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3日訊】我與李劍虹女士已經有七年的友誼。七年對於人生來說也許不算長，但我和她相識的這七年，對我的人生確至關重要。無論換了是誰，在二十二歲到二十九歲這七年裡，他所接觸的人和事物、思想，對他今後的一生都具有決定性意義。
在和她相識的這七年裡，我親眼看著她一步步從一名普通民眾成為一名公開持不同政見者。以上措辭也許稍有不妥，但我無法找到更加合適的表達方式。因為公開的持不同政見者，就是普通民眾。一個普通民眾不會因為成為一名持不同政見者而就改變他普通民眾的身份。
一位農民把自己家地裡出產的白菜拿到街邊公開地賣，他不會因之改變自己農民的身份而成為資本家或是政客。一個人把自己與當局的不同政見公開，這種性質和一位農民公開販賣自家地裡出產白菜一樣。公開的持不同政見者會遭到「政法干警」們的鎮壓，公開在街邊出售白菜的農民則會遭到城管們的鎮壓。黨認為：一個人要想公開發表社會見解，必須在黨限定的框架之內；一個人要想公開地賣白菜，必須到那種需要繳納各種管理費的市場裡去。
我所認識的李劍虹女士，是位典型的北方女性，大膽、率直，若是對當局有什麼不恭之辭，絕不會將它爛在肚子裡。在剛剛與她結識的那些年份，我們都沒有意識到，這種對黨的不恭，最終將遭到黨的報復。
她衣著質樸，用物亦是如此，並不刻意打扮，或者追趕潮流，在上海這個浮華大都市裡顯得有些異類。再加上與人交談時熱烈的眼神，令人很難從現代白話文中找到一個形容詞來描繪那種獨特氣質。我想，《紅樓夢》中的「爽利」，大抵就是此意。如果和她走在一起，我喜歡替她拎包，因為她的包並不像很多上海女子一樣，屬於服飾的一部分，而是個用物。那裡頭有個通訊簿，上面記著劉曉波、江祺生這些大名鼎鼎反動分子們的電話，令人好生羨慕。在2003年前後，她的生活甚至可以稱得上是幸福的，那時她還有工作，「政法干警」們似乎仍在天邊，壓根也不會想到那些鎮壓機器會跑到自己生活中來。但是她的薪水並不高，至少在上海並不算高。是以我向她建議，不妨去考公務員，以她的水平，應付那種考試綽綽有餘。但她斬釘截鐵對我說：「89年，這個政權向手無寸鐵的民眾開槍，從那時起我就發誓，決不給它當公務員，也決不入這個黨。」當時我嘲笑她：「佩服佩服，寧啖生腥食，不食暴君祿。但你比我還是差點，我自打記事開始，就壓根也沒動過那種念頭。」她大笑：「你小子是比我強得多。」
我已經很久沒有聽到她爽朗的笑聲了，這都要拜「政法干警」們所賜。密探們隔斷了我們見面的機會，也給我們的生活蒙上了陰影，以至於笑得出來的機會越來越少。在我們認識後沒過幾年，她丟掉了工作。丟掉工作的原因很簡單，因為她參加網友聚餐，這樣的聚會以吃飯聊天為主，網友們試圖把這種聚餐搞成某種氛圍輕鬆的學術交流聯誼會，討論一些歷史、文化、法律、宗教等方面的問題。譬如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如何避免；當下著名的法律案件；私有制、伊拉克戰爭、科學與民主等話題。密探們很快聞風而至，高舉著三個代表的偉大旗幟將聚餐衝散，同時還要帶走幾個聚餐中的活躍分子，到局子裡去吃幾頓盒飯。在聚餐中，每當李劍虹發表觀點時，其他人都格外聚精會神。因為她言簡意賅，往往一語中的，時而幽默詼諧，時而情真意切。所以局子裡的盒飯她吃了不少，並且一邊吃盒飯一邊繼續在裡頭對黨的局子表示不恭。於是密探們決定端掉她的工作，一來向她展示「共和國衛士」們的威力，二來也好把她寫成材料向上匯報，以示自己工作卓有成效，希望得到嘉許以便陞遷或是撈些國庫經費，小頭用來對付危險分子李劍虹，大頭用來發獎金。雖然李劍虹連到居委會找主任吵架都不可能，毫無危險可言。但密探們認為，做一個人的思想工作，其難度和重要性都遠勝於去對付一群持槍劫匪。這種觀點也許和黨中央是一致的，所以黨中央才會給他們發經費，以便去做人的思想工作。他們的手段，就是每當她找到一份工作，就跑去找那家公司的管理層，告訴資方：「李劍虹是危險分子，她的一舉一動你們都要向我們匯報。」如此一來，哪家公司還敢收留李劍虹這位瘟神？
我曾經和這些來自上海這「國際化大都市」的密探們打過交道。他們認為，自己並不是在坑害李劍虹，而是有恩於她。他們的邏輯依據就是：「換了文化大革命，早把她弄死了，還能讓她有現在？」我只能感歎：「嗚呼！密探果然不愧是密探，跟你們說什麼良心、公正，還不如去找根電線桿一頭撞上去。」
