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茶葉貿易由於中央榨取，地方搜括，結果，只會使「私販益起」。大中初年，裴休任鹽鐵使，針對當時茶稅混亂的情況，立茶法十二條，嚴禁私自販運和銷售茶葉。如規定「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論死；長引羣旅茶雖少，皆死；雇載三犯至五百斤，居舍僧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園戶私鬻百斤以上杖脊，三犯加重徭；伐園失業者，刺史縣令以縱私鹽論。」對於這樣一個苛法，頒行後減少了私茶，官府增加了稅收，百姓也「人以為便」；所以，至此唐代茶葉的稅法，纔相對穩定一些。 茶葉從不稅到稅，除反映其時茶葉生產、貿易的發展以外，它雖然是強加於園戶、茶商和廣大消費者的一種沉重負擔，但另一方面，同時也說明這時的茶業，也已成為國家賦稅所依的一種重要的杜會生產事業了。
由於唐代廣徵各地名茶，貢焙的貢額也不斷增多，宮廷中茶貨積存也多，於是茶在朝中如︽苕溪漁隱叢話︾所載，顧渚紫笋「每歲以清明日貢到，先薦宗廟，然後分賜近臣」；開始又出現了皇帝以茶賜勳戚重臣，以示恩信的一種習慣和制度。
如「咸通九年(八六八年)，同昌公主出降，宅於廣化里，上每賜御饌湯物。‥‥其茶則綠華紫英之號。」分賜臣僚的例子很多，這裏可以劉禹錫二張代寫的謝賜茶表為例。其一是代武中丞所書:「中使竇國宴奉宣聖旨，賜臣新茶一斤。‥‥恭承慶賜，跪啟緘封。伏以方隅入貢，採擷至珍，自遠貢來，以新為貴；…既茶凡口，倍切丹心，無任。」另一份寫說：「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新茶一斤，猥沐深恩。‥‥伏以貢自外方，珍珠眾品；‥‥實慚於虛受，無任。」這種由皇帝遣官宦專賜，臣下得茶後上表申謝的頒賜茶葉之風，在唐代後期至宋代的一個很長時期裏，幾乎流為上層杜會的一種隆重禮遇。十分明顯，一日茶葉成為杜會的一種重要文化，帝王將相自然也就會用之作為維護和鞏固其統治的一策了。唐代頒賜茶葉的主要對象是近臣，但高僧名儒，戍邊將士和其他各色人等，也都可因各種原因而獲得頒賜。如韓翃為《田神玉謝茶表》載：「臣某言，中使至，伏奉手詔，兼賜臣一千五百串，令臣分給將士以下。聖慈曲被，戴荷無階。」等等。
王室對臣下，表現為賜茶，反映在杜會一般民眾之中，則為相互餽贈；兩者比較而言，民間相互餽贈茶葉的風氣，比賜茶出現的時間更早。如大詩人李白，就留有一首《答族姪僧中孚贈玉泉仙人掌茶詩》，表明社會上在李白之前，特別在士人中間，贈茶酬詩和以詩謝寄的風氣，就相當普遍了。及至唐代中期和後期，如白居易《蕭員外寄新蜀茶》、《謝李六郎寄新蜀茶》，柳宗元《巽上人以竹間自採新茶見贈》等寄答茶葉的詩作，在《全唐詩》中，就隨處可見，更是舉不勝舉了。（完）
本文取得授權於 文津出版社《中國茶酒文化史》(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