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2日訊】學習了《轉法輪》，改變了人生觀。再看惡黨幾十年的統治和我親身的經歷，做個對比，寫出來，說明信仰是武力征服不了的。
我已是八十多歲的人了，1945年加入了共產黨，共產黨認為物質是第一性的，思想是第二性的，共產黨是唯物論者，要批判唯心論，不能信神信鬼，也沒有神鬼，在這樣的理論教育下，我也就真信了，認為它們說的對。50年申請過赴朝打仗。後來在內蒙那邊工作，騎的是土匪交回來的馬，速度快，有個性，一次摔下馬來，把眼珠摔出來了，自己用手按進去的。那時候的天比現在冷得多，每年冬天都有被凍死的人，在那種情況下下鄉工作可見苦到什麼程度。
土改
我參加過1946年的土地改革運動，一個村的貧下中農力量小，要組織幾個村的聯合起來鬥倒地主，把地主的房子、土地、家產分給貧下中農。這樣的做法還算一般，到1947年，又搞了土地複查運動，把中農以上的戶又複查了一次，這次也是一個村子發動不起群眾來，力量小，就聯合幾個村的貧下中農進行武鬥，比如有一個不到50戶的村子，對一戶富農六戶中農進行了清算，對他們的家長進行捆綁吊打、烙鐵烙，這樣一來有的跑掉，有的自殺，把他們的財產一搶而空，本村幹部不願意這樣搞，但擋不住外村來的人多、勢力大，只有隨他們亂搞，當時有的村把人活活的打死，有的把人活埋。有一次，兩個男的抓住一個女人一條腿，把那女的給活劈了；還有一個中農跑到山上跳崖自殺。這個時候黨中央由延安遷到阜平縣，聽到這個消息，馬上下令停止殺人，不然的話那人就不知道會死多少了。村幹部就有權處死人。這場運動清算了中農的財產，一點也沒有還，死的人也不管對與不對，也沒給平反，被鬥對象回到家沒有鍋灶、沒有糧食、沒有房門，就只有在空房子裡度日，真是一場浩劫。
互助組
互助組：在1951-52年，剛開始搞互助組有點自願，當時朝鮮戰爭還沒結束，有的青壯年在外當兵，有的已經犧牲，家裏種地確實有困難，當兵的家屬和男光棍們組織起來，地有人種，種地人回到家有飯吃，一個村有一兩個這樣的小型互助組還是可行的。這個時候以單幹為主，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很高，打的糧食也很多，交公糧還得排著隊，一整天都收不完糧食，糧食多得糧庫都放不下。好景不長53年就搞起了大型的互助組，十幾戶或更多的人組成一個互助組，財產按股份入組，後半年接著就組織起合作社，把人們的財產牛、羊、騾馬、農具都作價入社，當時說以後所在社有了富裕再還給本人，可是沒到歸還時間就搞起了高級合作社，社員的財產無代價的歸了公，這下傷害到了農民的積極性，再加上領導生產的必須是貧下中農，有的貧下中農沒有領導生產的經驗，生產瞎指揮，農民們一看過好日子的希望一點都沒有了，從思想深處瀉了勁，自己的財產給了別人，自己的勞力還要別人管，不由自己支配，到了地裡手持農具是個樣，就是不幹活，有膽大的提出退社，鬧事。這個時候，毛澤東說：「這些人是前進道路上的絆腳石，要用專政的方法對待他！」他還說：「共產主義是個新生事物，不能學小腳女人，要大踏步的走。要像小孩學走路，跌了跟斗就要爬起來，算不了什麼！」
三反
1952年在幹部中展開了反貪污、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對懷疑貪污多的人稱之為「大老虎」。發動幹部群眾進行批鬥，發動攻心戰，說不出貪污的事來就說他們不老實，不讓他們休息，對他們實行車輪戰，幹部們分班輪流批判，他們晝夜不停的挨批鬥，不讓他們有任何的喘息機會，真把人整的夠受的，那時國家剛剛解放，窮得叮噹響，哪有什麼財產可以貪污，那時候真是用鹼水洗腸子，已經洗得很淨了，還要搓，只能傷好人，也就是說只能傷害幹部的感情了，這個運動搞了三、四個月就又開始糾偏，被鬥的大部份官復原職，在城市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搞了五反運動(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這個運動和土改、鎮壓反革命運動一樣，死了不少人，實際就是把城市裡的工商戶的財產無代價的收歸國有。商戶的人員成了職工。同時還分開了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農村戶口的只能在農村辦事不能進城，這個制度執行了幾十年。嚴重的制約了經濟發展。
