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顿珠多杰: 每年的三月十日是西藏人民反抗中共武装入侵纪念日。42年前的三月十日，在西藏首都拉萨发生了西藏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人民自发反抗中共入侵的运动。当时，在外界根本无法知道的情况下，中共军队无情地血腥镇压了那场反抗。除了中共自己，无人知道确切的死亡人数。可是，拉萨居民几乎每一家都有人死在那场屠杀中。自那以后，流亡在外的西藏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以各种方式纪念这一天。而且，在纪念日那天，现流亡在印度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还发表每年一度的官方性质的声明。下面就是达赖喇嘛今年的《“三．一○”声明》的全文。 ）
中共入侵西藏已有50多年了。自1959年西藏人开始过难民生活以来，也有40多年了。虽然在这段西藏历史上最黑暗、最艰难时期，我们西藏的三代人经历了极其严峻的艰难与困苦，但是，西藏仍然没有消失。
不管中国政府承认与否，全世界人民已清楚地了解到了包括“西藏自治区”在内的整个西藏范围内都面临着严重的困难。正如第10世班禅喇嘛在1962年给中国政府的《十万言上书》里清楚地描述了当时全西藏范围内面临的艰难困苦。在那之后，局势在某些方面有了一些改善。但总的西藏局势，仍然处于危机困苦之中。西藏问题已成为中国政府在国际舞台上不光彩的原因之一，也是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定团结的一个因素。
中国政府继续宣传西藏局势一片大好。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为什么中国政府不敢把西藏完全开放给世界、让外国人在没有官方限制的情况下自由地参观、了解呢？为什么总以“国家机密”为由，不敢公开西藏境内的真实的情况给世人呢？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武装警察和监狱在西藏呢？如果绝大多数西藏人对西藏目前的状况完全心满意足的话，我为西藏问题呼吁是没有理由和根据的。我也不愿意这样做。遗憾的是，中国政府不仅不听西藏人的意愿，而且，给发表意见的西藏人加以“反革命”的罪名逮捕入狱。他们根本没有说实话的机会和权利。
假如，西藏人民有真正的幸福，那中国政府在给西藏人投票表决自己的前途的机会上，就不应该会有困难。
目前，一些非官方组织提出要在西藏进行公民表决。这些组织认为：“一次性彻底解决西藏问题的最佳方法，是给西藏境内的西藏人以自由、民主的投票方式选择自己前途的机会。给西藏人表达真实意愿的机会和自决自主的权利。”我也一贯主张西藏未来的前途最终由西藏人民自己来决定。我完全拥护通过民主的公民表决方式产生的结果。
西藏的斗争，并不是关心到我个人的前途地位的斗争。这是关心到600万西藏人的自由和基本的权利和保护自己的文化及生态环境的斗争。
早在1969年，我就明确提出，具有300多年历史的达赖喇嘛传承制度是否继续下去，也应该由西藏人民自己来决定。1962年发布的、关于西藏未来政治前途方针的官方文件中，也明确表明：将来有一天，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的自由下回到西藏时，我将不再在西藏政府内担任任何职务。
我始终相信，未来的西藏政府将是一个没有宗教倾向的民主政府。我坚信，境内外的西藏人没有一个希望复辟旧西藏社会制度。
我本人早就意识到改革西藏政治制度的必要性，并在西藏处于极端困难的政治条件下开始了政治改革。流亡到了国外，我始终鼓励流亡藏人走民主道路。现在，西藏难民社会已经成了目前世界上少数几个具备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民主机制的难民社会之一。从今年开始，它将对选举内阁首席部长的方式进行较大的改革，加强了民主成分。我将把难民社会日常事务转交给经过选举产生的首席部长和西藏人民议会。然而，在西藏问题得到解决之前，我将继续寻求与中国领导人就西藏问题进行和谈，并继续作一个西藏人民的自由代言人。我认为，这是我对600万西藏人应尽的责任。西藏人民对我的极大的信任，更增加了我内心的责任感。
历史上，西藏和中国之间的实际关系，远比中国官员们所简单陈述的复杂得多。西藏具有一个独特的历史地位而独立存在了超过两千年的这一事实，是不能不承认的。历史就是历史。过去的事情是谁也无法改变的。西藏在历史上的实际地位如何，最好让历史学家和法律专家来评定。不管历史怎样，我在考虑西藏的未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代领导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胡耀邦等，也都承认西藏的独特性及其特殊地位。最好的例子是，1951年西藏和中国之间签订的首次具有一国两制性质的《十七条协议》。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和中国的任何一个省或领地，签订过类似的协议。《协议》中，中国政府保证尊重西藏独特的性质。
