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成了問題，這是千真万确的事。文件上印著，報紙上寫著，電視里播著，大家都這樣說著，不容你不接受。
但歷史和實踐告訴我們，農民本不是問題，而是歷史進步的功臣，是社會發展的動力，是應該受到全民尊敬和禮拜的群体。
因為中國革命的胜利和“第二次革命”改革的成功，無法离開几代農民的傾力支持和默默奉獻。中國革命史已經不言自明，單說近20年來的改革，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發韌和鄉鎮企業的异軍突起，直接推動了改革的巨輪和國家的繁榮。成千上万涌入城市而遭到种种歧視和不公平待遇的民工，大都干著最臟、最差、城市人宁愿下崗也不愿干的活計，為城市的日新月异付出了极為廉价的勞動力。一組披露于《經濟日報》的數据雄辯地說明了這一點：從1993年起，農村各部門創造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一半以上，對全國GDP的貢獻已超過城市，工業增加值的將近一半也來自并非國家投資的由農民自己開辦的鄉鎮企業。在1998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7.8%中，農村貢獻了5.47個百分點，貢獻份額為70.1%。
与農民所作的巨大貢獻相反，農民增收困難重重，經濟狀況不佳，得到的和付出的不成正比，成了問題纏身的一族。据統計，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幅連續4年下降，去年僅比上年增長2%，為4年來的增幅最低。之所以農民還有一點儿增收，靠的是外出打工的血汗錢和鄉鎮二三產業的收入，如果排除這一塊，近几年農民始終是減收。農村市場一度萎縮，農民購買力占全國的比重由80年代中期的53%以上下滑到目前的38%，即占人口總數70%的農民消費總額比不上占人口總數30%的城市居民。尤其是，全國還有以千万計的農民尚未解決溫飽或者初步解決但不穩定，他們集中分布在革命老區、少數民族地區、牧區、邊疆地區，并存在嚴重的返貧現象。
由此不難看出，農民的口袋并不鼓脹，甚至干癟，但負擔依然很重，這又是一個沉甸甸的問題。雖然減輕農民負擔的呼聲響徹云霄，也看到諸多減負的政策和措施，但由農民負擔這一問題引發的問題一直綿延不斷。略舉兩個案例，去年底，江西省的有關部門“不惜一切代价”，收繳一本旨在宣傳中央減輕農民負擔政策的《減輕農民負擔工作手冊》，公然剝奪農民的政策知情權，對農民施展現代愚民術。福建省仙游縣榜頭鎮農民林清年對自家只有6口人，而要求交納9口人的稅費不理解，就被鎮干部按倒在地，家中的電視机、衣柜及鏡框等物被砸坏，一扇大門被卸下意欲放火燒掉，經人勸住才罷手。12月28日，林清年籌集不到錢，与妻子一起服下毒藥，林清年命赴黃泉，其妻經搶救脫險。這兩個案例，一個是農民想減輕負擔，一個是減輕不了負擔，結果都在不讓農民減輕負擔中的壓力中將問題嚴重化，將矛盾尖銳化。
當前，盡管農民問題可以說重視到了無以复加的程度，但農民已勿庸置疑地成為當代社會的弱勢群体。除了上述的減收、負擔重之外，農民在政策性上沒有醫保、沒有住房補貼、沒有公休日、沒有工資福利等待遇享受，其社會地位處于真正的底層。“農民苦，農村窮”，苦和窮的陰影推不開，卸不掉。所以，有高貴的人動不動罵農民“淺陋”、“沒用”、“蠢昧”、“盲流”，有幽默的人在開罵時竟然以“某某簡直是農民”以表達心中的鄙視和憤慨。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農民終于成了問題，而且不是某一鄉、某一縣、某一省的，而是普遍的。造成這個問題的根子不在于農民自身，依筆者見，就是長期以來“城鄉分治”的“二元化”社會体制。計划經濟條件下形成的這种体制，使得國家對城市和農民分而治之，差別對待，實行兩种政策和管理手段，對城市、城市人是一套，對農村、農民是一套。為什么農民總希望跳出“農門”？為什么農民生的子女只能是農民身份，而城市人的子女可以世襲城市人的身份？為什么城市中的國家公務員有財政供養，而鄉鎮干部需要農民來負擔？為什么有無法計算的強加于農民身上的种种亂收費、亂攤派、亂集資？為什么農民的貢獻超過城市，其經濟收入、社會地位、教育條件等遠不如城市人？為什么對農民有那么多根深蒂固的偏見和不平等的“非國民待遇”？這都不是農民自找的，都能夠從“城鄉分治”的“二元化”体制弊端中找到注解。
想必解決農民問題必須深化改革，從源頭上治理，在政策和体制上下功夫，這不是一年、兩年，而需要較長時間。而打破“城鄉分治”的堅冰，讓農民享有事實上的平等和公正，則是必然之途，不然，農民問題大概總是既傷腦筋又傷心的問題。
－－轉自千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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