反右
1957年反右派。1957年毛澤東黨中央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讓黨外人士幫助黨整風，對黨提意見，黨外人士和知識份子給黨提了一些意見，由各單位的黨委宣傳部門整理這些材料，斷章取義，找幾句不連貫的話，經過加工，拼湊到一起，說他們是在向黨進攻，定為右派，黨委給各單位分配指標，哪個單位也要報幾名右派，有一個單位領導在自己幹部中找不到右派，把一個勤雜人員的生活缺點報上去了，縣黨委也批成了右派，這樣的右派份子帽子一帶，就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敵人，進監獄、送勞改、批鬥，進行專政，當時全國有200多萬這樣的人，他們在社會上沒有一點地位，不斷的挨群眾批鬥，有的家裏妻離子散，有家不得回；有的有怨氣病死；有的上吊自殺。一直等到毛澤東死後，鄧小平胡耀邦才給右派平了反。這下壓了右派20多年，人一生才有幾個20年，沒有死的也已經老了。
大躍進
1958年大躍進。為了要解決鋼鐵問題，要超英國、趕美國，只有這樣才能搞共產主義，「土法上馬，遍地開花」，各單位、各地區、各角落都建起了土法煉鐵爐，大煉鋼鐵，因為技術落後，煉不出來鐵，就到各戶家裏無代價的找鐵，沒有廢鐵好鐵也是拿，把戶裡的鐵鍬、菜刀、鋤頭、鎬、鍋都統統拿走，放在爐內煉，因為技術不行，把好鐵都煉成了廢鐵疙瘩，又浪費了大量的勞動力，以至大量的農田荒廢。最終這個運動以失敗告終。
在農業上的大躍進，在57年因為提意見把幾百萬人打成右派，58年大躍進，「假、大、空」誰也不敢提意見，膽大的說我這畝產一萬斤，再有的說我這畝產一萬五，並在這個地方召開現場會請各地前來參觀，實際是把幾畝地的莊稼放在一起算，讓人參觀，參觀的人也都知道是假的，但回去後只能模仿照搬，各大報紙也不停的發表文章吹捧祝賀，各地領導官員明知是假，卻說：「對群眾的積極性只能鼓勵表揚，不能洩氣。」就這樣「假、大、空」成了氣候。當時盛傳某某公社已經進入共產主義社會，某某公社向共產主義邁進等，實際當時的群眾到地裡不幹活，集體食堂沒有飯吃。
水同村趙可亦的女人有三個孩子，食堂化時他們一家五口人到食堂打一點飯，根本不夠吃，男人到地裡幹重活，該吃，孩子長身體，該吃，她在家少吃點，再加上食物少，孩子們爭搶著吃，女人吃不上，一頓少吃，二頓少吃，就這樣把一個三十七歲的女人活活餓死了，二十年以後，趙可亦對我說起他女人死的情況他流著淚。
到61年、62年全國餓死幾千萬人，在全國出現大災荒的時候，黨中央把人為的災害說成是三年自然災害，號召人民吃糠、吃野菜，度過荒年。從此後物資十分缺乏，什麼東西都要憑票供應，每人每天八兩糧食，一人一年三尺布票，沒有票買不到肉，沒有票就買不了自行車，樣樣都要用票，但是沒有後門的有票也買不到，票證制度執行了20來年。到後來日本、台灣、韓國、新加坡已經是亞洲的四小龍了，經濟相當發達，但是國內還在困難中。這都是共產黨的獨裁制度造成的。
四清
四清是農村的事，分為「粗四清」和「細四清」。領導認為問題大的，派脫產幹部組成工作隊，駐村專搞，一般的村組織臨時幹部工作。四清工作時，河北省組織了萬人工作隊，進駐到趙縣，分配到每個村都有一個組，整的村裡雞飛狗跳，整的老百姓家徒四壁，其後整個河北省趙縣的人餓死的最多，男人跑東北、西北打工找飯吃，女人帶小孩到附近縣去乞討，好多為了活命只好改嫁給能給供一口飯吃的人。
