的「右派」集中在一起勞動，因而避免了「右派」之間的「內耗」，少吃了不少苦頭，這是他的幸運之處。
1959年國慶十周年。中共公佈了首批國民黨戰犯的特赦名單，並宣佈摘掉「確實已經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帽子」。不少國民黨著名將領，如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等將軍，還有偽滿洲國「皇帝」溥儀先生，都被特赦釋放了，並為他們安排了比較優厚的生活待遇。但這次對「右派」的「摘帽」是象徵性的，南開大學全校數百名「右派」，一共「摘」了四個人的「帽子」。復旦大學「摘」了多少？我不知道。但我敢肯定和南開大學一樣：寥若晨星。
黃任軻就是復旦大學首批「摘帽」的「右派分子」。他結束了「勞動察看」的生涯，回校繼續他的學業。畢業後，他被分配到安徽省某師範專科學校任教。——對於一個「摘帽右派」來說，這已經是很不錯的出路了，也可以說是對他很照顧了。
黃任軻當然沒有躲過「文化大革命」的劫難。但在「文革」中受苦受難的大陸中國人實在太多了，也就不足為奇，不值一提了。
「四人幫」垮臺以後，黃任軻以「照顧年老獨居的母親」為由，很快被調回上海，安排在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作研究工作。——這是不少書呆子羡慕和嚮往的工作崗位，我想，一定符合黃任軻本人的心願。他母親還沒有離休。他沒有和母親一起住在瑞華公寓。因為他全家五口人的戶口都遷到了上海，有關方面給他單獨分配了房子，住在「愚穀邨」，位於南京西路和愚園路之間。這是上海的繁華地段，靠近靜安寺。據說，「愚穀邨」曾經居住過不少名人，因此，在上海灘也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名宅。
我出獄平反以後不久就當了教師，每年寒假都要回上海探望父母，和兩位老人共度新春佳節。每次來滬，我都要去拜訪黃任軻，還在他家吃過飯。經歷了「反右」和「文革」兩次風暴，黃任軻現在看上去很老，頭髮也花白了不少，不過還沒有禿頂。但他還是和年輕時候一樣：談鋒很健。今天，他仍然是馬克思主義堅定不移的信仰者。他把蘇聯和中國的很多政治事件統統歸咎於違背了馬克思主義。他多次反復向我強調：「這不是馬克思主義。」
黃任軻的妻子家在安徽當地農村。她告訴我，她娘家一個親戚都沒有了，都是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餓死的。她和她母親是那個家族剩下的最後兩個人，逃到了縣城，因為樹皮草根都吃光了，一度靠吃泥土為生。終於，她母親也堅持不下去了，撒手人寰。她因為很年輕，最後挺過來了，但成了舉目無親的孤女。後來，經人介紹，嫁給了有一份固定工資收入的「摘帽右派」，在生活裏終算找到了一個依靠和歸宿。
黃任軻的妻子大約有小學文化，隨夫遷到上海後，被安排在離「愚穀邨」不遠的中山公園工作，成了有固定工資有勞保的國家園林工人。她工作很努力，也很出色。
黃任軻夫婦有三個兒子，但沒有女兒。
此外，黃任軻每月享有革命烈士子弟撫恤金。
公正地說，對復旦大學昔日著名「右派學生」黃任軻的「落實政策」工作，是做得很不錯的。
可能受蘇共二十大的影響，1956年中國大陸的政治氛圍比較寬鬆。也就在這一年，中宣部部長陸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國人民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還是在這一年，上海中學1955屆的大學「落榜生」，以我們五班為例，除了那個海外關係非常複雜的女同學因為已經參加工作不再報考以外，其他人一個個都考上了大學，而且都是名牌大學。前面提到的「學習尖子」趙祥安，考上了清華大學。
1956年，我考入南開大學生物系。和當時中國的其他大學生一樣，我在大學裏學過一點俄語。與此同時，我開始寫作一部中篇小說，叫做《愛情和罪惡》。這是因為在入大學前夕，我剛讀過一本介紹佛洛伊德學說的書，意圖用一個悲劇故事的形式來表達他的理論。這部小說因為後來的政治風暴而未能按計劃完成。因為「判決書」裏提到了它，我在這裏順便帶一筆。我對功課不太在乎，幹著自己所喜愛的事。
我過去是，現在仍然是一個熱血動物，我想，也許這正是我不幸的原因之一。1957年，我被錯劃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當時，我僅僅是一年級學生。我受到「保留學籍，勞動察看」的處分，在農場勞動了將近四年。謝天謝地，我最後終於完成了全部學業。二十多年以後，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的影響下，南開大學黨委撤銷了原來的結論。我實際上是1965年畢業的，五年制的大學念了九年。但為了表示「改正」，根據中共55號檔（為落實右派新政策制定的檔）的精神，後來又發文承認我是1961屆畢業生，並補發了1961屆的文憑。在當時的中國，凡是評定工資（及後來開始的評定技術職稱），往往首先看畢業的年限即工齡的長短而不是看本人的實際水準。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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