可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政府在统治西藏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所实行的却是一种压?F策。这是由于统治者的缺乏信心和疑虑，他们的傲慢和对西藏独特的文化、历史、以及民族性质的缺乏了解和尊重所至。
那么，西藏现在局势的特殊性就是：最贫困，压迫最深。中国内地削弱极左政策的影响已有很长的时间，但在西藏，它仍然实行极左的高压政策。作为一个信仰非暴力、友好、合作者，我自始至终为避免流血冲突、寻求和平道路而努力。我对中国和中国人民以及它的悠久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非常敬佩。我坚信双方本着勇敢大度的精神、高瞻远瞩的智慧，西藏和中国之间是能够建立起一个相互尊重、友好互利的关系的。基于这些，我为西藏的自由而奋斗的立场，是为西藏人民争取一个名副其实的自治。目前，尽管中国政府加强了对我个人的指责，西藏的局势也日益恶化，但我提出的“折中”方针，是没有改变。我深信这一立场能够满足西藏人民的意愿，也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稳定与统一。
过去的20年里，西藏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时好时坏：有时满怀希望和信心，有时却充满失望。
去年7月份，我的长兄嘉洛顿珠以私人身份再次访问北京时，收到一封中国统战部转来的信。信中重申中国领导人与我接触的公开的立场。在这之后的9月份，我们和在新德里的中国大使馆进行接触，表明要将一份详细记录我就西藏问题的想法的备忘录交给中国领导人，并指出，为了说明其内容和商讨，我们准备派遣我的代表到北京。
当时，我希望能够找到一条根据实际情况解决西藏问题的途径，并向中国政府说明，如果双方面对面地直接接触谈话，就会消除各自的误解、疑惑。这样就一定能够很容易地找到一条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问题的途径。然而，迄今为止，中国政府没有回应我的提议。自1979年到1985年间，中国政府先后6次接受我的代表。可是，这一次采取拖延或回避的方法。这说明中国政府对西藏问题的态度强硬化和在政治上已没有解决西藏问题的诚意。
现在的中国领导们所执行的强硬路线，并不能改变我们以非暴力方式争取自由和和平的精神。在这面对艰难困苦的时刻，全体西藏人民要有持之以恒的精神和坚定的信念，是非常重要的。我坚信会有一天，中国政府不得不面对现实，就西藏问题进行和谈。因为，除此之外，西藏或中国都没有别的选择。
从目前在西藏执行的、更加严酷的镇压手段，以及大肆破坏自然环境，大批汉人移民西藏从而使西藏的特色逐渐消失，文化正在衰亡等令人担忧的局势来看，似乎西藏问题得到合理的解决的希望渺茫。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西藏问题和中国局势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如何强大，毕竟还是这世界的一部分。而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是：交通、信息日趋便利，向更加开放、自由、民主、尊重人权的方向发展。
中国也在变化。最终，它也会不可避免地走上正义、自由的轨道。中国知识份子和那些有识之士为主的、觉悟了的中国人中间，关心西藏问题、甚至同情西藏问题的人越来越多。这是增强我们信心的很大力量。如上所述，由于西藏境内的局势仍然严峻，中国政府就西藏问题不接受和谈，批评我主张的折中路线的人越来越多。我是欢迎人们有持不同的政治观点权利的。有人坚持主张争取恢复西藏的完全独立。有的批评我主张的路线使西藏人内部不和，产生怀疑与混乱。
我清楚知道这种批评越来越大的原因。我所提出的折中路线，没能得到中国政府的有效回应，而很多西藏人坚信争取独立是历史赋予的合法权利。我坚决反对我们依靠暴力斗争来争取自由。除此之外，我尊重人民的商讨、寻求其它政治途径的权利。
借此机会，我向所有支持西藏事务的国家政府和议会议员、非官方组织、各宗教派别、以及很多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向支持西藏正义事业的很多汉族同胞表示感谢。特别是40多年来给予我们无比的支持和帮助的印度政府和人民，我谨代表西藏人民表示衷心感谢。
最后，我向所有为自由西藏贡献了生命和正在贡献生命的男女烈士致以崇高的敬意；为我们的人民早日脱离苦海祈祷；同时，借此机会向争取中国自由、民主而作出重大牺牲的中国的英雄们表示赞赏。
于藏历17绕琼，铁龙年1月16日公元2001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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