共產黨把農民當成奴隸了，哪塊地種什麼種多少，都得公社說了算，農民一點自主權也沒有，農民感到日子實在沒法過了，這時候又搞開了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
在人民生活十分困難的情況下，毛澤東不注重發展生產，而是在1966年發動了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他先在學生中發動，讓學生帶上紅袖章，停課鬧革命，到各地串聯，坐車不要錢，吃飯不要錢，（當時的火車汽車都是國家的，飯館也是共有的）這下15、6歲的中學生可以走遍大半個中國。
大概是在1966年的5、6月間，毛澤東在人民日報上登了他的一篇文章，題目是《我的一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意思是炮打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不斷接見紅衛兵，鼓勵他們說：「造反有理，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打爛一個舊世界，建立一個新世界。」學生們的勁上來了，全國學生奔走各地，搞大串聯，這就像乾柴上倒汽油，運動蓬勃發展，全國各地、各單位，廠礦企業、農村都建立了所謂的革命組織，一個單位或一個村因觀點不同建一個或者兩個、多個不同組織，這些組織先把本單位最大的官罷掉，然後組織批判，當官的罪名多數為「走資派」，當時人們稱罷官為：「不管你有棗沒棗，先打三竿」，意思就是不管你有錯沒錯，先拿下來再說。
開群眾大會，罷官、批鬥、帶高帽子遊街、毆打批鬥對象刮十二級颱風，把四類分子、當權派們刮得痛哭流涕，批判毆打跪板凳，坐飛機（兩個人一個人抓批鬥對象一個胳膊往外撇，再有一個人抓住頭髮向後拽，使批鬥對象坐立不能，架勢實在難拿）
被批鬥的對象是吃公家飯的，上午批、下午批、晚上開會批，一天到晚不知批鬥幾次，有的主要領導一批就是5、6年，被批判的人實在忍無可忍，有的盼望早日下令結束運動，有的無心繼續生活，走上自殺的道路，地（主）富（農）反（革命）壞（蛋）右（派）也是主要鬥爭目標。在農村田間地頭批鬥，開會批鬥，也是無心生活，據官方統計，文化大革命期間，光北京被打死的就有1700多人，全國自殺的人數達到20萬人，整個文革期間死亡人數達200萬-700萬人之間，差不多佔當時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一。
學生們回到學校，先罷掉校長，再批鬥教師，不少學生還打罵老師，學校癱瘓了，他們到處發動群眾，搞革命，好多紅衛兵胡作非為，到處亂闖，如破壞墳地內的建築、石碑、石馬街上的牌樓、富人家的古物、盆盆罐罐，廟內的神像都被砸爛，家中的族譜也被燒掉，說這是砸爛舊世界，老實的中國人民眼看著砸自己的心愛之物，焚燒自己的族譜，誰也不敢吱聲。
江青是文革副組長，接見誰時，都說誰是革命的，接見另一派時也說另一派是革命的，接見紅衛兵時不壓住紅衛兵的邪風，反而說他們做的對，助長了他們的囂張氣焰，再加上批判領導時，也有人出來庇護，有鬥的有保的，形成對比矛盾突出，夫妻二人因觀念衝突，各站一派，父母兒女各站一派，脫離關係。這樣由文鬥發展成武鬥，後來搶軍火庫，真刀真槍的打了起來，後來全國很多地方打起了內戰，全國局面失控，在這樣情況下實行了軍管，讓軍隊進駐機關、學校、廠礦等，維持局面，在縣裡武裝部長當了縣委書記，為了維持局面大開殺戒，對於一些道會門的頭頭，或者稍有問題的就殺，一個村一個派的人，提出另一派的人的誰不好，公安就抓人。有一個人被另外一派的人給檢舉了，公安就把那個人抓進監獄了，那個人非常不服，就放大話，說我要是回去了一定要把報我的那個人殺了。他只是放大話並沒有殺人，但是就是因為這句話就被判了死刑立即執行。有一個醫生，有人告他調戲軍屬，其實他並沒有跟軍屬發生什麼，也照樣被判了死刑，被槍決了。還有一個村有一個人說某某是「一貫道」，公安派人去把人抓了，放到拉貨的車殼子上，公安人員去水庫抓魚回來這個人被曝曬、毆打已經死了，沒人賠償，也沒人負責。
