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成了问题，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文件上印着，报纸上写着，电视里播着，大家都这样说着，不容你不接受。
但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农民本不是问题，而是历史进步的功臣，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应该受到全民尊敬和礼拜的群体。
因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第二次革命”改革的成功，无法离开几代农民的倾力支持和默默奉献。中国革命史已经不言自明，单说近20年来的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韧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直接推动了改革的巨轮和国家的繁荣。成千上万涌入城市而遭到种种歧视和不公平待遇的民工，大都干着最脏、最差、城市人宁愿下岗也不愿干的活计，为城市的日新月异付出了极为廉价的劳动力。一组披露于《经济日报》的数据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从1993年起，农村各部门创造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一半以上，对全国GDP的贡献已超过城市，工业增加值的将近一半也来自并非国家投资的由农民自己开办的乡镇企业。在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7.8%中，农村贡献了5.47个百分点，贡献份额为70.1%。
与农民所作的巨大贡献相反，农民增收困难重重，经济状况不佳，得到的和付出的不成正比，成了问题缠身的一族。据统计，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连续4年下降，去年仅比上年增长2%，为4年来的增幅最低。之所以农民还有一点儿增收，靠的是外出打工的血汗钱和乡镇二三产业的收入，如果排除这一块，近几年农民始终是减收。农村市场一度萎缩，农民购买力占全国的比重由80年代中期的53%以上下滑到目前的38%，即占人口总数70%的农民消费总额比不上占人口总数30%的城市居民。尤其是，全国还有以千万计的农民尚未解决温饱或者初步解决但不稳定，他们集中分布在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牧区、边疆地区，并存在严重的返贫现象。
由此不难看出，农民的口袋并不鼓胀，甚至干瘪，但负担依然很重，这又是一个沉甸甸的问题。虽然减轻农民负担的呼声响彻云霄，也看到诸多减负的政策和措施，但由农民负担这一问题引发的问题一直绵延不断。略举两个案例，去年底，江西省的有关部门“不惜一切代价”，收缴一本旨在宣传中央减轻农民负担政策的《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手册》，公然剥夺农民的政策知情权，对农民施展现代愚民术。福建省仙游县榜头镇农民林清年对自家只有6口人，而要求交纳9口人的税费不理解，就被镇干部按倒在地，家中的电视机、衣柜及镜框等物被砸坏，一扇大门被卸下意欲放火烧掉，经人劝住才罢手。12月28日，林清年筹集不到钱，与妻子一起服下毒药，林清年命赴黄泉，其妻经抢救脱险。这两个案例，一个是农民想减轻负担，一个是减轻不了负担，结果都在不让农民减轻负担中的压力中将问题严重化，将矛盾尖锐化。
当前，尽管农民问题可以说重视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农民已勿庸置疑地成为当代社会的弱势群体。除了上述的减收、负担重之外，农民在政策性上没有医保、没有住房补贴、没有公休日、没有工资福利等待遇享受，其社会地位处于真正的底层。“农民苦，农村穷”，苦和穷的阴影推不开，卸不掉。所以，有高贵的人动不动骂农民“浅陋”、“没用”、“蠢昧”、“盲流”，有幽默的人在开骂时竟然以“某某简直是农民”以表达心中的鄙视和愤慨。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农民终于成了问题，而且不是某一乡、某一县、某一省的，而是普遍的。造成这个问题的根子不在于农民自身，依笔者见，就是长期以来“城乡分治”的“二元化”社会体制。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这种体制，使得国家对城市和农民分而治之，差别对待，实行两种政策和管理手段，对城市、城市人是一套，对农村、农民是一套。为什么农民总希望跳出“农门”？为什么农民生的子女只能是农民身份，而城市人的子女可以世袭城市人的身份？为什么城市中的国家公务员有财政供养，而乡镇干部需要农民来负担？为什么有无法计算的强加于农民身上的种种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为什么农民的贡献超过城市，其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教育条件等远不如城市人？为什么对农民有那么多根深蒂固的偏见和不平等的“非国民待遇”？这都不是农民自找的，都能够从“城乡分治”的“二元化”体制弊端中找到注解。
想必解决农民问题必须深化改革，从源头上治理，在政策和体制上下功夫，这不是一年、两年，而需要较长时间。而打破“城乡分治”的坚冰，让农民享有事实上的平等和公正，则是必然之途，不然，农民问题大概总是既伤脑筋又伤心的问题。
－－转自千龙网
相关文章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