不過她好像並不怎麼在意，有一天她剛從局子裡回來，我打電話過去問候。她在電話那頭對我嘲笑了一通「東廠太監」。我說：「這總不是辦法，你總要活下去啊。」她說：「我也沒辦法，你姐姐我現在已經是南方頭號女反革命啦！這可是他們封的。」我受其感染打趣問：「怎麼不是中國頭號呢？」她說：「北方還有一個，是不銹鋼老鼠劉荻。」
於是我決定，為慶祝她榮升「南方頭號女反革命」，請她搓一頓，並送她一束百合花給她壓驚。她在飯桌上談笑風生，似乎根本沒進過那局子。吃完飯我們到上海科技館附近散步，有一搭沒一搭說著，從左拉到小說到周郎搖著鵝毛扇。街燈亮起來時，她忽然變得憂傷起來，說：「李海出來了。」我並不知道李海這個人，於是她開始講李海的掌故。黃昏時分，路人和車輛漸漸稀疏，她說著李海的遭遇，聲音越來越低，語速越來越慢，眼睛望著天邊，不知心裡在想什麼？一炷香工夫過後，她似乎喪失了平日的嚴謹邏輯和流利表達，漸漸變得有些語無倫次。由李海又說到張林，說張林這傢伙，明明已經到了美國，偏偏又自己跑回來坐大牢。張林和李海，一個清華一個北大，他們本該早已成為受人尊敬的科學家和學者，而如今卻只能接受流離半生，受盡折磨之後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疾病纏身的命運。
我黯然，美國有什麼好的呢？在自己的國土上，哪怕是坐大牢呢，也許我也願意。她反問，這個國家又有什麼好的呢？我說，那你幹嘛不離開？你英語比我好得多。她無言以對，半晌說，也許還是會有什麼變化，就等在這裡吧。
回住所地路上，我下定決心，這輩子一定要和張林、李海結交，否則虛度此生。
我們的國家浮華、空洞，籠罩在一片謊言之下。但這還不是她真正的可悲之處，真正可悲的是生活在這個國家的人們，對謊言熟視無睹，無動於衷。四千年的專制歷史，令我們已經習慣於生在專制之下。人們崇拜殺人如麻的暴君，卻將那些追求精神獨立的人視為傻子和瘋子。
05年，她準備到深圳去，在上海呆不下去了，沒法工作，沒有經濟來源。我到浦東去請她吃頓踐行的飯。她一如既往令人覺得她並不難過，穿著身白色長裙，見面哈哈笑著：「天氣預報上說今天有暴雨，可我看怎麼也不像。」那時大概午後兩點，碧空萬里，烈日高懸。「看來黨的喉舌說出來的東西，連天氣預報都不能信了。」我說：「我也覺得不會有雨，但在黨的領導下，一切都有可能。」
然後我們到浦東新開的一家圖書城去，才剛進去，她便被一套十六開的英文原版著作迷住。我急忙對她表示敬佩，她說：「不過連蒙帶猜而已。」那是部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著作，我看了她一眼，很自覺溜躂去了別處。大概兩個半鐘頭後，我回到原處找她，見她依舊保持剛捧起那大部頭時的姿勢，挺拔地站立著，眼神專注。我走到近前，她抬起頭問我有沒有看上什麼書，我說看上一套草嬰譯的托爾斯泰，可惜太貴了，要五百多塊錢，還有商務印書館的幾部史學名著，不過都太咬手。然後建議她買下手裡的這本洋文書，她微微一笑，這種微笑並不多見，與一貫的爽朗大笑截然不同。然後一言不發，把那大部頭塞回書架。我覺得我們倆犯的是同樣的毛病，都是錢大爺在作怪。
我們從圖書城裡出來，果然暴雨如注。這時方才相信，在黨的領導下，一切皆有可能。吃完飯買了一把傘，深一腳淺一腳向地鐵站走去。天上狂風大作，街上的積水象小河一樣奔流。雖然有一把傘，但兩人仍舊落湯雞一般。將近地鐵站口，我問：「這一去深圳，什麼時候才能回來？」她說不知道。我又問：「難道這一生就這樣了嗎？」她說：「坐它個三年五年的，我想我還可以。十年八年，就不知該如何是好了。」我急：「所以你一定不要進去，如果你認為只會判你三年五年，那往往都是十年八年。黨總是超出我們的想像。」她長久不答，繼續深一腳淺一腳送我去地鐵站。
「除非從此銷聲匿跡了。」她說。
「你還是離開吧，美國、加國、澳洲，哪裡不行？」我有些近乎哀求，但只見她仍舊低頭沉思。
「再等等看……」
我把傘留給她，然後離開她走進地鐵站，甚至沒有祝她一路順風。
如今她還在等，我不知道她究竟等到了什麼，如果有人知道她等到了什麼的話，請告訴我，我去祝賀她。
──原載《民主中國》(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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