小學教師一律回本村任教，有的村教員多的用不清，有的村沒有一個教員，用不清的村教員乾歇著，沒教員的村學生上不成課。
所有的學生可能是半年多沒上課，學生的學習收到了很大的影響，那時候的中學畢業生，和平時的中學畢業生質量相差很高，國家選拔人才不是靠考試，而是靠村裡或單位推薦，這樣有才能有本事的選不上，而是有關係的有後門的走了。那時候一切事務沒有章程，都是隨心所欲，老百姓們說這可是「混鬧二百八」。毛澤東死後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稱這段時間（1966-1976）為「十年動亂」或「十年浩劫」。這十年國家沒有絲毫發展，反而國力受到極大的損害。正所謂「辛辛苦苦三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
迫害法輪功
共產黨在歷史上就是搞鬥爭哲學的，毛澤東說：「要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其樂無窮」。他還說：「人定勝天」。他這種惡性的狂言是有違天意的、不得民心的，法輪功是以真、善、忍為宗旨的，不在利益上與人爭鬥，要求修煉的人一忍再忍，忍無可忍還要忍，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做到無私無我、先他後我，對這樣的好人惡黨還竟稱邪教，99年7月20號在全國開展了大鎮壓。江澤民說三個月消滅法輪功，為對付修煉者，他成立了610辦公室，權力高於各層領導機關，他們動用了國庫的資金，調動了公檢法的專政機關，對法輪功動用幾十種刑法，無人道的迫害，死亡三、四千人，監獄判刑、勞動教養、洗腦毒害，或割掉大法弟子器官，共達幾十萬人，遭到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反對，惡黨還動用報紙、電台、電視台給法輪功進行造假陷害，對法輪功的鎮壓是無道理無人性的。
我是從道理上信了法輪大法的，他提高了我的信心，淨化了我的心靈，改變了我的身體，增強了修煉大法、一切為大法的決心。99年7月20號以前在我家是當地的大法煉功點，每天有20多個機關幹部在我家門前的大街上煉功，我每天給他們拿機子放音響，還給煉靜功的人做墊子，到各處放錄像片弘法。7.20以後我們老倆口沒有中斷過修煉大法和煉功，惡黨召開十六大時，破壞了不少資料點，我們這裡的學員很少看到大法的資料，我買了電腦和打印機在同修的幫助下，我這個80來歲的人很快學會了上網看明慧網的文章，師父的經文，不斷的下載有關文章和明慧週刊週報，供應著幾個煉功點的資料。我和老伴一塊出外發真相的資料，我老伴也80多歲了，我為弘揚大法出錢出力，老伴都很支持我。我有時外出100多里到農村發資料、講真相、勸三退，我勸退了三個處級幹部，三個科局級幹部，兩個村支書退黨，還勸一個公安局副局長退黨，還有許多一般黨員。過去我一心為革命，現在我一心為大法。
我們一大家子有三十多口人，有做行政領導的，有幹事業的，我家有十來個大學生，還有一個出國留學的，因為我們老倆口學法，所以全家受益，現在各家大人孩子身體都好，生活也比較美滿，因為我們學法後，身體好、精神好，能容忍他們、調解他們、幫助他們，所以我們全家和和美美，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孩子們看到我們倆身體好、變化大，他們都很感謝大法，在過年過節吃團圓飯時，總是最先舉杯說法輪大法好。
這是有識者從內心發出的聲音，這是用武力鎮壓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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